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的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来到中国，这也是他一年内的第二次中国之行。

无疑，G20杭州峰会的召开不仅对全球经济，对于两国关系而言同样恰逢其时。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大中华区特派专员狄龙（Tim Dillon）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说，希望通过G20，能探讨分享更多有关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话题，能够与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借此G20杭州峰会之机，他强调澳大利亚政府非常欢迎中国投资：“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与友好关系让我坚信，中国与澳大利亚经贸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具体到维多利亚州，他表示州政府“希望未来中国的投资比例，到2026年能从现在的8%增长到20%，这也是宏伟的目标”。

记者：你对即将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有何计划？你认为本届G20峰会将为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带来什么样的契机？

狄龙：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将代表澳大利亚参加此次G20峰会。作为一名州代表，我不太方便对此发表任何看法，但是，我们期待分享更多有关推动自由贸易与投资的话题。

记者：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及其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狄龙：中国经济进入一种“新常态”——增长步伐放缓，但事实上，依据全球通用标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只是相较于中国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来说放缓而已。同时，中国经济规模也在不断增大，基数的增长自然会抵消部分百分比增长。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经济活动仍然比较活跃且不断增加。此外，从长期来看，这种相对低的增长态势更加可持续，并将推动中国经济取得质的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低价值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并不会为中国和澳大利亚带来长期可持续的收益。

我们注意到，中澳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组成已不再是传统的采矿与能源等高增长行业，而是慢慢转向旅游、教育和高新制造等领域。

比如，2012年，维多利亚州的中国留学生有42000名，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到58000名。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的教育服务机构都在竞相利用这一机会。

长期来看，中国和澳大利亚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还将持续发生变化，但两国经济的互补性与友好关系让我坚信，中国与澳大利亚经济的前景一片光明。

记者：杭州G20峰会将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创新”也是中澳合作的关键点，有有关维多利亚州与中国开展创新合作并推动中国创新步伐的实例吗？

狄龙：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创新与技术中心，澳大利亚排名前20的科技公司有一半以上都位于墨尔本。

维多利亚州与中国之间的合作案例有文思海辉（Pactera）。总部位于中国的文思海辉，是一家全球性ICT服务供应商，为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咨询与技术服务。2010年，在维多利亚州投资局的支持下，文思海辉成立了墨尔本分公司，并以此为跳板将业务拓展至悉尼。

双方的另一成功合作案例是维多利亚州的伯内特研究所（Burnet Institute）与北京国民信和集团联合创立了南京澳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作为伯内特研究所的中国研发实验室基地。此外，蒙纳什大学在中国昆山设立了水敏型城市合作研究中心（CRC WSC），该中心目前正在与昆山市规划局合作，计划将昆山打造成中国首个海绵城（Sponge City），并将在未来推广到江苏的其他城市。

记者：谈到中澳合作和投资，近期，澳大利亚政府否决了两家中国公司并购澳洲电网(Ausgrid)的竞标案，中国相关部门也表示澳方的这一行为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将影响中国投资者的积极性，你如何看这个问题？澳洲市场的投资环境开放吗？

狄龙：去年澳洲政府通过了3700个投资计划。此外，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上千个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大多数都通过了。从总的数量来说，没有通过的比率非常低。

澳洲联邦政府的决定是从国家利益，反垄断的角度考虑，但总的通过率有99.9%之高。澳洲政府非常欢迎中国投资，维州政府也希望未来中国的投资比例，到2026年能从现在的8%增长到20%，这也是宏伟的目标。

澳大利亚拥有全球最便利、最安全和最透明的经商环境。在经商便利性整体排名上，澳大利亚位列所有国家的前7%之列，并拥有全球最透明且秩序最为完善的经商环境。在金融与银行监管、法规遵从性和金融系统风险管理领域，我们位列所有国家中的前十。

澳大利亚拥有最为完善的法律与监管框架和稳定的政治局面，确保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最为安全的投资与经商环境。

澳洲政府确立了开放的市场政策。我们在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中排名第四，这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在贸易、投资和金领域融的高度自由。

记者：维多利亚州成立了专门的基础设施局（Infrastructure Authority），而中国目前也有一些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机构，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维州和中国在这些领域有哪些合作？

狄龙：基础设施局由新政府于2014年年底创建，是一家独立的法定管理机构，为维多利亚州的基础设施需求与优先事项提供专业建议和决策辅助。根据基础设施局制定的发展战略，将明确维多利亚州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基础设施发展需求列入优先事项。

维多利亚州政府计划开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包括建造全新地铁线路、火车站、公路和桥梁以及城市改造与土地开发等。目前，维多利亚州政府正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负责机构进行商洽，希望能够让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州的企业参与到这一宏伟计划中来。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就双方未来的项目合作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同时我们也将督促相关企业时刻关注商洽的最新进展。

澳大利亚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之一，并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投资9.3亿澳元促进亚洲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展。

记者：你在东南亚、日本都有过多年的工作经验，你觉得中国企业与这些国家的企业在投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狄龙：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正是处于持续的经济繁荣状态。当时，日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而韩国是从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工业强国。

中国最初是仿照这种“东亚增长模式”发展，注重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利用货币汇率的优势的发展模式刺激经济。不同于日本和韩国的是，许多领先的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相比起其他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和东亚国家间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会广泛运用外商直接投资。值得肯定的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因为他获得了其他发达国家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获得的技能和技术。

自2014年来到中国，我注意到中国企业的一些具体特点：

（1）发展时有的并没有预期确定好的计划，而是应对每一个新挑战和机遇。中国有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个意思。

（2）中国利用改革试点计划并成功研制出在能适用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改革。政策制定者可以将政策推向国际进行测试，自由贸易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3）中国决策者一直在研究国际上商业、政策、政府和其他领域的成功模式，并成功改变了这些模型来适应中国自身的情况。

（4）中国通过充分参与国际贸易、投资和其他领域的交换与交流，如教育和文化。这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这种开放性是中国决策的真正资产。

（5）中国公司能迅速敏捷地抓住新的机遇。以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为例，十年前几乎是从零开始，现在已经是称霸全球的世界电子商务发展平台，如阿里巴巴，并且拥有高效的物流运输去支持电子商务的发展。

（6）中国的企业领袖有强烈的创业精神。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了全球化，也在世界各地拥有良好的声誉。虽然这些公司都从不起眼的小公司开始发展，但是中国的企业家带着他们的企业迈出了不平凡的道路。例如华为、海信、长城汽车，这些都在墨尔本设立了他们在澳大利亚的总部。

内容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