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周（Erin Chew）长到10岁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亚洲外表受够了。

她出生在澳洲，父母是马来西亚华人。在悉尼外西区Mount Druitt的公屋里，他们既非欧洲人也非原住民的脸孔格外显眼。

Cabramatta附近的越南人和华人，以及Haymarket附近唐人街操广东话的帮派看起来似乎很遥远，但他们的存在却影响了周对自己的认知。

她回忆说：“我当时受到很多种族歧视和人身伤害。”

“一些孩子的家长甚至叫我滚回中国去，而我其实并非来自中国。”

她记得在叛逆的青春期，她曾经“试着摆脱亚洲人的身份”。

她说，“我甚至告诉我的父母说‘我想改变姓氏’。”

周走出了童年噩梦和耻辱，成功进入悉尼大学。那里有许多华裔、印度裔、韩裔以及东南亚学生，让她学会了解并珍惜自己的身份，并为反对偏见和歧视而斗争。2013年，她帮助成立了亚裔澳洲人联合会，这一团体为亚洲小区的福祉而进行政治游说。

复杂的关系

澳洲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澳洲的华裔人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过，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差异，以及外貌上的明显不同，意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复杂。

周说，“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但并不一定宽容。”

根据澳洲统计局2014年6月的资料，澳洲有660万海外出生人口，其中有8%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

在澳的中国留学生约有15万，还有为数众多来自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甚至还有19世纪中叶淘金潮留下的华人后裔。在2011年人口调查中，普通话超过意大利语，成为继英语后最多人使用的语言。

越来越多的中学也推出了普通话教学，最近几届联邦政府都把这一举措做为和中国加强关系的关键措施来实行。

至少在表面上，澳洲各大城市的华人小区附近，大家似乎都相处得不错。

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暴力事件从未引起警方的特别关注，而2009和2010年间，曾出现过针对墨尔本印度学生的种族暴力事件。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跨种族年轻夫妻，绝大部分澳洲人认可华人对澳洲繁荣作出的贡献。

斯坎伦基金会（Scanlon Foundation）的2015社会凝聚力调查（2015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survey）发现，所有移民团体上报的曾经遭受种族歧视的比例大幅下降，在2015年降到14.5%，而2014年是18%，2013年是1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在澳洲总是受到欢迎。事实上，该报告发现，出生在中国的移民有25%曾在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体育场、街道、聚会、学校或者外出购物时受到过歧视。

澳洲有着长期反对亚洲、反对中国的历史。1850年代，在维多利亚金矿区就有过要中国矿工‘滚蛋’的事件，186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Young的Lambing平原有过臭名昭著的针对华人的种族事件。殖民地移民法规就在这一段血淋淋的历史中创建，在这些事件中，数百名中国矿工受到重伤，殖民地移民法规就是澳洲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的前身，这一法律在澳洲成立后60年一直禁止亚洲移民。

尽管不像日益增加的穆斯林人口那样受到公开诋毁和妖魔化，但在澳中国移民直到今天仍受到全方位的欺凌，从偶发的种族主义事件到在工作场所被起外号，从正式施予的歧视到受到人身攻击。

尽管澳洲华人占人口的比例正在成为西方国家中最高，但澳洲在种族融合方面似乎还是落后于加拿大和美国。亚洲人，特别是华裔后代，在各级政府、法律系统以及各类商业中所占比例都偏低。

竹天花板

而这，正是像周这样的说客试图在现代澳洲加以解决的问题。

她说，“歧视确实存在的，我们称之为种族偏见，或者用时髦的说法叫做竹天花板。”

“你可以看看各大银行和Telstra之类的公司，你可以见到很多亚洲人，但是他们最多做到中层管理人员。”

“亚裔主管在哪呢？”

前工党外交部长、前新州州长卡尔（Bob Carr）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他同意澳洲在融合华裔以及其他大型亚裔团体方面做的还不够。

不过，他说他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至少在澳洲企业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

“各公司在讨论印度和华人背景员工比例，以及为什么这一比例没有在高级管理人员中表现出来，这本身就显示他们意识到了这是个问题。”

澳洲版多元文化

学者、教授及作家杰克博崴茨（Andrew Jakubowicz）在讨论到澳洲的多元文化时说，盎格鲁-撒克逊澳洲与中国和亚洲的关系从来就不顺利。他的著作包括《为那些从海上来的人们》。

“在白澳时代，红色中国时期，绝大多数澳洲人都对中国人有种族歧视。他们对中国人白眼相加，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感到恐惧，但对中国经济一无所知。”

1980年代末发生了那起著名的事件，这种批评之火又重燃。澳洲当时融合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享受着北方经济强国的便宜出口，却又用充满怀疑的目光注视这这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

1990年代澳洲陷入衰退，适合单一民族党创始人韩珊（Pauline Hanson）的政治气候出现了，她宣称亚洲人将“抢走”澳洲人的工作、土地和文化。

韩珊在1990年代中期警告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聚居形成贫民区，不会融入澳洲社会。”

她的话在当时引起了澳洲人的共鸣，并与当时广受尊敬但也经常引发争议的澳洲历史学家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的看法交相呼应。后者质疑白澳政策结束后，澳洲官方移民政策有偏袒亚洲人的倾向。

鸵鸟政策

著名作家和记者劳（Benjamin Law）是一位香港移民的儿子。他对种族主义的人身攻击并不陌生，尽管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公众人士。

他说，今天的数字技术可以防止人们自我满足。

他说，“很多都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有关，这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可以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在1970年就决定男女平等，但并不意味着性别歧视就此消失。”

“或者，仅仅我们在1970年代决定原住民和其他澳洲人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并不意味着原住民就不再受到种族歧视。”

“或者仅仅因为我们希望某件事情消失，这件事情就一定会消失，这实际上就像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

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澳洲的反华情绪常常是悄悄表现出来的。人们对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并不完全放心，或者说认为中国只是在潜伏着伺机攫取我们的农田和房地产。

爱恨交加

每一次中国人买下矿场或者农业公司的行为都推高了惊叹的声浪，而悉尼和墨尔本房价高涨也被推到中国大陆身上。

杰克博崴茨说，现代澳洲人对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看法充满矛盾，敬畏与不满并存。

他说：“澳洲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矿业、教育、旅游和农业——全面依赖中国而且程度不断加深，造成了极端焦虑和不满，但表现在外的往往是奉承式的崇拜。”

他还说，“人们越发感觉到，中国的软实力和对中国海外侨民的紧密控制可能使中国的政治触手伸进澳洲的心脏”。

房屋所有权的重要性

但是，说起中国在澳投资，还是房地产——这个在为房贷而疯狂的悉尼和墨尔本最热门的茶余饭后话题——抓住了最多的头条新闻。

来自香港的第三代移民，George Wing Kee说：“我曾经去过很多拍卖现场观察情况，中国人经常是在拍卖中领先”。他在唐人街经营一家小型房地产代理公司。“但是当谈论到中国人愿意为房地产付出创纪录的价钱后，卖家不可能不高兴。”

“我们愿意批评亚洲人，因为他们买房地产，但是他们也为澳洲输入资金，这是一件好事，这让国家更有活力、更有前途。”

民族主义回应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满意，特别是那些首置业者，他们被高价挤出了市场。

这一现象也为右翼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动力，例如NIck Folkes和他的自由之党。

但是，大多数人，包括经济学家和政客，都认为中国需求，特别是对澳洲各首府城市的楼花需求，对在矿业热潮时代后振兴建筑业功不可没。特别是在新州和维州，这里的经济比矿业州如西澳好的多。

本周的市场动荡也显示出，当中国经济打喷嚏时，澳洲会感冒。没有人会怀疑，如果中国真的“硬着陆”，那么澳洲将会陷入衰退。

周对此确信不疑，她认为绝大多数澳洲人都接受，他们的经济财富至少部分与中国捆绑的。她的主要的关心点在于，澳洲正式认可中国以及亚洲移民对澳洲的丰富文化和幸福做出的贡献。

成立亚裔澳洲人联合会的目的之一，是游说堪培拉对白澳政策正式道歉。

“我们需要从澳洲政府得到一个正式道歉，来认可在白澳政策时代来到澳洲的早期华人和其他移民的贡献，以和那段公然歧视的漫长时期做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