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我看着我的小姑从冰箱里找出一筒柱状物体，打开，从里面掏了几勺浓稠的白色粘浆搁进烤盘里。几分钟以后，冒着热气的面包卷儿就出炉了。
“这玩意儿是罐头面包吗？” 我问她。然后，这群美国人哄笑起来 —— 这种被我称作罐头面包的东西，美国人叫它们 “皮尔斯伯里面团” （Pillsbury dough。Pillsbury，美国著名烘焙品牌）。
我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和这里不可谓不相似，但当我第一次踏足美国杂货店的时候，我还是被震惊了。
在澳大利亚，牛奶、黄油和面包只有少量几个品牌供你选择，而牛奶通常也只含有一种配料（你懂的，那就是牛奶本身）。我们的奶酪不是那种鲜艳的荧光橙色，面包当然也不会装进罐头里卖。
而在美国，几乎能占据整条走廊的货架上摆的都是不同品牌的同一种产品。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所谓的 “文化冲击” ——它很是令人伤感地提醒你，他乡非故乡。
我和其他几位移民谈了谈他们来到美国后第一次经历的文化冲击。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1
蔡安（音），45岁，律师，来自韩国：
“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从没听说过，也从没见过牙套这种东西。在韩国，我有些朋友的牙齿长得很不整齐，但人们不会将此视作一种缺陷。
上七年级的时候，我来到美国，见到了几个戴牙套的孩子 —— 两根金属丝分别穿过你的上下两排牙齿表面，每颗牙前面还有个金属支架 ——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机器人一样。
直到两年之后我才真正搞清楚这是什么，因为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英语不够好，没法问他们。我曾经觉得，牙齿是你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从没想过人们可以这样改造自己的牙齿。我以为牙齿是深深固定在口腔中的，所以这整个牙套的概念对我而言非常陌生。”
2
罗宾·泽图恩（Robin Zeitoun），26岁，焊工，来自法国：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干什么都不容易，干什么都花时间。我只是想付个房租，难道非得写支票不可？我从来都没有写过支票。我上次见支票估计都是20年之前了，还是我爷爷用的。
租一间公寓真是麻烦，在其他国家，只需要一个握手你就能入住，就这么简单。昨天我去了趟邮局，排队得排了有大概一个小时吧 —— 关键是我前面只排了五个人啊。
我感觉自己就像从西方国家直接空降到了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另外，在这里有钱人可以得到一切，其他人就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
3
许妮琪（音），26岁，数学老师，来自中国：
“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互相交谈的方式，和他们与老师（比如我）的互动方式，确实让我感受到文化的冲击。美国孩子上课时都非常活跃，他们在举手之前，就已经把问题的答案脱口而出了。
学生们会在我的课上吃东西，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性格外向，在这里你会受到更多褒奖；而一个性格内向的学生在班里会很受排挤。
在中国，我不需要自己擦黑板，清洁教室是学生的责任。在中国老师的地位很高，学生们会非常尊敬你。而在这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 教师的收入甚至连中产阶级水平都达不到。”
本·范·登·西弗（Ben van den Heever），32岁，“布鲁克林比尔通”（Brooklyn Biltong。Biltong，一种南非肉干）创始人，来自南非：
“从食物方面来说，我发现我们在这里吃了太多垃圾食品，脸都圆了一圈儿。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吃垃圾食品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广告的泛滥和速食的宣传也让你忽略了他们对人体不好的一面。而身处南非时，我们不需要为此操心，每天的晚饭都是自己下厨做的。
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每天用玉米热狗当午餐，吃披萨当零食，每天的早餐则是高糖分的速食麦片。”
4
钱德拉·爱德华斯（Chandra Edwards），27岁，金融分析师，来自韩国：
刚来美国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厨房纸的用途。在韩国，厨房纸就是在厨房里用的，基本上就是擦擦煎锅里的油；当我来到美国的寄宿家庭，发现他们几乎干什么都能用到厨房纸，连块抹布都不用时，我心里是震惊的。
在学校也是这样 —— 如果你弄撒了什么东西，就从那一大卷儿厨房纸上扯下来一块擦掉。当我去年回到韩国时，我发现这边的情况也变了。人们现在会在洗手间里专门放一个丢厨房纸的垃圾桶了。”
5
莎拉·巴内特（Sarah Barnett），28岁，电台记者，来自加拿大：
“我被当街骚扰的普遍性给震惊了。作为一名女同性恋，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某些地方提高警惕。
我以为纽约还挺基的 —— 当然，曼哈顿和切尔西还是很开放的 —— 可是当我刚搬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和女朋友在我们布什威克区的公寓外面接吻，一伙十几岁的熊孩子就开始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嘲笑我们。这事儿有点吓人，也非常令人疑惑。
从此，我就明白了，在某些地方我们不能手牵手，也不能公然秀恩爱。
我去过的美国城市不多，但我知道如果你去到南方，牵手是绝对危险的，尤其是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反 LGBT 法案出现以后。”
6
沙希德·卡汗（Shahid Khan），45岁，社区干事，来自巴基斯坦：
“每次和美国人说话，我都觉得难受，因为我没法用一种自然的方式沟通。我没法在三分钟以内完成一次对话，大概得花个十分钟才行吧。我没法用英语思考。移民的思维方式确实如此。
我用乌都语思考，却需要用英语表达。我不能改变自己，因为我是40岁才来到这里的。
当时是2010年。一个40岁的成年人，他这辈子都是用这种方式生活的，你觉得他能在三年、五年，或者六年内彻底改变自己吗？不可能。”
7
阿利森·帕沃（Allyson Power），28岁，学生，来自加拿大：
“我觉得总体来说，美国人有些过分友好了。这说法挺奇怪的，因为我是加拿大人，这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才对。经常有收银员问我最近怎么样 —— 这还算正常的。
之后他们竟然会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感觉这就有点太私人了。而且我不知道是自己脑子里的加拿大人作祟还是怎么着，我竟然也总是会老老实实地答了，所以估计我也是太认真了。
我得学学怎么礼貌地和人谈话，别让对方觉得好像不问你点什么就没法继续聊天了一样。”
8
伊迪·梅达（EdyMeda），29岁，侍者兼健身教练，来自危地马拉：
“我是个来自危地马拉的同志。在危地马拉，身为同志很危险。从你认识到自己是同志的那一天起，无论是政府当局、宗教组织还是各种帮派，全部都是反同性恋的。
在我来到这里一年半以后，我向移民平等组织申请避难。实话说，我花了不少功夫才意识到，同性恋者可以在这里过上平静普通的生活。
我一直以为是自己错了，以为我会下地狱，而我受到的 ‘治疗’ 也是自作自受。2011年，我第一次参加 ‘同志骄傲’ 游行。
这确实让我感到骄傲，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骄傲。现在，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
文/海外网在线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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