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起，要崩溃了！”一边是移民中介迟迟不退款，一边是朋友催促还钱。L落泪告诉记者，中介提议她帮助寻找“商婚”对象，以“交换”退钱。

分文不取办签证 “是朋友就帮帮忙”

时间倒推至去年5月，事情起源于一则签证广告。

L在悉尼已经生活了近10年。去年5月，她在一份澳洲中文报纸中，看见了一则移民中介发布的广告。

（图片来源：网络）

“不需要任何技能，不需要英语，给2年工作签证，帮你找雇主，还可以带家属。”提起2年前广告上的内容，她仍历历在目。

L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在悉尼生活。平日里，她会帮朋友代购澳洲产品。代购过程中，L认识了不少微信好友，因为互相信任，大家关系很不错。A、B两位先生就是其二。

二人得知有此签证后，希望借此来澳洲打工，便委托L帮忙跑腿。

（图片来源：网络）

“大家都像朋友一样，我就帮帮忙吧。”L这样回应帮忙的初衷。她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在中间赚取一分钱的差价。

这个说法，得到了朋友N的佐证。N说，L是个很热心、善良的人。

办培训签来澳工作？“英语不好信任他”

很快，L拨打了广告上的联系电话，并到该移民中介了解详情。

这家名为B***的中介公司位于悉尼内西区。一名叫T的华男员工做接待，并介绍了韩裔老板K女士给她认识。

除了广告内容外，两人还表示，这类签证与已被取消的457临时工作签证相类似，但发放时间有限，如果成功申请，每人总共需花费7500澳元。

“可能一年半载就不发放了，大家都挺着急的。”L向记者转述了两人的话。

去年5月下旬，L分别为A、B两人各交了2000澳元订金。

L为A、B二人各代交2000澳元订金（图片来源：今日澳洲）

吊诡的是，根据合同和收据，L代办的是407签证。

公开资料显示，407为培训与研究签证，允许申请人在澳洲临时居留、参与职业培训或专业发展项目，但不适合赴澳工作的申请人。这与移民中介的宣传“可工作2年”有很大出入。

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如此破绽？“我英语不好，而且当时很信任T。”L坦言。陪伴接受采访的朋友N也表示，因为语言问题，后期都由英语较好的她帮助维权。

钱交完，中介却在“开会”避而不见

约2个月后，即去年7月中旬，L收到了中介的电话，表示已经为2位申请人找到了合适的雇主。

“在餐厅打工，地点就在City，按澳洲最低工资来算。”L回忆，K只是介绍了雇主的大概情况，并没有提供具体信息。

按照合约，确定雇主后，申请人需要再付4000澳元。期间，B因个人原因取消申请，另一朋友C先生取而代之。

去年9月17日，在收齐各种资料后，L又为2名申请者各交了最后一笔1500澳元费用。

至此，她为A、C两人各代交了7500澳元，一共15000澳元。这些钱都是朋友先转给L，再由她代交给移民中介。

至去年9月，L又为2人代交了11000澳元（图片来源：今日澳洲）

“让我等3个月，说之后就有结果。”历经4个月的跑腿，眼见即将大功告成，L士很高兴，希望3个月后就能为朋友带来好消息。

然而，这一等，就是将近一年。

“我打电话过去，说在‘Meeting’（开会），我去办公室找，也说在‘Meeting’。”L说，此后，她曾多次联系T和K，但对方均大都以“在开会”、“一会儿给你打过去”等理由搪塞，避而不谈、不见。

她带孩子海边自杀,“压力很大，要崩溃了”

移民中介开始避而不见后，L经历了一段相当黑暗的日子。

“整整一个礼拜没睡觉，总是自言自语，张嘴就骂人。”提起去年10月前后的L，朋友N很是心痛。

“15000对我来说是个大数啊，我什么时候才能赚回来？”L有些哆嗦地说，“感觉被骗了，朋友一遍遍地催，我压力很大，要崩溃了。”

那段时间，因为精神极度紧张，L一看到朋友催促，一谈到警察、K等相关话题，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发抖。

正在与L协商退款事宜的K（图片来源：供图）

自始至终，L没有向家人坦白自己的遭遇。面对朋友的催促，她唯有不断地以“再等一等”来拖延。

“去年10月的一天，我带着2个孩子到海边……想自杀……”提起这段经历，L无法控制情绪，泪珠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采访中，她眼神涣散，右手大拇指也不由自主地发抖。

当时，一双子女尚年幼，根本不知道妈妈带着他们走向大海意味着什么。幸运的是，尚存的最后一丝理性 ，把L从海水中“拉”了回来，“孩子还那么小，那么可怜。”

去年10月末，见妈妈明显不对劲，念小学的儿子拨打了急救电话，L被送往一所精神卫生机构。

“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治疗了6周。”L说，至接受采访时，她仍要每月打一次抗抑郁针。

只承诺退2/3，剩余$5000“商婚来换”

“你最近忙吗？不忙就来帮我一下吧。”今年6月，N接到了L的求助。

再次相见，N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眼神呆滞、说话不连贯、反应缓慢的人，是印象中那个爱笑又活泼的老朋友。

“她很明白，我也明白，这就是被骗了。”听L讲述了前因后果后，N决定帮她追讨回这15000澳元。

6月27日，在N的陪同下，L再一次来到了B公司。按照K的说法，中介为A、C二人各申请了2次，可是都失败了。

“你们申请的案例号呢？” N说，她当场质疑中介根本没有申请。面对这个问题，对方并没有回答，“他们说，‘你不要说话’。”

当日，双方并没有谈出结果。

2天后，他们再次来到该中介。这一次，K同意退款10000澳元，并提供了一纸凭证，承诺在7月8日、15日两日退清。“但另外5000澳元，她不承认。” N气愤地说。

K承诺退还10000澳元（图片来源：今日澳洲）

记者发现，L提供的5000澳元收据，并没有像其他一样盖上了公司章，且付款人并非L的名字，而是写上了“Yi”。L解释，这应该是对方随意写的，自己英语不好，当时也没有留意到。

N告诉记者，也许看L真的很可怜，当日，K提到她有两个商婚的韩国顾客，如果L能找到2个愿意商婚、帮顾客拿到澳洲身份的朋友，她愿意退剩余的5000澳元。

“K很明白这5000元是收了，就是不肯给回我们！” N无奈地说。

追讨多次只退$1000，“不可以这样欺负人”

7月8日一早，N给K拨打电话，让对方先退一部分钱。

“她说在睡觉，今天不能见我，我一听脑袋就大了！” N说，对方支支吾吾，也没说没有钱，只说不能见她。

见K耍赖，N直接到Redfern警局报警。在警方的介入下，K当场再次承诺，将于7月12日给部分钱。

N称，7月8日，K并没有按照约定退款（图片来源：供图）

面对K的耍赖，N选择报警（图片来源：今日澳洲）

“转眼离开警局，K给我电话，问我为什么找警察。我再打电话过去，她就不接了。” N说，此后，K不再理会她的电话和短信了。

直到7月15日，L和大女儿、N再次到B公司要求退款。期间，N被要求离开谈话的会议室。

L介绍，当日，K仅给她退了1000澳元现金，并给了她与大女儿每人一张50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李女士收到了1000澳元和50元购物卡（图片来源：今日澳洲）

当天，大女儿选择报警。在警方的干预下，K答应一周后再退3000澳元。可和此前一样，一周后，她并没有联系对方。至此，L才开始寻求法律援助。

“不可以这样欺负她们母女，她（L）已经很可怜了。” N说。

L坦言，她一直没有将实情告诉国内的2位朋友，只等钱退回来后，立即把钱还给她们，“我说还没办下来，再等一等，但他们都说不办了，让我退钱。”

“15000澳元啊，我啥时候才能赚回来？”L低下头说，“如果要不回来，不知道哪天会不会崩溃。”

早在一个多月前，今日澳洲记者曾不止一次向K发送邮件，希望得到其回应，但至今如石沉大海。

对于L的遭遇，你怎么看？欢迎在文后留言并提供中肯建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