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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辜鸿铭、章太炎、闻一多... 想知道民国诸大师是如何上课的吗？看过来！

(原文来自民国历史)

大师上课，不仅水平高，功底深，内容丰富，脍炙人口，令人难以忘怀；他们上课的开场白，也各有千秋，见秉性，见风格。香港《文汇报》刊文总结称，有的一开始就把课堂气氛搞活跃了，有的幽默地介绍自己，有的是精心设计的，一张口就不同凡响，有的则是随意而为，好似信口开河，其实意蕴深矣，有心者才能意会。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自负由此可见一斑。这且不说，他在抗战时期跑防空洞，有一次看见作家沈从文也在跑，很是生气，大声喊道：“我跑防空洞，是为《庄子》跑，我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跑什么？”轻蔑之情溢于言表。好在沈从文脾气好，不与他一般见识。

不过，平心而论，虽然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他的老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听大师上课，如醍醐灌顶，是一种美妙享受；光是那一句非同凡响的开场白，就能让人肃然起敬。

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教授虽为留美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 [PP]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黄侃与辜鸿铭、刘师培被称为老北大的“三怪杰”。黄侃任教，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他会嘎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伦哲如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有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顾颉刚总是身穿宽大长袍，戴一副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他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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