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时语，系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政治评论员、知名国际问题专家。原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进入新世纪的美国，最主要的社会趋势和危机，是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增大，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无论民主党自由派还是共和党保守派，都拿这个作为政治议题，而开出各自的药方。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不管历届政府使出各种解数，这一社会分化问题有增无减，促使美国朝野各派不断争辩这个问题的根源。

基尼系数 (Gini Index) 是显示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分配的系数。当系数为零时，表明大家在财富分配上完全平等；当系数为1时，表明财富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或一类人手里。 

最新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却为美国的两极分化找到一个颇为出人意料的原因：都该怪罪焦大不爱林妹妹！这当然是我的山寨版演绎。

严格的学术名词，是选择性婚配（assortative mating）。再通俗一点的说法，是因为“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王八结亲家”。

从最有权势的美国人说起吧。

奥巴马夫妇，双双是双料常春藤产品——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本科，再加哈佛法学院博士。

克林顿夫妇，两人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同窗，两人唯一的掌上明珠切尔西，招的夫婿是自己的斯坦福大学同窗。

前些年因《虎妈战歌》一书出名的华裔女强人蔡美儿，嫁的是犹太夫婿，夫妻两人都是哈佛本科毕业，目前同在耶鲁法学院任教。

这些例子，反映的便是社会学上的“选择性婚配”。当然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事物，“门当户对”是四海皆有的婚配原则，为古今中外很多社会文化所遵循，尤其是社会上层，欧美更不例外。

苦等了大半辈子王位的英国王储查尔斯一娶再娶，都是贵族大家闺秀。其长子威廉王子两年前“下娶”虽有百万英镑家产但是没有贵族头衔的平民小姐，算是英国王族史上的首次例外。

选择性婚配与“阶级世袭”

但美国的选择性婚配现象，并非旧欧洲的贵族平民鸿沟，而是男女结合对象日益来自相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尤其是“同等学历”。

几年前，布鲁金斯研究院和《经济学家》周刊都曾经专门研究和介绍美国“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女彼此娶嫁的上升趋势”，而大学毕业生尤其名牌大学毕业生与低教育配偶结为连理的情况日益稀少。

一个通俗的例子，是几十年前美国医生娶护士相当普遍，而今天更常见的是同时挂牌的医生夫妇。

一年前的春天，美国精英媒体一个极为热门的话题，便是普林斯顿大学当年最早招收的女生校友苏珊·帕顿（Susan Patton），在母校校报刊登来信，劝告普林斯顿大学的女生们，趁着在校期间，像重视学习一样寻找如意郎君。因为她们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再找到同样智力文化水平的配偶的机会会大大减少。（参加妈妈圈文章链接 给普林斯顿女生的忠告：写给我从未有过的女儿(中英文)

一石激起千层浪，帕顿大妈的忠告，引起广泛回响，刊登原信的普林斯顿校报网居然因此瘫痪多日。

从CBS、NBC等全国电视网到《华尔街日报》纷纷予以评论报道，并且波及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主要传媒。

帕顿大妈也一下子成为英语世界名人，甚至被名为新“虎妈”（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是老虎）。

帕顿大妈的信件，可以说在“政治上极不正确”，所以遭到女权主义者和反精英主义者的同声讨伐。

但正如《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指出，她的意见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和社会结构的许多现实，再是“政治不正确”的批判也无法掩盖。

帕顿大妈事件反映的社会现实，首先是“鱼找鱼，虾找虾”的选择性婚配，日渐成为美国“阶级世袭”现象的动因。

这里的根本原因，是随着美国经济结构的知识化，教育水平与经济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经济收入又日益关系到婚姻成功和家庭稳定。

于是在大多数社会阶层的结婚率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同时，大学毕业生的婚姻比率和家庭结构却仍然保持稳定。

一个主流社会至今不愿面对的生物学后果，是帕顿大妈信中提到的配偶智力水平。

长此以往，美国人口会出现代代相传的“智商异化”。此处暂时不论。

其次是在上述趋势中，常春藤校友彼此通婚的社会风气，推动和加剧了美国的“精英世袭”现象。

这是因为同样的经济结构变化，使得精英教育与社会机会以及高收入水平原本的密切关系更加显著（常春藤大学本科毕业后的平均收入超过排名50之后大学40%以上），常春藤校友组成的家庭，因此不仅在文化上更是在收入水平上保持和强化下一代的教育竞争优势，精英教育产品得以世代主导美国的“上流社会”。

另外，帕顿大妈信函只是针对女生，被许多人批评为回到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性别歧视，却反映了美国教育界日益严重的阴盛阳衰大势，以及因之产生的精英“剩女”难以“下嫁”的现象。

帕顿大妈现身说法，告诫常春藤校园里的林妹妹才女们：如果在大学期间错过贾宝玉，毕业之后面对的择偶对象，将大多是才智和文化不及自己的薛蟠、贾琏之流，不是托付非人，便是小姑难嫁。

顺便提一下，帕顿大妈是犹太人，是个“犹太妈妈管得宽”的典型。这除了反映犹太人通过常春藤精英教育成为强势族群的发迹道路，也显示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某种类同。

不妨再提到2006 年在洛杉矶成立的“常春藤扩大联合会Ivy Plus Society”，如今扩展到全美各大城市，其主要功能便是为年轻单身的常春藤各校校友提供“鱼找鱼，虾找虾”的交友约会平台，是选择性婚配的最好例证。

（图二）

为什么说选择性婚配是美国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呢？

这是因为选择性婚配越来越基于教育程度，而教育程度正是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动因——高教育阶层与低教育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增大。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混杂其中：美国的离婚率和非婚子女不断增加，在30岁以下的母亲中，非婚生子女已经超过半数。

大量社会调查表明，婚姻破裂和单亲家庭是美国人陷于贫穷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大势中，又只有大学毕业生是例外，维持了高结婚率和低离婚率，而被看成是拯救美国婚姻制度的最后堡垒。

另外，社会调查表明高教育妇女的就业率最高，精英教育产品更是如此，所以大学毕业生结婚组成的双职工家庭收入远超低教育家庭，无论后者是双职工还是单亲。

哪怕不计高智力的遗传，高收入加上高文化也足以产生很大的子女教育优势，加剧了美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

精英教育与“贵族世家”

附带说一下美国精英教育的世袭现象。这向来是美国政治权贵世家的主要特征。

美国历史上枝叶最茂盛的“贵族世家” ──罗斯福家族便与哈佛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两个罗斯福总统都毕业于哈佛大学。连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去了哈佛。西奥多·罗斯福一房更不简单，不仅维持了至少五代哈佛校友的家族传统，而且代有奇人。

曾任驻英大使的老肯尼迪，四个儿子都追随其父上了哈佛大学，除了长子二战中在欧洲阵亡，其他三人都成为政界权贵。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和外孙女继续上哈佛，成为至少四代的哈佛世家，外孙则去了耶鲁大学。

这一传统至今不衰。

例如布什家族是四代耶鲁校友。2004年与小布什竞选总统的克里，也是至少三代的“耶鲁世家”。再如哈佛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四个子女便全部被哈佛录取。

其他的例子有克林顿总统的独女进入斯坦福、参议院前共和党领袖弗里斯特的大公子哈里森进了普林斯顿、前纽约市长兼9·11英雄朱利安尼的千金上了哈佛、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的女儿普林斯顿本科毕业后进入哈佛法学院、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女儿上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不胜枚举。

这一世袭传统后面，是常春藤照顾校友子弟（legacy）的入学优势，并不限于权贵。

例子有哈佛大学毕业的虎妈夫妻，其长女也已经顺利进入哈佛。前述帕顿大妈的两个儿子也都进了普林斯顿。

校友之间联姻的选择性婚配，只会强化这一世袭现象。

回到贫富两极分化的主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今年年初发布一篇研究论文（编号19829），相当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美国选择性婚配与图一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的互动关系。

论文作者首先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历史数据，显示按照教育程度的选择性婚配的历史增长。

1960年，美国大学毕业男生中只有25%娶了大学毕业的太太；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47%）。

论文根据历史调查数据，作出选择性婚配的一个回归模型，其中有一个丈夫教育程度对妻子教育程度的影响增长系数γt。如果选择性婚配程度不变，那么γt应该等于0。而实际婚姻数据给出的γt估计值如图四所示，显示1970年代后期开始，选择性婚配出现明确无误的高度增长。

更有趣的是，论文作者然后假设有完全随机的婚配模型，也即夫妻两人的教育程度匹配完全出于偶然，一字不识的焦大也可以娶到满腹诗书的林妹妹，以此重算美国的基尼系数，得出了以下结果（作者所用的2005年基尼系数与图一的数据略有不同）。

按照这一图表，从1960年到2005，如果美国社会的夫妻婚配完全随机，而与教育程度无关，那么基尼系数将会几乎毫无增长（从0.33变到0.34）。

换言之，这期间美国贫富差距的显著增长，差不多完全可以归罪于选择性婚配！

（图三）

不少左翼自由派论客提出异议，认为美国两极分化主要在于顶尖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巨富阶层，而与99%大众关系不大。

可是上述论文的历史数据和模型相当扎实，难以挑刺。

另外美国最突出的选择性婚配，正是集中在高教育高收入的精英阶层。

我们至多只能批评这一最新研究揭示的，只是选择性婚配与贫富两极分化之间难分难解的强烈互动。至于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因果关系，有待更深刻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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