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往往对大学排名倒背如流,似乎排名决定了自己文凭的含金量。这既有道理又荒谬。主流大学排名,如U.S. News排名,确实能反映一个大学在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心中的大致声望。但如果把排名当做圣经,那就是主动要求被愚弄。
进不了排名的信息更重要
首先,选择大学确实需要考虑到地点,而地点往往决定了校友圈的形态,校友圈的形态又会决定学生大学生活,乃至未来的工作选择,甚至配偶选择。据称,美国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威廉玛丽学院)的校友有超过三分之一都会和另一位校友结婚。
比如,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是创业者的摇篮,而其四年毕业率只有四分之三(同类学校,比如哈佛就有85%以上)。原因并不是斯坦福的学业不可理喻,而是很多学生都中断学业,去周边的孵化器小试一番—创业去了。
文化使然,斯坦福的校友圈在美国资本圈和创业圈都颇有影响力,互相扶持,为后来开始创业的新秀开辟了康庄大道。而斯坦福在硅谷腹地的位置也为年轻创业者接触资本,接触创业团队和新鲜信息提供了巨大帮助。
如果说从一个中西部小城市里走出的学生在大学四年毕业后第一次创业,那么他可能对于和投资人沟通、路演是个彻彻底底的菜鸟;但是,斯坦福的学生从大一开始便常年和各色投资人打照面,在毕业时已经变成了“老油条”。
脸书(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开始创业之后,便迅速离开了位于东岸的哈佛,放弃了学业,入驻硅谷。这一举动说明哈佛的创业氛围,在当时和斯坦福无法媲美;而尽管哈佛排名见长,扎克伯格在选校时选择了非最优的环境,导致开始创业时必须要放弃学业。
笔者身边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 University)排名在十名左右,而位于华尔街附近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排名在三十开外。但是,如果目标是去华尔街谋得一份工作,纽约大学往往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相反,在西北大学就更容易获得在芝加哥周围的工作。这和美国大学的工作方式有密切关系:几乎所有的私立大学都有一个密切的校友圈子,而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互相勾兑资源,先行者扶持后来者。
而往往老校友如果获得高位,也会提携年轻校友,或者更直接的是为学校的小金库捐钱,用于学校的拓展和运营。如果一个学校的很多校友都在从事金融行业,那么作为年轻校友在金融行业里就有巨大的无形资产。同理,如果大多数校友都留在了当地,成为了在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建立了小帮派,那对于年轻校友来讲,毕业后留在当地勾兑资源就是上上策。而校友的行为习惯会逐渐形成“一方水土”,从而继续吸引有这类志向的人才。比如,西北大学就会倾向于吸引想要在泛芝加哥地区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人才,而创业型人才就会对斯坦福趋之若鹜。
美国并不存在北大清华这样校友圈子辐射全国的好学校,而从扎克伯格的例子可以看出即便是顶级名校在资源上也是“术业有专攻”——哈佛的学生往往在传统系统里如鱼得水,进入咨询、政治和投资银行等传统的光鲜行业;而斯坦福的学生往往另辟蹊径、自立门户。
简而言之,排名是一个数字,对于外行来讲,可以迅速判断一个学校的声望: 不出意外的话,排名第10的学校应该会比排名第100名的资源更加丰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排名不包含的信息非常多,比如,校友会的资源与个人志向是否匹配,学校的氛围和个人风格是否匹配。
笔者在申请大学时,常常看到周围有同学供奉着U.S. News的排名,其选校逻辑可以简称为“去尽量排名高的学校”—把排名变成了决定自己生活的指挥棒。笔者的朋友也曾经掉进这个大坑,结果去了排名较高的学校后,发现和校园文化格格不入。朋友性格奔放随意,而朋友的学校保守严整;朋友喜欢挑战权威、自立门户,而朋友的学校陈腐而循规蹈矩。每每谈到按照排名选学校,朋友便捶胸顿足,大呼排名害人。
排名是话语权的小跟班
毋庸置疑,排名也是人写的。既然是人写的,就免不了偏颇,也就免不了成为利益链的一部分。比如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排名中所占位置均不相同,甚至在同一排名体系中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美国名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在二十年前的U.S. News排名中名列前茅,稳居前十;而在如今,伯克利没有再进过前二十。如果了解大学系统的人,就会知道伯克利在二十年中声望并无明显下降,科研成果和校友成就和二十年前有增无减,那么为何会下降十余名?是U.S. News的排名标准变化了—在二十年前,排名机构并没有计入学校的金库大小;而在如今,排名计入了校友捐款的踊跃性。这对于所有公立大学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美国公立大学往往靠政府来养活,故没有培养校友捐款回馈学校的习惯,导致排名在标准变化后捉襟见肘。
相反,一些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可能稍逊于伯克利的大学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实力,迅速攀升到排名榜的前端,比如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但是,对于一位普通申请者来说,伯克利获取资金的模式对于校园生活和社会声望并无直接的影响,所以其排名的变化其实对于申请者来说是无意义的。
再举例,同一年,伯克利在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前十,但是在U.S. News的排名中在美国都进不了前20。伯克利的水平真的时好时坏?恐怕不然,而是前者重科研实力,后者综合考量了资金、师生比例等因素。作为一位申请者,很多排名中加权考量的因素其实并不一定相关。譬如说,如果一名学生要去伯克利念数学博士,那么师生比例过大就不是一个问题,毕竟,数学博士的经历和导师的相关性最大也最直接。
简言之,某一位导师的研究方向、成果、声望极为重要。但是,一位想要获得优质本科教育的高中生如果在看排名时忽略了师生比例,只看导师声望,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因为如果学生非常多,而老师非常少,那么大多数课程都会是助教的杰作—即便大学有大牌教授,本科生四年也未必能打个照面。
同时,大学排名也反映了主流话语权对于大学的认识。现在美国和少部分英国的排名机构正在炮制官方排名,而美国和英国大学因此盘踞高位。相反,德国一些颇具声望的大学,比如慕尼黑大学,在排名中往往不敌一些美国的中档学校。德国的大学真的如此不给力?其实并非如此:德国几乎没有综合性大学,而英美大学以综合见长。
当英美排名机构在排名时集中考量一个大学的“综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卓越贡献的德国专科大学(比如哥廷根或者法兰克福)就甘拜下风。而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考量综合性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排名时也会各自为政:比如,泰晤士报的排名就喜欢将英联邦国家的学校放在高位,而U.S. News的排名就毫不避讳地青睐北美的大学。这也是英美在争夺话语权的表现。但是,对于申请学校的学生来说,如果迷信排名,从而成为这种话语权斗争的牺牲品,并由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只能说是“图森破”。
排名是部甄嬛传
既然很多学生在根据排名来选择自己的学校,而美国有三千所学校,竞争极为激烈,那么排名肯定会被纳入利益链的一部分。
乔布斯的母校Reed College(里德学院)是一所学术标准极高,以生产创造性人才出名的文理学院。但是,和乔布斯的性格一样,他的母校极为反权威,讨厌被排名机构束手束脚。所以,尽管学院在美国的学术声望很高,其排名一直无法和声望保持同步。Reed College曾经把U.S. News来采集数据的记者赶出校园,与之结了宿怨,从而连累了其排名—近些年,Reed排名从来没有进入过前三十。
有了Reed这样不听话的,就一定有谄媚的。有的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减少招生的压力,故意谎报数据,或者赞助排名机构,来提高排名。
即便很诚信的学校,也会迫于压力去改变自己录取的标准,来提高自己在排名上的表现。比如法学院排名尤为看中被录取的人的标准化考试分数,所以很多大学都以分数为第一风向标—即便有些学生的其他软性条件没有那么突出,凭着优秀的标准化成绩和学积分也可以获得顶尖法学院的录取。
但是,本科成绩优秀的人就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律师吗?事实告诉我们不尽然,可法学院为了刷排名必须要录取一些高分低能的学生。所以,排名机构享有巨大的权利,而其中衍生的利益交易也不难想象。
简言之,大学排名有用吗?既有用也没用。大学排名往往可以给出一个区间:即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硬件条件和排名选择相应的一批大学。但是,大学排名是非常单薄的。如果唯排名马首是瞻,就成为了排名机构的掌中物,难免一叶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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