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张鹤立女士在澳大利亚珀斯，为当地中文教育界人士介绍“鹤立教学法”与“鹤立教材”

十九、黑云压城

这一天，来了两位领导。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犯了兵家大忌，首先问人家的身份—这就是一种冒犯。接下来也不把人家往办公室里请，也不端茶倒水、点头哈腰，就更是一种目中无人的表现。当我得知对方的身份之后，我当然不敢怠慢—不是出于对二位的崇拜，而是对她们手中的那枚公章的恐惧。我尽量显得谦恭，但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得体，甚至也不把人家往办公室里请，而依然在门卫室里和人家对峙着。

其实，除了不习惯迎接贵宾之外，主要是因为我们无处可让。看我那个办公室，那张二十元钱的破桌子，还有那张条凳，只配我自己坐、自己用，把有关领导往那里让，我不好意思。再说，那时我还没有养成喝开水的习惯，平时也没有准备，现在一着急也给忘了，尽管我清楚地知道给人家倒杯水是起码的礼节。

两位也没有这个表示和要求，所以，她们也没有往里走，直接就进了门卫室。门卫室四处空空，连个座位都没有，哪怕是二十元一条的。人家两位和我就面对面地站着，你想这个情景能美妙吗？做领导的，哪受过这种待遇，心里肯定不舒服了，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四六不通的家伙，而且这样的设施设备办幼儿园的确有点寒碜，不达标是肯定的，还用往里看吗？设施设备不全，办学人又让人讨厌，这就足够了。

“这所幼儿园是你办的？”一位领导问，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是的。”我尽量满脸赔笑。虽然做不太好，但我努力了。

“你是什么学历？”

“大学。”说到这两个字，心里有点底气，心想我相信你们二位大概都没有这个资本—现在绝大多数办园人或园长，也没有这个资本。

“把你们的房屋协议，还有你的毕业证、身份证拿过来。”我用最快的速度呈上这些证件。两位领导站在那里翻看我的证件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到底给个什么判决呢？我的头上像悬了一把刀子。果然，一位领导说了一句：“外地人怎么能来郑州办幼儿园呢？”果然如此！我心里想：现在外国人都可以在中国开工厂、做贸易，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办幼儿园呢？这是哪国的法律，我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啊！

不过当时我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并没有说出来。我那时还没有这个胆量，我也晓得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结果。不过，我已经感觉到了对方的态度，我想我对她们来讲是“另类”。

后来才知道，我们幼儿园虽然在这里落脚时间不长，虽然我们才有区区几十个孩子，但是，反对我们的势力却非常强大，周边的那些公办幼儿园，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对我们的同盟。有关部门每周都召集幼儿园园长开会，据说在会上已经没有别的议题，核心就是如何把我们搞垮，如何封我们、查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保健医生，有没有卫生许可证等等。也难怪，我们幼儿园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我们造的动静还真不小。前一段招生，去贴了那么多广告，还宣传什么“超前教育”，还“百日突破阅读关”，还要让孩子“超常”、“早慧”等等，这都让人家很受刺激。人家会想：就你能！你还能贴广告，你还能“百日突破阅读关”，你还能“超常”、“早慧”，以后这片幼儿园就显你们了。本来家长就对我们不满意，就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孩子送过来学不到东西，你们这不是打我们的脸？不是给我们难堪吗？还有，那些公办幼儿园会拿出他们的尚方宝剑：这所幼儿园叫什么“超前”，“超前”不就是拔苗助长吗？不就是小学化吗？还要阅读，阅读不就是识字吗？识字不就是摧残儿童吗？这可和我们纲要上说的不一样，这可是违犯法规条例的，这可是和上级领导对着干的。你们上级领导要求我们不能搞什么超前，要求我们必须按规程办事，这回你们怎么说，你们如果不能把这家超前幼儿园打垮赶走，以后还怎么要求我们？你们的权威还如何体现？

当然，有些话不见得说出来，但可以让上级领导感觉出来。上级领导哪能坐得住？

另外，我关于“超前教育”的提法，对幼儿阅读的宣传，也是他们在观念上接受不了的。多年来，他们所受的就是与此相反的教育。据说孩子学习的唯一方式是游戏。识字和阅读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违犯规程。而我认为这要看我们对游戏如何定义，如果我们把凡是能够获得“游戏感”的活动都视为游戏的话，那么，很多活动都可以划入游戏的范畴。因而，对于幼儿来讲，劳动、工作、阅读、思考等等，只要方式得当，内容合适，都可以使幼儿产生游戏感。而我们中国人一般理解的游戏却狭窄得多，往往只把肢体运动列入游戏的范畴。

再说识字吧，其本身并没有错，而且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一项启蒙工作。过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不识字作为衡量一个人层次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人识了字，才能进入阅读，才能知书达理，才能学富五车。那么，现在的很多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为什么反对幼儿识字呢？据说是孩子没有识字能力，孩子识字太苦、太累。其实这是识字教学的形式问题。如果以孤立识字的方式要求幼儿识认汉字，的确会有这种弊端。而我们的鹤立教学法，早已跳出了这个巢臼，我们讲求在语言环境中、在整体联系中、在阅读过程中、在快乐体验中，实现先读书后识字的目标。在阅读中识字，使阅读和识字同步提高。而我们的主要目标也并不是识字，而是阅读，使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同步养成。这对孩子来讲，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怎么能叫摧残儿童呢！

退一步讲，即使是机械、孤立识字，虽然对孩子来讲有些苦、有些累，有些负担和压力，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没有价值。识字毕竟可以获得一种工具、一把钥匙，帮助孩子们拥有自学能力，如此付出点代价也值得，何况还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对汉字的敏感，使将来识认汉字的时候变得轻松一些。再者，我们的孩子也不能从早到晚总是快乐，快乐得没完没了，天翻地覆，有时感到一些压力和挫折也是人生发展过程中的必要体验与财富。只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也未尝不可。

还有，他们听说这个幼儿园尚没有合法的办学手续。虽说审批幼儿园的权力在区里，但现在也顾不得了，区里不哼不哈，他们说归属问题还不明确，不想管，那么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管，乱了郑州幼教的阵脚。

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当时我改变一些方式方法，是否能缓解这种矛盾？比如，我可以低调，不搞宣传，不打什么“超前教育”、“快速阅读”、“超常”、“早慧”、“博览群书”等旗号，是否就不至于树敌太多？但我想，这对我们来讲就等于自杀。因为，就当时我们的资金现状来讲，绝对接受不了消耗战，这样软磨硬拖，我们吃什么？花什么？用什么交房租？用什么开工资呢？我们等不得，别说半年一载，等一个月我们都受不了。而当时，已经是10月底，我们的宣传没有一点不同凡响的内容，又如何让家长由心动变为行动呢？往深处讲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办一所普普通通的幼儿园，像别人一样，看好孩子，养活自己，我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样一条道路呢？那等于我的精神自杀。所以，这种碰撞亦是必然的。

凭心而论，这一点我倒不能怨人家，幼儿园当时的确不好看。你想，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那几张桌子凳子，寝室里也只有那点破床，人家怎么能不皱眉头。

可是话说回来，我是做教师出身，我哪来的资金。不仅是我，我想凡是我这种出身的人，都彼此彼此。借钱吧，越是没钱的人，人越不敢借给你，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是望难止步，死了这条心。那么办学靠谁？靠那些做生意发了财的？可是又绝大多数不懂得教育、也不见得认可投资教育。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该让谁办呢？我们教育的市场化行为，由哪些人来推动呢？改革教育、创新教育的理想，又如何能够实现呢？

这时，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人有好多是好龙的叶公。你看，叶公他老人家天天说喜欢龙，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可是一旦真龙突然间出现了，这位先生就吓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原来，他的喜欢只是不会喘气的龙，不能是有生命的，不能是有个性的，不能是鲜活的。前者虽然有龙之名，但无龙之实，可以摆在那里做样子，构不成什么挑战和威胁，甚至也不能造成什么麻烦和动荡；而后者就不一样了，它可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还可能打破过去的平衡，改变过去的格局和节奏，还不见得那么听话，这怎么能行呢。

原来，人们在说“好龙”的时候，并没有接受“真龙”的心理准备，只是喊喊口号而已。所以，“真龙”一旦出现了，他们就大惊失色。

两位领导转了一圈之后，现场办公，给我一个口头指令：停止招生。

两位领导走了，把一块石头沉甸甸地撂在我的心头上。停止招生就等于让我们停办，让我们关门，让我们从郑州滚出去，这能接受得了吗？我们付出的一切，包括签订的租房协议，包括对家长的承诺，怎么办？特别是，我的愿望、追求和理想如何实现！就好像让初升的太阳再落下去，就好像将才生出来的孩子活活掐死，无论如何我都接受不了，我也不会接受！

这时，我的心里愤愤不平。我想：我一不要名，二不要利，三不要国家的一分钱，我只想呕心沥血探索教育改革之路，实现我的教育理想。而我的理想又是那样美丽，那样让人向往：每个孩子在入学前能博览群书，变得像我女儿那样聪慧，那样可爱；然后从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毕业只用十年的时间。他们还有那么多的精力和年华来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一个更有用、更有价值、更能自我实现的人。这有什么不好？不论是对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还是对我们的社会、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难道不够美妙吗？

正是因为这个理想，所以我才能够使自己燃烧。就像比尔·盖茨说的那样：我一想到我所从事的工作，能够改变人类生活方式，我就兴奋得夜不能寐。是的，这是我强大的内驱力，是我看轻一切困难、苦痛、压力的力量源泉。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让我不做，或者让我改弦更张，放弃对这种崭新教育的追求，那我还不如马上跳楼，一死了之！因为那样，你就偷走了我生命的内核，我的灵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必须坚持下去，不管你是谁，我相信真理在我这一边。不是有人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嘛，我确信我现在就是那个“少数人”。我不解的是，中国这么大，郑州这么大，为什么就不能有我这个办学者的一块立锥之地呢？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缺少宽容呢？压抑个性、排斥异己！直到现在还这么习以为常，顺理成章！我拿起笔来，给当时的某位省领导写了封信。我想要讨个公道，想争取我作为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做那么一点点好事的权利。

不过，信写完了我并没有发出去。这封信如何能够上达天庭呢？我没有把握，我甚至认为没有可能。即使是那位领导真的收到了，又能做何反应呢？领导是会相信我，还是相信有关部门呢？因为我没有把信函寄出，所以我也不想妄言。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有几个老师不稳定起来。李娟走了，做饭的小春也走了；那个小陈老师请假了，说是请一周，可是半个月了还没回来。

也是的，幼儿园这样破烂，这样寒冷，而且前途又这样的扑朔迷离，充满飘摇之感，还有什么可以吸引大家继续做下去呢？虽然我尽量不把上级领导带来的压力传递给别人，而像任贤齐的歌中唱的那样“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但大家不可能感觉不到。我一直给大家打气，坚定大家的信心。我说郑州有个亚细亚，还有个超前幼儿园，将来亚细亚在郑州，而超前幼儿园会走向全中国、全世界。（那时“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已经成了国人皆知的广告语），但那时拿我和上级主管领导比较，大家更信服谁呢？

几乎是天天谈心沟通，还好总算有几位留了下来，那位小陈老师也终于回来了。

二十、非常缺钙

要说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特点，我也不例外。在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找个保护伞，把自己罩起来，这样可以遮风挡雨。

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教育科研部门，因为我确信“鹤立幼儿快速阅读法”是经得住推敲和检验的，如果能够推广，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得到良好的发展。这项工作不应该是我们教研部门关心的吗？我甚至还认为，他们有义务、有能力来进行推广，起码会给以认可。

教育科研部门的认可就等于给我们正名。名不正言不顺嘛，名正了，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了，而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就应该小一些。

当然，这都是我的想法。

抱着这种想法，我来到了教科所，找到了一位有一定级别的先生。我不仅谈了上述的想法，还谈到了跟他们合作的问题：把我们的幼儿园挂在他们的名下，每年给他们交一定的管理费。

真没想到，我们一拍即合。这位常弓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还给我讲了一大堆道理，包括处世哲学，给我推荐了某市一位幼儿园园长，说她如何干得有声有色。

因此，我从他办公室出来的时候，也有点心花怒放，一身的轻松，满心的畅快，觉得找到了靠山……从此就不至于那样风雨飘摇，势孤力单……而且我还想，到底是搞教育科研的，和搞行政的就是不一样，人家这才叫理解，人家的眼光就能看出哪种教育有价值、有意义。我还想象着当把我们的幼儿园纳入到教育科研部门旗下之后的情景。到那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把90%以上的精力，都用来对付麻烦，抵抗干扰，我们就有时间进行幼儿园自身的建设，就可以使我们的教育教学更好地展示她的魅力。我们不仅可以在郑州宣传、推广，还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知道我们。

和这位先生讲好了，几天之后，他将带着教科所的人去考察，然后这件事就可以开始运行。

我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了我的同事们，让大家赶紧准备，整理环境的整理环境，备课的备课。

我也想把这个消息当做一支强心剂。你想，自从开学，大家感到的总是压力，听到的总是指责，都有点灰溜溜的感觉，像伊甸园中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面对上帝总是抬不起头来，那心里能敞亮吗？能痛快吗？而且，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光明。大概还有一种担心：谁知道这所幼儿园还能坚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关门大吉，自己要卷着铺盖卷回家了。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应该有五个层次的需求。第一个层次：生物性的需求；第二个层次是安全和归宿需求；第三个层次是爱的需求；第四个层次，被尊重的需求；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的姑娘们哪些需求能满足呢？

充其量满足了第一项，而且还满足得不太充分，因为我们当时的条件只能是低水平的。而安全和归宿的需求就大打折扣。被尊重的需求，也仅仅是满足了一些。在幼儿园内部，我们彼此尊重，我理解她们，支持她们，认可她们。还有，来自家长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包括孩子们的爱戴，都在某种程度上给老师们一些安慰和温暖。但还不够，因为出了幼儿园的大门，她们就缺少被尊重的感觉。上级部门是那个态度，同行们是那种评价，这都让姑娘们很难忍受。而关于自我实现的需求，获得了一点。比如我们的小陈老师，教育教学的成功使其体验到自身工作的价值。但还不够，因为当人们的成功需要外界评价的时候，特别是权威人士认可的时候，那么，老师们要离开这个团队不是也很有道理吗？

现在分析起来，我觉得马斯洛所说的层次论，好像还有些缺陷。其实，人们还有一种心理需求，那就是服从和追随一个偶像、一面旗帜的需求。而这一点在当时还发挥了相当的效应，用现在的话说叫个人人格魅力。我和同事们彼此的关爱和信任，特别是她们对我的信任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如果再缺少这一点大概早就树倒猢狲散了。

把这个消息带给大家，想让大家吃个定心丸，想让大家松口气，脸上多点笑容，心里多点安慰。

科研所的先生来了，楼上楼下走一走，看一看。尤其是看了小陈老师带的班，上的课。虽然在我的眼中不算尽善尽美，不过基本的效果出来了，基本的模式也没有走样。

于是吃饭。在饭桌上科研所的先生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才能。比如，领导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要一眨不眨地看着人家，而且还不能边吃东西边和人家说话，诸如此类。听说这位先生原来也是教师出身。看来人当惯了老师，就不自觉地患上“teacher综合征”，总忘不了自己是个老师，有教训别人的权利和义务。

饭吃罢，人也走了，我们翘首以盼，盼望着这件事赶紧一锤定音。可是等了好长时间，盼了好些时候，一直没有回话。我终于等不及了，就跑过去找人家，却是兜头一盆冷水。他告诉我，他们教科所，包括他本人特别感兴趣，特别想促成，但须上级领导同意。

这次寻找保护伞的失败，本应给我一些教训，可是，那时的我偏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所以，不久我又犯了类似的错误。同样是教科所，不过这回是低一级的。现官不如现管，说不定能够给我们帮上忙。

恰好此时，此教科所穷得快砸锅卖铁了，而我们愿意给人家出一部分费用。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又谈得很顺利，这位教科所的负责人谈起教改教研比前一位更专业，更有激情。所以，当我先把2000元交给他们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这件事基本就定了下来。

剩下的又是等待。然而等来的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后来，这样的事经历多了，我才渐渐知道我们的一些部门，只能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当你依靠自身的力量像唐僧那样，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取来点真经之后，他们可能封给你个金刚、菩萨之类；但在你被妖怪围追堵截或者要下油锅煎炒烹炸的时候，很难指望他们来解救你。

摩罗有本书叫《大地的悲悯》，其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伟人成长的环境，他以俄罗斯为背景说，“十二月党人”在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们跟随的不是这个人而是自己的信仰和追求，是真理和价值认同。所以，那些伟人虽然身受其苦，但是他们的精神并不孤单。可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如果一个人要坚持真理，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追求，将是什么结果呢？有张志新，有遇罗克，还有那个最了不起的北大学生林昭，包括王实味，可怕的并不是他们付出了生命，而是他们在付出生命的时候遭遇的一切，侮辱、伤害和曲解。

人为了肉体的生存，有时必须以放弃精神为代价。那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想指望遇到有骨气、有操守、有信仰、有追求，并敢于为之努力与抗争的人谈何容易，特别是在官方与半官方的空间内，不说是痴心妄想，也接近白日做梦。

不过，我已冥顽至极。也许有那么一位特别伟大的存在关注着我，想使我百炼成钢，想让我得道成佛，就是要历练我，考验我，而此时此刻我所经受的历练和考验还远远不够，所以，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跳进这云天雾海之中。不过，那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