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没什么该不该
人虽然渺小，人生虽然短，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杨绛
杨绛在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学以后，学校让他们分科（即分专业）。她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杨绛回想道：“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为选专业，杨绛颇费踌躇，只好带着问题回家求教。
“我该学什么？”她问父亲。
杨荫杭回答：“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杨绛心里不踏实：“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开导她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杨绛
杨绛非常恋家，并不贪玩却贪看书，回家还帮助父亲做些事情。有一次，杨荫杭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杨绛说。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杨荫杭笑道：“我也这样。”
杨绛觉得父女两人心同此感，自己好像成了父亲的朋友。
贰·两情相悦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杨绛
杨绛在北京的大学生活中，发生了决定她一生命运的事情，这就是与钱锺书的相识与相恋。对此，她母亲唐须嫈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钱锺书当时已名满清华。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钱锺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钱锺书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校园内名气很大，写起文章纵横捭阖，臧否人物口没遮拦。他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与他相识在一九三二年春天的清华校园。
这天春意盎然，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锺书的亲戚，带钱锺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回忆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并且第二年便订了婚。钱锺书中年时在诗歌里追忆他们恋爱的第一面：
颉眼容光忆见初，
蔷薇新瓣浸醍醐。
不知腼洗儿时面，
曾取红花和雪无。
他依然记得当年的杨绛脸面的白洁红润，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还带着一丝腼腆。杨绛先生对这首诗解释说：“锺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
叁·我的子女没有遗产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杨绛
杨绛父亲以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一座没人要的破宅院，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破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木，修建的费用是靠他做律师的收入。
其实，杨荫杭是反对置买家产的，买“安徐堂”的房子，实在出于无奈。他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对杨绛等人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杨绛家搬入“安徐堂”后，修葺了一套较好的房子，前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掀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鼻涕虫（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和蜘蛛。杨荫杭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在杨绛看来，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杨绛上学周末回家，发现她的弟弟妹妹和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
唐须嫈对她的丈夫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
可是这种“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和蜘蛛都捉尽。唐须嫈对这帮“唯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他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孩子们不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自己的母亲要钱。
不过，杨绛对这种“赚钱”方法并不感兴趣，她像她的母亲一样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漠。杨绛很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她的淡泊名利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庭的熏陶下形成的。
肆·我们仨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我们一同承担，困难就不复困难；我们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杨绛
钱锺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
转眼到了一九四一年夏天，钱锺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返回到上海探亲。
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把外国椅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椅子，就交给了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爸爸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钱锺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杨绛只把无锡话改为普通话。杨绛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女儿的话一字字记住了。钱锺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被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
至于钱锺书到底说的什么话，杨绛当时没问，后来也没想到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但是钱锺书究竟说了什么话并不重要，反正一下子就赢得了女儿的友情，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从此钱锺书父女俩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钱瑗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她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她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钱瑗去世前一两个月，躺在病床上还在写东西，其中有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可以读一下：“一九四五年父亲由内地辗转回到上海，我当时大约五岁。他天天逗我玩，我非常高兴，撒娇、‘人来疯’，变得相当讨厌。奶奶说他和我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大的也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
人类并不靠天神教导，人的本性里有灵性良心。在灵性良心的指引下，人人都有高于物质的要求。 ——杨绛
作者 | 罗银胜
节选自《杨绛传》，本文转载已获得授权。
“浓缩杨绛先生一生的智慧精华，给心灵迷失的当代人无尽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