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关于冲突和性暴力的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阿富汗。根据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统计，2013年上半年，伤害女性的“罪行”增加了25%，当中包括了性暴力以及逼婚。这里的“罪行”我特别打上引号，是因为在阿富汗，并没有保护女性权益的法例。

在09年的时候，联合国就已经呼吁阿富汗政府尽快制定相关法律，这是因为，在阿富汗所有地区，社会和社会团体中，对女性的性暴力都存在，但是阿富汗的刑法并没有明确的将强奸确定为罪犯，而一些执法者和司法人员认为，强奸不是重罪。而当地文化和习俗，导致受害者在寻求帮助的时候，反而遭到迫害。

当然，这不是仅仅在阿富汗存在的情形，“Honor Killing”,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杀人在很多国家存在，那些遭到强奸的女性，最终死在家族成员的手下。也因为这样，在家族和部落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用强奸女性的方式，来让对方蒙受耻辱。

战争，尤其是种族冲突的时候，把强奸作为武器即便在当今社会也依旧存在。最为世人所熟悉的是92年的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士兵有计划的大规模强奸波斯尼亚妇女，羞辱女性之余，也让她们的家人蒙羞，从而彻底摧毁社区，当然，还有一个目的：企图改变波斯尼亚族下一辈的血缘。

30年后，在利比亚，也传出这样的丑闻，卡扎菲的安全部队成员，用强奸和其他的性暴力，来惩罚那些反对者。和其他地方一样，受害者同样还包括男性和儿童。30年，世界似乎在原地踏步。我当时采访了一名在难民营进行问卷调查的利比亚学者，她说，调查进行的非常艰难，因为受害者们都不愿提起。

站出来控诉需要勇气。两年前，我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医院里面见到了万爱花，她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的慰安妇。每一次诉讼，接受访问，都需要审视自己曾经的创伤，她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不停搬家，来躲避旁人的流言蜚语。她去年去世了，所幸在她最后的几年，因为她和其他受害者的勇敢，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帮助，也用她们的勇敢，为自己找到了尊严。

很多人会觉得，性暴力只是存在于战乱或者落后的地方，但其实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当中。如果说区别，那就是不同社会，对于性暴力的认知以及承受度并不相同。在印度，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政府修订法律，透过执法惩处强奸犯，在加拿大，民众则透过游行，希望释放这样一个信息：遭到性侵犯，绝对不是咎由自取，不需要觉得自己可耻，犯了性暴力的人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香港，偷窥，带有性涵义而令人不安的言语也等同性暴力，因为语言和态度上对别人的身体作出性意味的冒犯，同样会令人产生恐惧;在中国内地，还没有专门的法例来处罚家庭暴力，夫妻之间的性暴力，被认为是私事，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受害人很难为自己维权。

13年，几个联合国机构针对中国，孟加拉，柬埔寨，印尼，斯里兰卡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万多名男性，问题没有直接用“强奸“，而是用是否有过强迫不情愿的女性性交，是否和喝醉酒吸了毒，无法清楚表达自己意愿的女性性交来替代，在很多国家，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等同强奸。调查结果显示，11%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对伴侣之外的女性发生过这样的性行为，而如果算上妻子或者女朋友，比例则变成24%。

一些人觉得，性暴力是别人做的事情，但是其实，只不过是这些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犯罪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