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那年我买了车，朋友们多坐在我的副驾驶上聊天。那个时候我是一名财经记者，开着车乱跑是我的常态。我常常搭着记者朋友从一个发布会跑到下一个发布会，我们开着音乐，聊着商业精英的八卦，点评着上市公司的报表，享受着北京的阳光。青春就这么晃晃悠悠的过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妞。反正我大大咧咧地生活，开心的时候会咯咯大笑，有一大群闺蜜，用各种优惠券请朋友吃哈根达斯冰淇淋，用团购网买便宜货，把自己买的电影卡塞给正在谈恋爱的闺蜜胖煦。当胖煦的男朋友看到我想方设法地使用各类优惠券帮助他们谈恋爱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他望了望身旁的闺蜜说，“那咱们去餐馆吃饭，有没有免费的券呢？”因为我奔放的給予，朋友给了我一个亲昵的外号“券商”。

我做事认真，但是有时小奇葩。朋友晶晶生了宝贝给我指定了一款宝宝车作为礼物。我在西单买了。往回运时却发现外包装巨大，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正方型的扁平大纸盒装进了我的灰色伊兰特里，却发现没有时间去拜访我那住在天通苑的闺蜜。就这样，我拉着这个几乎要完全挡住我后视镜的大纸箱沉甸甸地在北京城跑了一个月。一些地方的保安进门给我停车卡时，都不禁用奇怪地眼神打量我，然后问一句“您是送货的吗？” 很多时候，如果我的身边有另一个“我”，也许会觉得是在看一部“轻喜剧”。因为这个，朋友们也叫我“大仙”。

后来我有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幸亏不是骗子。他在北京的西绒线胡同旁边长大，因此特别爱吃西四的一家叫做“华天小吃”的国营饭馆。据说，那种橘红色的一盘肉是他的最爱。但是小时候他没有那么多钱，于是立志终有一天只吃这种肉，一直吃到饱。后来，我成为了那个陪着他吃这种肉吃到饱的人。其实我也只是看着他吃，这个小饭馆烟雾缭绕，一进去全是贩夫走卒，基本连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而那种橘红色的肉一上来，他第一个动作往往是咕咚咕咚浇上白醋，一种酸酸呛鼻的味道随之升腾而起，味道实在不敢恭维。我的筷子一动不动，对方却吃到两眼放光。

我从来不是学霸，也不知道把事情轻轻松松搞定是什么滋味。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是和自己的智商在做斗争。挑灯夜战考大学、屏息凝神等发榜。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都是可以让我夜不能寐。做每一件有点难度的事情，我如临大敌，会和内心里面的另一个神经质的我嚷嚷——“Calm down”。在人群里，我小心翼翼地掩藏着我的紧张，以防那个真实的我曝光。我习惯了普普通通，也觉得这辈子所有美好的事情离自己太远。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生活逐渐稳定之后，我想死死抱住来之不易的稳定不想撒手的原因。22岁第一次拿到自己单位的红底色的名片时特别欣喜若狂。当时我在的媒体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媒体，录取率可能不到千分之一。我大学毕业之后经过了10个月痛苦的实习才转为正式记者。每次采访时，那红底色的名片一拿出来，对方的眼神马上不一样了，仿佛知道我们的那个单位，是比北大还难进的地方。

虽然最初几年我还没有车，但是我不在乎被分配到离家最远的海淀体育馆去报道大学生运动会。报道完毕，我从灯火通明的体育馆出来打车回单位写稿，爸爸半夜再用摩托车把我从三元桥运回位于首都机场的家里。每次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我照照镜子，夜风里被尘土弄脏的发型有如正在洞穴里练习九阴白骨爪的梅超风。

后来生活逐渐稳定，人的神经也逐渐放松。我在北京城里面见各种各样的精英，谈各种各样的话。青春的流逝和这样的生活状态交织着。时间越过越快，我对各种流光溢彩的发布会逐渐感到习惯。我载着闺蜜们去拜访各类中国最大公司的总裁，讨论百度怎么和谷歌竞争， 周鸿祎怎么去抨击马化腾，网易的新技术有多酷。我开车到清华科技园去搜狐参加财报发布会，习惯性地把车停到地下二层，然后象走进自己公司那样熟门熟路走进电梯走进搜狐的茶水间。我准确地知道绿茶和咖啡分别放置的位置，也知道今天哪些同行会准时出现。

我和女记者们一起围追堵截刚刚进军中国市场的某团购网站的职业经理人，把那刚刚上任的跨国公司总裁逼问得节节败退。 我问柳传志，“联想收购IBM之后出走海外，中国公司有哪些困境！”我问张朝阳，“为什么搜狐的搜索、微博策略总是慢半拍？”那时候，网易公司的首席运营官是董瑞豹，每次见到他我都会醉氧。我和女记者们私下给他起名“豹豹”，每次谈到他的帅我们都哄堂大笑。有一次，在网易的电梯间，我们正在高声谈笑豹豹如何如何，一回头，帅气的CEO董瑞豹，也就是豹豹本人，就穿着西服背着运动包脚踩着球鞋，在电梯门口一边听我们的谈话一边微笑着。我吓得落荒而逃。

公关公司把发布会的场面做得越来越绚。冰里倒红酒显示出数字、按个水晶球瞬间彩带横飞后来真的过时了。场面越来越华丽奢侈，我记得微软公司的IE发布会最后和苹果在硅谷的那么相似，整个一块宏伟的大屏幕横跨七九八会场，屏幕亮起的一瞬间，整个会场如同一个环幕电影院。那一刻，我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真的在世界的中心。

不知不觉飞过了一片时间海。出国这样的事情在三十岁之前也想过，我甚至去参加了两次新东方的雅思培训，羞愧地错过了好几次已经报好名的雅思考试。每一次事情都在我心里静悄悄地“无疾而终”。 到后来，我都不再羞愧，默默地接受了自己注定平庸的结局。我甚至习惯了生活里的细碎和肤浅。我看看美剧，深夜如饥似渴地读一读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以为这就是我和梦想最接近的方式。

29岁我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催化。现在回想，那种震荡对我来说难以想象。在写《世界因你不同》时，我面对着一个在美国有30年生活经验的科技精英，我被美国那片土地发生的各种事情的立体感震撼了。三维的感觉让我仿佛置身于那片土地，仿佛那土地不是一个名字，而是最终开始和我有关。仿佛一种深刻的感觉遍及全身，告诉我，美国，你必须去。身边的朋友也忽然全变成名校毕业的同龄人。这样身旁立竿见影的活动榜样对我冲击巨大。他们从斯坦福、布朗这些藤校毕业，嘻嘻哈哈地谈他们觉得藤校多么“名不副实”。但是一谈起正事，又变成了我的理解力到达不了的地方。关键是常年海外的生活让他们神奇地有一个共同点——会下厨房。

记得从斯坦福毕业的于可第一次来我家时，拿出从巴西买的一袋面粉，后来他掳起袖子开始和面，不一会，就把一片散沙似的面粉变成了一个个黄色的小面球。放到了我连用都没有用过炉子里面。“预热，加热，一会就出锅。”他呐呐自语地说着，心满意足地将占满面粉的手在围裙上蹭了一下。过了半个小时，甜点滑润润的香气第一次充斥着我的小家。惊为天人。 我第一次明白甜甜香香的气味原来可以如此治愈。

在美国加州读法律博士的Ben回国之后成为了一名律师，但是他经常拿着他的Ipad来我家。我一看，那里面有着很多他在美国参加铁人三项运动的照片。蓝天白云之下，他在一辆运动自行车上，戴着专业的自行车彩色头盔，大腿上充满了结实的肌肉，超级运动范儿。后来他到北京也保持了运动的习惯，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从王府井骑车到中关村上班。不过每次都向我抱怨，实在不能再骑了。除了路上人太多。每次到了公司都是一嘴黄土。每次听到这个故事，我不免幸灾乐祸地笑起来。这些在我位于东四环的家里相聚，用一种不同以往的魔力把那个空间占满。他们有他们的共同语言，有我不能进入的美好话题。

这一切，都在让我的梦想发酵。

两年之后我在纽约狭小的公寓里醒来。无法延续之前所有的想象。睁开眼，整个世界仿佛进入了静音状态。以往响个不停的电话一瞬间像个骤停的心脏，再也激不起半点热血。以往源源不断接收各种发布会邀请的电子邮箱好像忽然坏掉了，只有零零星星不关紧要的群发信和广告。以前痛恨各种应酬饭局痛恨到以为自己有反社交情结的我，现在想到饭局那些热闹，好像已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情。让深深地想念和痴痴地向往，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由于不知道怎么适应冰冷的沙拉和菜卷，我经常被饥饿的感觉充盈着 。

三十之后去美国。落地美国之后我有了所有初来美国的人的所有感受，世界是那么寂静，整个自我被充斥得到处都是。那些触手可及一个电话能办的事全都不复存在了。那大包大揽、用力给爱的场面也正式收官。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慌张得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013年5月22日，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正式毕业了。全校毕业典礼那天，我起晚了。慌慌张张地穿上买大了的天蓝色毕业礼服，跑到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侧门进入。一瞬间蓝色的海洋包围住了我，而我也知道此时此刻不可能找到自己系的同学，因此就在混乱中坐在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堆里。每一个系拿着不同的标志物欢呼，也许是报纸，也许是水果，也许是橘色充气棒。大家用充气棒交叉击打，蓝色和粉色的气球飘扬在整个巴特勒图书馆和如希腊神庙般的Low Library之间。欢呼声震耳欲聋。

哥大校长Lee C. Bollinger演讲了毕业致辞。他用了好几个笑话开场：“好多情侣其实就是在毕业典礼上认识的，因此好几次弄得我有幻觉，我不是在搞毕业典礼，而是在搞相亲大会！”广场上哄堂大笑。

医学院的毕业医生全体起立集体背诵起希波克拉底誓词，声音整齐而优美：

我郑重地保证风险我的生命为人类服务

我要给我的师长应有的尊重和感激

要以良心和尊严来实践我的职业

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

我将尊重所寄托给我的秘密，即使病人去世之后

我将持续尽我的力量、医学职业的荣誉和高尚的传统

我的同事会是我的兄弟姐妹

对于任何年龄、疾病或者残疾、信仰、种族、性别、民族、政治背景、性取向、社会地位或者其他因素，我将不容许它干扰我的职责，使之横隔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间

我会尽可能维护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我不会用知识违反人类和公民自由，即使在威胁之下

我以我的自由和荣誉郑重地做出以上承诺

人群中，我的眼眶湿润了。眼泪不自觉地无声落下，为了这三十之后来美国革命性的两年 -- 这从里到外经历的和自己的灵魂紧紧相拥被最终释放的两年；为了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和我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为了我刚刚开始似懂非懂的人生。

三十以后来美国。我一时语塞。但这就是我的人生让我作出的选择。这里面有太多的失去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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