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采访前，我自认为做足了准备，可到了研究所的门口，心中还是掠过了一丝紧张⸺ 经历多年文科生涯，一直工作于文字领域的我，是否能成功进入医学的世界，将最前沿的医学资讯，用最通俗的语言传达到《商圈》的每一位读者心里？直到与吴励教授面对面交流，才发现原来高深莫测的医学是可以被诠释得如此平易近人。

在Walter and Eliza Hall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沃尔特和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 简称霍尔医学研究所）一楼大厅里，眼前的这位科学家，始终带着淡淡的笑容，温柔、儒雅地与我们每一位到访者握手，自信、从容是对吴励教授最初步的印象。

作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博士生导师的吴励教授，自1982年开始便在细胞免疫学领域一路向前。在先后获得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1991年吴励教授获得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医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继而，她又先后担任了澳大利亚霍尔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室主任。直到2010年由清华大学医学院引进，担任了基础医学系的教授。

吴励教授从事细胞免疫学研究工作多年，在免疫细胞发育和分化的分字调控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她在国际上首次鉴定及分离出小鼠胸腺中最早期淋巴细胞系的前体细胞，并证实其分化成各种淋巴细胞的能力。这一发现，开拓了免疫细胞定向分化调节的新的研究领域，证实了免疫树突状细胞可由不同前体细胞分化而成，是国际上率先揭示树突状细胞的来源及发育途径的研究者之一。

这样似“开了挂”的人生经历，除了让人惊讶到合不上嘴以外，更令人好奇的是吴励教授如何将自己的医学之路走得如此不平凡？

当被问及如何走上“医学之路”，在细胞免疫学研究领域有如此之高的建树，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让吴励教授成为在澳华人成功典范的时候，吴教授所表现出来的，是对“机会“的感叹。

首先是对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这个机会的感激，也因为这个“转折点”，吴教授到了北医，正式踏上了五年的“学医之路“。在当年，吴教授所学的“基础医学”是一个全新的专业，在毕业以后，全班60个学生，有80%的学生都出国并从事科研工作。

第二是对在北医继续深造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来澳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机会的感激。当时吴励教授师从第一个在澳洲获得博士学位的华人⸺ 陈慰峰院士，也是陈院士将吴励教授引荐到她的博士导师霍尔医学研究所的Ken Shortman教授，并随后在Shortman教授的推荐下申请并获得 NHMRC（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海外学生奖学金（Overseas Student Scholarships）。

从霍尔医学研究所的第一位华人女科学家到如今霍尔医学研究所里数十位华人科学家，“华人”这个名词，在澳洲医学界所代表的除了中华民族的后裔之外，更是“勤奋”、“优秀”的代名词。

众所周知，作为在澳为数较少的华人群体，由于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差异，想要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同样的，对于学识渊博的吴励教授来说，当年的她也是在压力中逐渐以一种相对自然的方式融入了主流社会。

吴励教授在霍尔医学研究所攻读博士时，所里只有两名华人学生。“你毕竟是少数的！如果不能与周围的澳洲及国际同事或学生进行交流，就意味着你自己很难取得进步。因此这样一个环境促使你尽可能努力的去交流，以便开展自己的科研工作，象所里所有学生一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把自己当外人！”吴励教授这么说。在那时，所里30多位Faculty成员当中，只有6、7位女性成员，想要成为出类拔萃的科学家除了努力还是努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励教授的研究课题取得了新的突破，在完成PhD之后，她的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的Nature杂志上，这在当时也是非常稀有的。在1996年的时候，吴励教授还获得了霍尔医学研究所以其前任所长，诺贝尔奖获得者Sir Frank Macfarlane Burnet命名的“Burnet Prize”，该奖每年度授予一名在科研工作上有突出贡献的Young Scientist，那时澳洲多家主流媒体（The Australian、Herald Sun) 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非常有意思的是，即使吴励教授是第一位获得此项荣誉的华人，那时澳洲医学科学界并没有刻意去描述有关“ 华人”的贡献，而将注意力都放在了 “你在科学研究中做了什么、对医学科学有什么贡献”上面。

 “要融入澳洲社会，就去参加Social活动吧，比如在周五傍晚与实验室成员去酒吧喝喝饮料聊聊天，实验室有人过生日一起出去午餐等。我的很多朋友中除了经历相似的中国留学生外，还有不少澳洲的以及从欧洲、美洲等其他国家来研究所工作的人，目前还都保持着联系。” 

或许，这就是吴励教授所说的“自然而然”吧。当自身的能力、阅历提高了，在专业领域有独到的建树，能积极地与人沟通交流，大家把你当作同事和朋友，而不只是一名“华人”来对待，就是一种最好的“融入方式”了。

在说到澳大利亚在生命医学研究领域伟大的科研成果的时候，吴励教授特别提到了澳籍法裔科学家Jacques Miller教授。Miller在1961年的时候发现了胸腺是免疫T淋巴细胞产生的地方，这个发现推翻了免疫学界之前的一个结论——“胸腺是一个退化的组织器官”。这个里程碑式的发现，却因种种与其无关的原因使Miller教授未能获得诺贝尔奖这个“一生的荣耀”。

然而，在我这个“外行人”都为之扼腕的时候，吴励教授告诉我，Miller教授并未因此一蹶不振——“他并不是为了得奖而工作的，他持续的研究成果及对科学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他仍是科研工作者心目中的‘大家’！” 

在与吴励教授的对话中，不难发现，对于眼前的这位科学家来说，科研是一件“ 能让人用尽毕生精力也不会觉得疲倦的” 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在澳大利亚做医学科研究竟是怎样一种“有意思”的体验呢？

首先，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做科学研究，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研究的执着和投入，使得整个学术圈的氛围不仅单纯而且高效。许许多多像吴励教授这样出色的科学家们，在这种好的科研环境下，都能踏踏实实潜心去做科研去做探索。

第二，澳大利亚政府对科研工作的经费支持相对较好。众所周知，澳洲医学水平在世界处于领先位置，这与政府长期以来的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据吴励教授介绍，在其早期进行博士课题研究阶段，霍尔医学研究所的经费是以“私人募集与政府经费约1：1的支持”，即当研究所募集到一定数额的私人捐助时，政府会予以相应金额的资金支持。

第三，真正合作、开放的澳大利亚科研环境。“与国内的实验室设置不同，在霍尔研究所，所有实验室的门都是敞开式的，现在因为安全问题还有门禁卡，原来可是都没有的，只要你进了大门，你哪儿都能去。”吴励教授如是说，“以前国内做研究，有较多工作是互相保密的，合作的机会较少。而在这里，很多研究工作都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的。你想知道的或想学习的技术和方法，只要研究所里有人做过，他就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这就是WEHI一直以来的工作氛围。”

本以为，科学家们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可现实中，他们很多却是多才多艺的，一个比一个过得有激情，一个比一个热爱生活。科学家们也会去酒吧，也会因为开心抑或难过而喝多；会在研究所七楼的Tea Room里对刚刚过去的世界杯高谈阔论，也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刚刚取得的成就分享给同事们。

2008年12月，国家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围绕着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计划在5到10年时间里，为国家重点创新项目、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主的各类园区等，有重点地引进并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创业。

当时，吴励教授正考虑回国发展事宜。一来，国内的科研环境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二来，清华大学成立了医学院，正是一个建立中澳双边合作的契机；第三，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在当时清华医学院常务副院长施一公教授的支持下，吴励教授申请并入选了当年的“千人计划”，也因此吴励教授回到了北京，与同事们一起为清华大学医学院八年制医学实验班的“未来医学家”们设置了全新的课程体系。

在医学实验班这30人的班级中，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吴励教授与同事们为学生们量身定制了完善的培养方案和课程安排，旨在提高医学教育水平，为国家培养新一代的拔尖创新医学领军人才。

在已经潜心培养了四届在墨大医学院攻读Master of Research的清华学生之后，吴励教授所透露出来的是满满的自豪与骄傲。她说：“回国工作我不后悔！因为我们为这些优秀学生创造了更好的学习条件，我看到我的学生们毕业以后的就业机会非常好，深受各大医院的认可与欢迎。学生们也特别努力，特别珍惜这些学习机会，教这样的学生很值得，我愿意为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

此篇文章刊登于《澳中商圈》2018年9月刊，华人之光 Glamour Chinese，P30-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