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球经济再次在深度调整中艰难复苏，“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的新常态循环进一步固化。同时，国际金融市场重启“震动”模式，受希腊债务公投、美联储加息预期、新兴市场经济体脆弱性增加、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等系列因素的影响，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
发达经济体的复苏状况有所改善，力度依然较弱。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稳定在2.5%、1.5%和0.5%三个档位，消费者物价低位运行，实体经济低于潜在产出水平。欧洲央行开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信心；但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源头之一。
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金融脆弱性上升。在资本外流、大宗商品价格下滑和地缘政局不稳等因素的冲击下，东欧和拉美地区一些国家陷入经济衰退，货币大幅贬值。亚太地区相对稳定，同样遭受了资金外流之痛。尽管新兴市场在整体上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更强，但一些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外债敞口较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内部改革和鼓励投资创新等，应当成为提振信心、照亮前路的灯塔。我们看到，中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倡议得到五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双多边经济金融合作如火如荼。G20、IMF等国际平台在促进贸易与投资开放、金融监管改革和多边金融机构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地，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必将助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完善。同时也要看到，以TPP为代表的新型高标准开放合作模式，在促进局部利益的同时有可能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分化国际合作；以恐怖主义势力上升、地缘政治摩擦增加为代表的不稳定因素，正在成为威胁全球经济复苏的负能量。
展望未来，我们保持谨慎乐观。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6年之后，世界各国依然处于深度结构调整进程之中，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依旧不足。发达国家难以突破人口老龄化、福利制度僵化、经济结构失衡和财政困境等方面的增长掣肘，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产能过剩、地缘政局不稳、基础设施薄弱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多重困扰。同时，在传统产业逐步式微的背景下，新技术、新产业成长的步伐仍不足以推动新一轮投资与消费增长；在监管约束更加严苛的条件下，国际金融业尚未完全恢复高效融资、促进创新和管理风险的基础功能；在新旧力量对比变化之下，各国未找到安全高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2016年，G20峰会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对此，我们满怀希望地迎接新年曙光，期待世界各国在内部改革、外部开放和全球治理方面携手共进，为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贡献力量。我们坚持呼吁：
第一，改革沉疴，促进创新，增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当前，各国发展都存在种种弊端，例如不合理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垄断的行业准入壁垒等，压抑了经济主体积极性，限制了经济增长动能。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汲取多年来保持高增长的宝贵经验，始终致力于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扶持新兴产业，挖掘新的增长点。同样，世界各国都需要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发挥宏观政策的保障作用，共同培育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
第二，开放市场，推动合作，唱响互利共赢的主旋律。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贸活动低迷，与许多国家专注国内再工业化、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有密切联系。中国是全球市场体系开放的受益者和坚定捍卫者，2015年以来更是致力于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建设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外推进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步伐。世界各国亦应摒弃以邻为壑的政策，扩大市场开放、加强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求同存异，公正治理，营造和平稳定的好氛围。当前，霸权主义、武力干涉和恐怖主义仍在威胁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国际治理的双重标准、单边主义仍然是不公正、不合理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起源。一直以来，中国是推动和平发展、优化国际治理结构的积极力量和责任担当者。主要的世界大国也应当公平公正，兼容并包，切实承担起维护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重大责任。
1 “一带一路”倡议发布
掀起沿线经济金融合作热潮
3月28日，中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合作重点等方面阐述了“一带一路”的主张和内涵，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方向和任务。
点评: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推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正在深刻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拓展区域内经济发展与合作潜力。“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的重大区域合作战略，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得到了众多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为沿线国家提供广阔的市场和重要的资金来源，有助于消除各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实现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以来，我国与相关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推动了一批重大建设项目的落地，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交流和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今年前10个月，我国企业对沿线49个国家进行投资，投资额为131.1亿美元，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2677个，新签合同645.5亿美元。即将推进的六大经济合作走廊和若干海上重要战略节点建设，将进一步夯实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中国与沿线国家可优先合作领域不限于基础设施，还可以根据经济互补性和资源禀赋特点开展深入合作，包括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的合作，例如与俄罗斯开展航空、航天领域合作，与印度开展服务外包和软件领域以及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离不开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资金规模大、建设周期长。产业园区开发、制造业产能合作、贸易与人员往来等也需要广泛的金融服务。权威测算认为，2010年至2020年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即高达7300亿美元，10年累计融资需求约8.3万亿美元。同时，“一带一路”沿线风险较高，既有地缘政治冲突、极端宗教信仰活跃、各国社会不稳等政治风险，也有大宗商品价格、汇率波动等市场风险。“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与合作的核心是打造一体化的融资市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完善风险管理。
首先，发挥公共资金引导与示范作用。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投行、金砖银行等）优惠贷款、国外政府援助是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资金来源。我国设立的丝路基金及中国—东盟、中国—欧亚等多只政府性基金是重要补充。政策性银行作为准公共金融机构，可利用政府信用筹集一定的市场资金。
其次，广泛开拓民间金融支持渠道。商业银行可提供银团贷款和项目贷款等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私人基金、保险机构、社保基金、援助捐赠等资金可在特殊领域参与进来。例如，私人资本参与丝路基金，保险资金参与灾后重建等。此外，“高铁换大米”、“基础设施换石油”等特殊易货模式，也可成为间接的筹资手段。
再次，针对存在重大风险的项目，可考虑与东道主国建立共同的投资基金，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
最后，扩大与沿线国家货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拓宽人民币在重点国家大项目合作中的运用，拓展人民币双向流动渠道。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加强对这些国家机构覆盖或业务的延伸服务，搭建高效、便捷的跨境金融服务。可考虑完善上海自贸区金融政策，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打造成“一带一路”金融支持集散地。
2 IMF同意人民币加入SDR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取得新进展
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行董事会完成特别提款权（SDR）审议，认为人民币符合所有现有标准，批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成为SDR货币篮子中除美元、欧元、日元与英镑以外的第五种货币，权重为10.92%，超过日元与英镑份额。新的货币篮子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
点评: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自2009年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迅猛发展，在支付结算、投融资、外汇交易、储备职能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中国金融改革稳步推进，相关基础设施日渐完善，人民币国际认可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加入SDR可谓水到渠成。IMF执董会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既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对中国过去多年来货币金融改革成就的充分肯定。
人民币加入SDR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广受诟病，近期经济金融动荡也根植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性与不确定性。多元化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作为第一大新兴市场货币，人民币加入SDR对于提升新兴市场金融话语权、增强全球经济活力以及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人民币纳入SDR有助于提高SDR货币篮子构成的代表性，使其价值更趋稳定。在以SDR促进国际贸易增长与金融资本流动、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方面，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IMF的出发点和整体利益是一致的。
人民币加入SDR，标志着人民币迈入国际货币行列，是IMF对人民币的国际背书，极大地提振了市场信心。长远来看，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将成为全球央行外汇储备货币的重要选项之一，市场资产配置需求也将逐步扩大，金融交易与国际储备职能有望进一步夯实。有深度、流动性良好、透明安全、按国际规则运行的金融体系将成为中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点。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接纳度的提升，将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开启我国对外开放新局面，实现资源全球化配置，提升金融话语权。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人民币加入SDR只是阶段性成果，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依然漫长。人民币国际化的后续动力有赖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实体经济仍是货币金融的基石。人民币加入SDR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与责任。未来，中国应稳妥推进金融改革，协调改革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加强宏观审慎框架与资本流动管理，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随着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国际社会对中国也产生了更多的期许，中国需要树立国际视野，在经济金融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为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TPP基本协议达成
重塑未来国际贸易投资新格局
10月5日，美国等12国经贸部长在亚特兰大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历时5年多的TPP谈判结束并达成基本协议，以支持亚太地区的就业、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发展和创新。
点评: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以及APEC不能实现其“茂物目标”，促使很多国家开始缔结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FTA）来推动贸易和经济发展。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其前身是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在2005年签署的一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9月，美国加入TPP谈判。
与现有的其他贸易协定相比，TPP规则的特点是“全覆盖”和“高标准”。TPP谈判覆盖FTA谈判全部领域，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不仅涉及关税削减等边界措施，还涉及非关税壁垒、国内规制等边界内措施；TPP谈判纳入非传统FTA条款，如劳工条款、环境条款以及中小企业、国有企业、透明度等敏感议题。TPP还提高了对投资者的待遇和保护，建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投资者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可以不通过东道国的法律程序，而是国际司法程序来对东道国政府提起诉讼。
TPP可能成为亚太自贸区的扩展路径。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是亚太国家的长远目标。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推算，到2025年FTAAP将带动全球收入增加约2万亿美元，GDP增长约2%。实现FTAAP的可能路径是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TPP偏重规则和制度，RCEP偏重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障碍等传统议题，TPP的标准高于RCEP。TPP协议目前基本达成，可能扩容成为FTAAP。同时，美国意图通过TPP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确保其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稀释中国、日本等国影响力，实现其“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构想。
TPP将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标准和新规则。二战以后的世界贸易版图主要由美欧国家通过WTO体系制定。近年来，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异军突起，新兴市场国家在原有WTO框架下的发言权和话语权不断增强。由于WTO决策机制是协商一致原则，美欧等发达国家无法通过WTO多边贸易体系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因此，发达经济体希望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的新标准和新规则，迫使新兴市场国家扩大开放，提高发达国家收益。TPP基本协议达成后，美国希望通过吸纳更多的国家加入，形成一个近似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区安排，在WTO之外形成一个新的多边贸易体系，甚至最后取代WTO成为新标准和新机制下的全球贸易体系。当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面临诸多挑战。
TPP协议的生效需要得到各国最高领导层及议会批准，各国能否通过协议还要经受各种程序和政治上的考验。从协议内容看，TPP想要达到成员国间自由贸易规则也不可能一蹴源而就。以“零关税”规则为例，在TPP的12个成员国当中，有一半国家是新兴市场国家，零关税并不能立刻实现。从此次达成协议中“美国将在25年内取消对进口日本汽车征收的2.5%的关税”一条便可看出，真正实现零关税仍路途遥远。
4 国际油价大幅下滑
全球原油市场格局面临重塑
12月4日，在维也纳召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没能达成减产协议，使得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不断下挫的油价跌至近7年来的最低水平。12月16日，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每桶37.19美元，NYMEX轻质原油价格每桶35.74美元，分别较年初下跌34.7%、32%。
点评: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秘书长张燕生
能源是关系到全球经济和金融命脉的重要资源性商品。原油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每一次价格的大幅波动都与供需结构、金融波动、经济兴衰和政治冲击有关。原油市场的供需基本面矛盾上升、地缘政治角力、各大产油国竞相争夺市场份额、沙特实行不减产的政策、新能源和替代能源市场份额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元指数不断上涨都是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加速下行并处于低位运行的重要原因。
全球原油市场格局面临重塑，原油价格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作用被扭曲。全球原油供给增加是油价下跌的重要因素。2015年全球原油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比2014年增长了一倍。面对油价的下挫，欧佩克（OPEC）产油国难言减产，主要是顾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旦OPEC实行减产政策，OPEC的原油供给市场份额可能会被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抢占，OPEC担忧市场地位会随之失去。二是部分石油出口国的财政风险加大，油价下跌使各国不得不竭力保持产量，扩大出口以避免收入锐减。在此背景下，OPEC原油产量在全球供给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从2014年的38.97%上升至39.18%。
在全球原油供应增加的同时，原油需求却增长乏力。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作为全球最大原油消费国的美国，由于页岩油行业的发展，其原油进口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下降，对于原油需求放缓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对于中国而言，转向能源强度更低的发展模式对全球能源发展趋势也具有重要影响。
除原油供给、需求等基本面因素以外，金融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美元指数与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市场价格有着较强的负相关性，一定程度上油价下跌是因为美元指数的持续攀升所导致。此外，当前虽然欧元区和日本继续加大宽松力度，但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步伐提速，提高利率导致美元流动性收紧，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原油的投机活动，或将对油价产生一定下行压力，并降低其大幅波动的概率。
展望未来，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矛盾仍然会延续，相对于加速增长的石油供给，石油需求仍然会呈现不足的局面。一种乐观的预测是在2020年左右实现再平衡。
总体而言，石油维持低位对于全球经济复苏而言是利好，这将有助于提升个人消费，降低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成本。振荡下行的油价还将拉低部分国家的通胀水平，为货币当局采取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腾挪空间。由于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高，原油价格的下跌有助于中国增加原油储备，提高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5 美联储近10年来首次加息
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可控
12月16日，美联储在本年度最后一次议息会议上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首次。美国货币政策自此开始迈入正常化进程。
点评: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钟红
此次美联储加息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起始时间和节奏，主要取决于它对美国就业市场状况和通胀水平向2%目标移动的判断以及对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各类信息评估的情况。2015年11月，美国就业市场表现良好，核心CPI同比增长2%，表现持续好转。此外，全球金融市场基本恢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反弹。9月份，美联储利率政策按兵不动，美元指数一度偏弱，推动资金流入新兴市场，最近美元指数强劲反弹，全球风险资产市场呈现明显稳定趋势。可见，美联储加息的国内、国际条件基本成熟。
美联储加息对美国经济利弊兼备。首先，随着短期利率上升预期增强，短、中、长期的市场利率将提前反应并上升，资金成本面临全面上升压力。其次，长期超低利率环境使美国金融市场中存在许多非正常的逐利机制，许多领域的风险大幅上升，货币政策正常化启动，这将使诸多扭曲因素回归常态。最后，美联储加息将影响收入再分配过程，收入和资源将从债务人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对长期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加息还将对美国政府财政产生一定的影响，利率上升将增加政府的偿债成本。
本轮加息周期的节奏与路径将与以往不同。1999年6月30日开始的加息周期总计加息6次，最终利率为6.5%；2004年6月30日开启的加息周期总计加息17次，每次幅度25个基点，最终利率为5.25%。然而，此次加息路径可能与历次都不相同。从内部因素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基础尚未稳固，三季度实际GDP增长折年率2.1%，与二季度相比稍显疲弱，加息之后可能会出现经济反复风险。从外部环境来看，欧元区已经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料将跟进，大部分国家都处在降息通道，货币政策分化严重，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预期强烈，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全球通缩风险犹存。预计美联储在2016年的加息速度不会过快，但联邦基金利率的实际走向还将有赖于美联储对未来经济前景的判断。
未来应充分重视美欧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外溢风险。美联储加息对全球金融市场的总体影响可控，但对新的风险因素仍需给予高度关注。美联储加息之后美元将继续走强，欧元和日元等非美货币汇率贬值，国际资本将回流美国，全球可能面临流动性紧缺问题。黄金、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维持低位，大宗商品出口国的贸易收支和财政收支状况可能恶化，将抑制此类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未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将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应更加重视美欧货币政策分化外溢风险和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平衡，采取更加审慎的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加强风险预警，维护经济金融的安全和稳定。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正式启动对大量借入美元债务的国家有显著影响，对于以大宗商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更是形成双重压力。不过，由于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债开始以本地货币和非美货币计价，外债期限错配问题有所缓解，这次姗姗来迟的加息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可控。
6 欧洲央行启动量化宽松政策
助推欧洲经济复苏
1月22日，欧洲央行在2015年首次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维持主要再融资、隔夜存款、隔夜贷款三大利率不变，将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利率降低10个基点，同时宣布自3月份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公共及私营部门债券直至2016年9月底，以达到预期通胀目标。12月3日，欧洲央行进一步宣布下调隔夜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0.3%，并延长QE时间至2017年3月。
点评: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
货币放水并不能使经济真正复苏，充其量是为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在此背景下，欧洲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实在是无奈之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欧元区通缩风险加剧，需要推出QE抬升物价水平。自2013年1月以来，欧元区物价水平长期低于2%的货币政策目标，目前在零上下浮动，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抬高物价。二是欧洲央行的操作空间有限，其实施的负利率和有限宽松货币政策未能明显驱动经济活动，采取进一步刺激举措的必要性上升。三是大部分成员国不断施压，要求欧洲央行实施QE。以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为代表的高负债国家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欧版QE的推出将极大缓解融资缺口，因此，此类国家积极呼吁实行资产购买计划。
如果按照各国央行在欧洲央行的出资份额来购买各国债券，显然像德国这样不需央行救助的国家会被迫接受更多救助，而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样存在融资缺口的国家将收到很少救助。考虑到以上现实，欧洲央行最终只将20%的资产购买计划实行风险共担，其余80%风险自担。这其实是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妥协的一个产物，既顾及德国对承担过多风险的担忧，又令那些期望获得欧洲央行救助的国家感到满意。
在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面临通缩风险、传统货币政策无效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出台QE政策是正确的选择。虽然刚推出之际质疑声不断，认为欧版QE相对美国QE规模小，欧元区会深陷“流动性陷阱”，对投资拉动作用有限，也不利于欧版QE效果的发挥。
时至今日，欧版QE的实施效果不乏亮点。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国际大环境下，欧洲经济实现了稳步复苏，其中，德、法、意等欧元区核心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2014年欧元区实际GDP增长率为0.9%，预计2015年将达到1.5%，法国和意大利实际GDP增长率也将由2014年的0.2%和-0.4%上升到1.2%和0.8%，德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
考虑到近期欧元区通胀水平仍然较低，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欧元区在12月议息会议上一如预期下调隔夜存款利率，并延长实施QE时间。此举本是为了压低欧元汇率，促进出口，抬高进口产品价格，缓解通缩风险。然而，决议公布之后，欧元对美元反而逆势上涨。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英国《金融时报》乌龙消息之后空头回补；欧洲央行仅延长QE时间未扩大月度购债额度让投资者失望；剧烈纠偏之后欧元的走势要看经济基本面，当前欧洲经济复苏势头较好。不过，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联储正式开启加息步伐，欧元存在贬值空间，这有利于欧元区通胀预期的实现。
7 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一致
欧债危机缓解
8月11日，希腊与国际债权人就第三轮救援协议的谈判取得重要成果，双方就希腊2015年至2018年的基本财政预算目标达成共识。由此，希腊在巨额债务到期之前获得“三驾马车”提供的860亿欧元援助资金，避免了债务违约，维持财政体系的运转。受此鼓舞，持续多年的欧债危机得以进一步缓解。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希腊是第一个捅破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马蜂窝”的国家，又是一个债务问题深重、拖延至今仍难以根治危机病根的国家。希腊债务问题在2015年再度升温，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由于反对财政紧缩的激进左翼联盟党在年初赢得大选，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
极左政党赢得民意而上台，事实上反映了希腊民众的痛苦选择。在现行的制度安排、国际竞争力和社会背景下，希腊偿还国际债务几乎不可能，唯有争取债务减免或推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而在国际债权人看来，债务违约将对欧元区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希腊唯有改革出路可选。因此，双方的博弈焦点集中于如何在希腊最大的承受限度内，促使希腊推进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债务可持续性。
基于希腊退欧将带来一系列不可预料的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始终致力于推动希腊与债权人各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洲稳定机制）的谈判。随后的事态发展一波三折，围绕希腊第三轮救助协议细节反复交锋，援助计划也被迫不断延期。特别是，希腊新政府在六七月多笔大额政府债务到期前，先后采取“实施资本管制”、“宣布无法如期偿还IMF借款”和“举行全民公投”等举措，以希腊民意和退出欧元区为由，与国际债权人讨价还价，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相应较大波动。
谈判成功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艰苦的马拉松式协商之后，各方最终在8月11日就第三轮救助协议达成一致，从而使希腊能够开始使用总额约86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避免了债务违约和“退欧”危机。各方同意2015年希腊财政目标定为基本财政赤字占GDP的0.25%，2016年至2018年3年内实现基本财政盈余，占GDP比例分别为0.5%、1.75%和3.5%；同时就银行坏账管理、私有化基金以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等问题相互让步。
此外，希腊需要进行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推动公共机构管理、社会福利体制改革，逐步减少提前退休现象，减少对农民的税收优惠，修改对海运公司税收办法等。
从目前情形看，希腊债务各方谈判达成一致，是化解欧债危机的最优选择。无论执政党如何激进，希腊民众最终并不希望退出欧元区；在希腊短期内无法偿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只能进行债务展期和允许希腊借新还旧，寄望于希腊持续推动改革，促进经济增长，逐步改善财政状况，最终使其债务负担进入可持续状态。
欧元区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需要以希腊案例为鉴，解决财政分割与货币统一的矛盾。一方面，希腊等国的债务过度扩张等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强有力地持续推进结构改革举措，接受欧盟成员国的监督，将债务水平压缩到合理规模；另一方面，欧元集团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快各项改革，包括设计和巩固单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推动成员国财政体系的进一步融合等，增强欧元区的竞争力和稳定性。
8 新兴市场货币普遍贬值
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9月29日，马来西亚林吉特跌至1997年以来最低水平，过去一年林吉特对美元贬值近30%，成为全球表现最糟的货币之一。在美国加息预期、原油价格暴跌的国际环境下，除林吉特之外，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普遍贬值至历史低位，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杰
2015年，新兴市场货币持续贬值，摩根大通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挫超过12%，全球外汇市场动荡加剧。本轮贬值浪潮既是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的溢出效应在国际资本流动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新兴市场国家结构性转型进展迟缓的结果。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过于依赖美元的货币格局已广受诟病，然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至今收效甚微。美国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使不少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严重捆绑，在支持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资本外逃、金融动荡的隐忧。
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历次收紧货币政策都会导致新兴市场货币急剧贬值，甚至催化引发金融危机，如20世纪后期的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风暴等。2015年，美国经济复苏向好，加息预期高企，美元指数一度飙升突破100，新兴市场资本加速流出，出现自1988年以来的首次资本净流出，流动性急速收紧，货币随之大幅贬值。
“外患”不断，“内忧”重重。2015年新兴市场连续第5年增速下滑，结构性问题凸显，进一步加大本币贬值压力：其一，以短期资本流入弥补经常项下逆差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不再可持续；其二，全球经济低迷，外需拉动力大大减弱，国内通胀高企；其三，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价格持续下跌恶化出口国收入；其四，本币贬值、美元走强，外汇储备不断下降，财政压力与外债风险进一步放大。
新兴市场经济失衡矛盾积聚，深层次结构改革推进相对缓慢，2015年新兴市场货币进入贬值第3年，形成1997年以来最长贬值周期，投资者避险情绪高涨，逐步构筑资本流出与货币贬值的恶性循环。此外，土耳其、南非、马来西亚等政治动荡也对区域经济以及外汇市场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
作为“增长旗舰”与新兴市场“压仓石”，中国开始步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风险增大，人民币对美元币值开始出现高估。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调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逆转前期上升势头，适度回调以反映基本面变化。虽然人民币汇率波动属于正常现象，但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新兴经济体的忧虑，增加了越南、马来西亚等国货币的下行压力。
近年来，新兴市场纷纷提高汇率灵活性，增加外储积累，强化政策框架以抵御外部冲击，但对全球金融条件收紧仍极具敏感性。展望2016年，美元进入加息通道，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维持低位，新兴市场货币贬值浪潮尚未完结。
新兴市场应从根源上予以应对，一方面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充分运用宏观微观审慎工具抑制杠杆水平；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性，改善各级主体资产负债表结构。在理念上，将汇率调整变化视为减震缓冲，而非货币战争武器。加强新兴市场间金融合作，建立多边流动性监测机制，发展货币互换体系，提高新兴市场整体抗冲击能力。
9 FSB出台资本监管新规
解决银行“大而不倒”又迈一步
11月9日，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宣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最终稿。最终稿规定，2019年，30家G-SIBs的总损失吸收资本在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占比须达到16%，与巴塞尔Ⅲ中杠杆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6%；2022年在风险加权资产中的占比须提高至18%，与巴塞尔Ⅲ中杠杆率分母的比值不能低于6.75%。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
总损失吸收资本是指在银行处置过程中，可通过转股或减记方式进行注资的资本或债务类工具。除了可计入监管资本的一级普通股资本、一级其他资本和二级资本以外，一些中长期债务工具也可纳入TLAC的计算。
从宏观层面看，TLAC要求将监管资本以外的一些合格债务工具纳入吸收风险的缓冲垫，提高了G-SIBs的风险吸收能力，有利于保障“问题银行”在处置过程中正常功能的发挥，避免了“大而不能倒”问题对纳税人利益的损害，同时也明显弱化了政府作为“最后担保人”的角色。
从银行层面来看，TLAC要求提高了G-SIBs的合规成本，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各银行在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交易关联程度和复杂性、拓展跨国业务方面将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银行的风险偏好因而将有所降低；与此同时，为满足监管要求，大型银行有更强的动机进行资本筹集，其中，发行债务类工具进行资本补充将是未来G-SIBs的重点策略。据彭博测算，要满足16%和18%的TLAC要求，美国8家G-SIBs将面临总计约735.5亿美元和867.2亿美元的资金缺口，8家银行将主要通过发债填补这一缺口。而对于在美国经营的注册地在国外的G-SIBs，则只能通过向母行发行内部用于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的债券来满足监管要求，不得向外部投资者融资。
全球性监管和区域性监管的平衡协调将使得TLAC的实施面临挑战。欧元区的G-SIBs可能要满足两套不同的资本缓冲要求：一是FSB为G-SIBs规定的TLAC要求，二是由单一处置委员会为欧元区所有大型银行设立的自有资本和合格负债的最低要求（MREL）。TLAC要求和MREL均着眼于解决大型银行“大而不能倒”问题，因而两者可能存在重复监管的问题。协调TLAC要求与MREL要求，将对欧元区监管当局和大型银行的智慧提出挑战。
对新兴市场G-SIBs的差别化监管。中国的4家银行是30家G-SIBs中仅有的注册地位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机构。考虑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且G-SIBs体量较大，FSB专门为总部位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G-SIBs设定了过渡期，将中国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行的达标时间延后。尽管如此，四大行仍将面临总损失吸收资本补充压力。毫无疑问，TLAC的实施将对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10 利率、汇率市场化取得突破
中国金融改革全面提速
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由做市商参考上日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等情况形成报价。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限制。至此，历经近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关键一步，汇率市场化改革再进一程，中国金融改革全面提速。
点评: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管涛
利率和汇率作为最基础的货币资金价格，关系到金融系统配置资源的效率，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当前我国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形态更叠的关键时期，放开利率管制可为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筛选支持的行业、企业提供更大空间，有利于新产业的形成和落后产能的退出，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发展。
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作为基准汇率，对于稳定市场汇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现行汇率形成机制也显露出一些问题。例如，中间价的透明度不高、市场化程度不足，造成交易价相对中间价持续的偏离等。此次汇率改革是对现行汇率制度的一次重大完善，有助于提高中间价的基准性和权威性，提高市场因素在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作用。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放开利率管制，增强汇率中间价透明度是实现金融要素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未来利率、汇率改革还将朝着市场化、国际化、协调化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将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健全央行政策利率调控机制，从优化资源配置、疏通利率传导体系的高度来把握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路径。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顺应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的大趋势，加快构建与大国货币地位相适应的汇率管理体系，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提高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与此同时，统筹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处理好开放和稳定、境内和境外协调发展问题。
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将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也将为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利率、汇率形成机制的更加市场化，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也将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利率、汇率市场化对金融机构有“危”也有“机”，既有息差收窄、盈利下降带来的挑战，也有资金定价权更加灵活、创新空间增加的发展机遇。
今年推行的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节点，未来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金融改革将加速推进。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经济未来运行的主旋律，中国金融运行的特征将发生深刻变革。可以预见，未来金融改革不仅是资金价格形成机制的更加市场化，也将伴随着开放性金融体制构建、金融机构准入放开、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全方位改革。在此过程中，要顺应金融形势的变化，处理好改革、创新与风险上升的矛盾，加快构建功能导向、监管全覆盖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