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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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