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时，世界各地的城市环境都有相对的推进和进步。早期大规模的重工业发展带动了法律法规的形成，比如针对吸烟和空气污染。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日益增长，过时的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系统无法负担，不得不花重金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

一旦解决了这些初级的环境管理挑战，有人就认为，城市居民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不那么急迫，且规模较大的问题上去，包括一些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城市粮食的种植或循环利用的高级方法。

20世纪城市环境的进展模式与21世纪最大的区别在于环境问题的规模和范围。

21世纪，例如雅加达这类特大城市将面临空气污染的严重问题，同样，居民考虑到环境问题会开氢动力或电动车。中国的特大城市比如天津，也面临着废气污染的严重问题，我们通过愿景和投资，将天津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城市”，为其它城市做典范。

我们看到，不同城市采用各种系统进行有效的环境管理，如今城市间互相学习交流也更频繁了。

我们曾认为，西方国家有能力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法都来自原先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例如，之前由Kevin Mcleod提出并闻名的对非正式定居点的重新评价，或者是在巴西城市库里提巴开展的交通解决方案。

个体行为仅在既定的战略框架下起到重要作用。这可能包括市场激励策略，例如归还空瓶子可获得现金退款，还可能包括“助推理论”——环境中一些小的干预，或是能鼓励人们做出更好决策的奖励机制。

将个人行为在消费与代偿之间转换很重要；通常，当个人能获直接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会出现行为的改变。

我们正看到许多大型国际化咨询公司，通过吸引国际化人才并提供从规划到环境服务等业务，而这些业务原先都是与当地人才设施捆绑的。

这些公司的出现以及他们对于该领域的兴趣，正表明了为城市环境管理的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是一盈利相当被看好的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