这样的表现一看就是从国外归来不旧还不适应国内生活方式的朋友。这种不适应不仅仅发生在生活的小细节更多是在于价值观的差异上。

在国外你可以是一天只工作三四个小时的修理工；早早就嫁人做家庭主妇的年轻妇女；还有只想要经营好自己的农场，每周有啤酒可喝，每年有球看就满足了的农民...

这样“岁月静好”的人生，在西方很普遍，但在中国，如果你说你想开一个小卖部“岁月静好”，那下一秒就会被鄙视为“胸无大志”。

国人的观念中不容许你留在社会的“底层”。你必须在“该”结婚的年龄结婚，不然就是不正常，必须在“该”生孩子的年龄生孩子，不然你就是自私。如果你有高学历但是只愿意做一个平凡的农夫就会被鄙视。

最近，一名在国内生活多年，最终却选择回国发展的华人回国后就遇到了种种冲击和不适应。

在欧洲生活多年，认识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们中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30多岁的“中年人”，年龄只是数字，不存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的所谓规范，而婚姻亦只是选项，并非人生的“标配”，一切都不应偏离那个终极的召唤：我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一切都是围绕“我”发生的，“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决策、行动。最重要的是，没人会来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你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冷暖自知。

可一回国，这种“边界”消失了，身边出跳出无数嗡嗡作响的声音试图占领你的头脑、争夺对你生活意义的阐释权。

在国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是个“少数派”，被外界一次次置入“框架”中去审视和评判（judge），虽不至于说价值观动摇，却也在精神上跟外界反复地对照、拉扯与冲突中，耗费掉了大量的心力和激情。

但在欧洲，完全不存在“跟外界对抗”、“守住自我”这些防守环节，一切都是打开式的，不管你做37岁的单身青年还是文学女博士，没人有兴趣评判。

在国内，主流社会存在着根本性的实用主义和现世主义倾向，就是了除了能够带来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实际事务，世间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价值值得追求，如审美、情感、体验、意义。一个例子就是，所有家长都让孩子去学金融、理科，千万别学文科、艺术。

这种绝对、单一的价值系统，否认个体有自我定位、自我阐释的权利。

如果你能够挣得十分，就不应该只要五分，不要问代价是什么，不要计较开不开心；只要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就像个怪物，会活得很惨。

而在欧洲的沙龙聚会上，大家通常对艺术家、作家、学者、设计师、记者等职业颇有好感，因为这些似乎是需要创造力、“不是谁都能干”的一个行当。

自己在欧洲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遍布各个行业，有做设计的、管理仓库的、在酒吧调酒的、开纹身店的、做程序员的、在公司做行政的，当然还有做金融的和无所事事的，没人关心对方在各自行业里的成就、前景和收入，大家都随意地聚在一起分享时间、见闻和笑话。

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从事着我们看来很“平庸”的工作。可他们都幽默聪明，活得开阔自由。

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对他们正在从事的职业抱持着真挚的热情，都从中发现了无尽的价值和意义感——无论是利他、快乐、自由还是个人成长。

当欧洲30岁上下的年轻人还在恋爱、换工作、旅行和探索自我时，国内的同龄人却终日活在焦虑和忧惧中，担心房子供不下去、换不了新车、孩子上不了名牌小学、职位有天被更年轻的世代或机器人取代。

而换成国内，从事一些“不那么挣钱”的职业，就会被当做“社会底层”。

成为底层会怎样呢？会被歧视、侮辱和践踏。

在欧洲，你大可选择做一个快乐自由的普通人；但在国内，连所谓中产精英们都有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生怕脚下一滑掉落了阶层。

自己一位远房亲戚，夫妻二人在上海有两套房、刚换了新车、小孩进了市中心的公立幼儿园，月费200块。可他们仍纠结而不安地活着，比如好友去美国生了第二胎，比如是否刚把孩子送进月费一万的国际幼儿园—— 已经跟孩子无关了，纯粹是成人世界的“明争暗比”。我过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好。

而欧洲人本能地从“我”出发，崇尚参差多态的幸福路径，而国人的意义和幸福感似乎都仰赖于外界的认证和比较——“我”不是目的，而是被审视的对象；“过得好”不是一种内心的感受，而是能否跟大多数人一样，最好还能形成碾压性的优势。

价值观差异，这就是很多华人选择留着国外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