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专长的项目不同，收入来源也不同，而且何雯娜公布的数字，未计入各种赛事奖金、商业代言，这两个反差极大的收入例子，不足以解答“运动员是不是好职业”，却引出了更多问题：

作家、影星、歌手…名气与收入紧密挂钩的职业，往往以走向国际为灿烂前途，职业运动员走向身价百倍的“体坛明星”，大致亦然。

我们从公开资料和报导中，找到了2014年中港台地区总收入最高的十名运动员，以及同期全球范围内总收入最高的十名运动员，将他们当年的总收入进行了比较。

在全球范围内总收入排名前十的运动员中，无一来自中港台。国际顶级运动员的收入──无论是从整体看还是分体育项目看──都远远高于中港台地区运动员的收入。

在国际范围内，总收入排名第十的橄榄球运动员马特·莱恩（Matt Ryan），年收入约为4380万美元，约是在中港台地区总收入排名第一的“网球一姐”李娜的3.6倍，更是在中港台排名第十的斯诺克香港选手傅家俊的101倍有多。而全球排名第一的佛洛依德·梅威瑟，年收入是李娜近9倍，是傅家俊的244倍多。

在相同的体育项目中，美国篮球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年收入7230万美元，而中国收入最高的篮球运动员易建联，年收入只有勒布朗·詹姆斯的3.12%。当年网球界全球最富的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其年收入是李娜的4倍多，而高尔夫球界最富的泰格·伍兹（Tiger Woods），其年度总收入更是中国大陆高尔夫球手冯珊珊的29倍多。

这20名运动员，无论是2014年总收入，还是在各自体育领域的竞技水准，都已属顶尖之列，那令人咋舌的收入差异，是受到什么因素影响而成？

四个地理分区、10个体育项目、混合多种收入的全年总收入，在进一步拆解之下，出现了如下现象：

在中港台地区，一些体育项目无法查到顶级运动员的资料，比如橄榄球，又或者有较突出的运动员，但收入数据严重缺失，比如棒球和游泳。在已有资料中，同一地区、不同项目的顶级运动员年收入差距也很大。

在中国大陆，网球项目的顶级运动员收入最高，超过一千万美元；拳击项目的顶级运动员收入最低，只有46.6万美元。但拳击在香港地区已是年收入最高的体育项目──虽然水平与大陆相若，有“神奇小子”之称的年轻拳手曹星如，2014年赛事收入约为45万美元，斯诺克运动员傅家俊以43万美元紧随其后。在台湾，棒球项目的顶级运动员收入最高，陈伟殷2014年年赛事收入约为1600万美元，远远超过了其他项目的顶级台湾运动员，但他效力的是美国棒球大联盟（MLB）。台湾高尔夫球运动员林文堂的收入最低，年赛事收入只有约6.1万美元。

以网球为例，罗杰·费德勒不论商业收入，还是赛事收入，都远远高于李娜、张玲、谢淑薇等人。2014年末，罗杰·费德勒在男子网球界的世界排名是第二，而李娜、张玲、谢淑薇在女子网球界的世界排名是第5、第193和第160，按照排名越高、奖金越多、名气越大、商业代言也越多越贵的常规，罗杰·费德勒收入遥遥领先，不难理解。

但在羽毛球项目中，这条常规并不适用。就技术实力而言，中国大陆运动员林丹与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堪称旗鼓相当，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中，李宗伟第一，林丹第三。前两届奥运会上，男子羽毛球单打，林丹夺金、李宗伟夺银。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上，李宗伟获银牌，林丹获第四名，两人在球场上对战，亦是惺惺相惜。2014年，林丹获得的赛事奖金比李宗伟多21.1万美元，然而李宗伟的商业收入却比林丹多698.3万美元。

这次研究中，在全球范围内收入最高的运动员都来自各个项目的职业联赛，这些联盟和赛事构成的体系市场化已非常成熟。

以篮球为例，勒布朗·詹姆斯所在的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是一个商业主导的体育联盟。联盟中现有30家俱乐部、536名球员，运动员与俱乐部是合同关系，运动员球技越精、成绩越好、名气越大，能为俱乐部带来的收益也越大，俱乐部因此愿意以更高薪酬，争取优秀运动员的加入，形成市场竞争。

另一方面，篮球是世界上普及度最高的运动之一，而NBA聚集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篮球运动员。在先进的电视和网络转播技术，以及全球化的商业链条作用下，NBA的赛事、明星运动员的广告和周边商品等，面向的都是全球市场。2014/15赛季，NBA的电视转播已经覆盖了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并用49种语言进行解说，年收入达到51.8亿美元，这对于球员获得巨额的商业收入尤为关键。

台湾人口2300万，香港人口只有700多万，莫说与全球市场相比，就是与有13亿人的大陆市场相比，市场规模也小如“蚊型”。如果再具体到某一个体育项目，港台本地市场就更小了。竞技排名相当的运动员，由于面向不同市场，商业收入也会有很大差异。2013年温布顿网球锦标赛，大陆运动员彭帅和台湾运动员谢淑薇一起拿到大满贯冠军。2014年，彭帅在大陆通过代言化妆品、汽车、运动品获得的商业收入约为213.6万美元，而谢淑薇在台湾只有约100万美元的代言收入。

中国大陆尽管有13亿人的庞大市场，但职业运动员的培养和选拔仍然实行政府主导的“举国体制”，体育产业市场化不成熟，大部分体育项目的运作权力掌握在政府手中。在行政管理的制约了运动员的收入，例如，俱乐部联赛的薪资合同常常由国家体育总局来制定，运动员在俱乐部之间转会也要经过体育总局来审批通过等。

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的运动员薪资就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运动员收入由基本工资、比赛奖金、赛季奖金三部分构成。以奥运冠军张继科为例，“世界冠军”身份决定了他在联赛中的基本年薪是57.88万元人民币；联赛中赢一场比赛奖励3.5万，输一场奖励1万；年末俱乐部还会发少量赛季奖金。所有收入加起来，一年的收入不足100万元人民币（约15万美元）。

而在市场化改革较为彻底的少数体育项目中，比如足球，俱乐部支付给运动员的工资加奖金，平均已经达到50万元人民币，明星运动员的年薪更已达到千万级别。此外，运动员还会有商业收入。

除了市场的因素，在中港台地区，职业体育与政府有著直接、间接的关联，政府不仅涉足职业运动员的培养、选拔，还参与运动员收入的分成，这对于运动员的收入构成了很大的制约。

大陆的国家体育局在2006年开始对国家队运动员的商业会动试行合同管理。当局规定，“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取得的收益，各单位应当兼顾各方利益，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和项目特点予以确定”。

现实中，大部分国家运动员在取得比赛奖金和商业收入时，都需要经过国家相关项目管理中心的审批，而且取得的收入须与国家分成。不同的体育项目的分成操作非常不同，目前主要根据项目的市场化程度，可分为三大类。

比如足球篮球等，诸如郑智、易建联等明星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经纪团队，他们平时参加俱乐部联赛，转会相对自由，可以代表自己进行商业活动。2015年，篮球运动员李根以自由球员身份，以600多万元人民币的年薪，从北京首队转投新疆广汇，除了交税，这笔钱没有与政府部门分成。

虽然国内市场化程度不足，但是国际上有成熟的职业赛事。少量优秀运动员，如李娜等，可以与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管理中心进行协商“单飞”，不再接受国家的资源和安排，自负盈亏地进行训练和比赛。2008年“单飞”后，李娜组建了自己的团队，独立地参加职业比赛和商业活动，但是她每年仍须向体育总局上缴8%的赛事奖金和12%的广告收入。

比如游泳、田径等，今年里约奥运期间成为焦点人物的孙杨、宁泽涛，都是国家队成员，他们获得赛事奖金和商业代言，都要经过国家体育总局的同意并与之分成。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国家队运动员有奖比赛奖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工作规范化有关问题的通知”两个文件，运动员个人只能拿到比赛奖金的60%以及商业活动收入的50%，剩余的都要与国家分成。

里约奥运会赛前，宁泽涛传出由于私接广告而与国家游泳中心不和的消息。据新浪体育报导，这份价值800万元人民币的争议广告，游泳中心分50%，教练分12%，中体经纪管理公司拿15%，宁泽涛只能拿到23%，184万人民币。中体经纪管理公司是国内官方的体育营销服务机构，隶属于国家体育总局上市公司中体产业集团。

和大陆相似，台湾的运动员参加大型赛事，取得的奖金也要和体育协会分成。台湾的顶级网球选手谢淑薇在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奖金自己只能拿到60%，30%分给执行教练，10%回馈给中华民国网球协会。

台湾目前缺乏职业运动员的辅导制度，绝大部分的职业运动员要靠自己去规划自身的未来发展。2010年，台湾开始实施《运动人才中长程培育计划》（一下简称“计划”），其中列出2013年预算约为2558万美元。

根据“计划”，台湾在2013年就应该完成“建立教练的遴选、培训机制”，“遴选优秀教练担任国家代表队教练及总教练”，但不久前在里约，谢淑薇由于教练问题而选择了退赛。

香港是著意培养世界级运动员的。2012年，港府成立70亿港币的“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每年向“精英体育项目”（下简称“项目”）拨款。“项目”由香港体育学院设立，2014/15年度获得4亿2100万港元拨款，但实际上，“项目”对职业运动员的支援非常有限。

“项目”对运动员的支援分为A、B两级，所有体育项目都可申请入“B级”，但只有奥运会或亚运会项目才可申请入“A级”，而且评审较为严格。只有“A级”项目的运动员，才可每月获得稳定的精英训练资助。

目前“A级”项目中，获评最高级别的运动员有11人，他们能拿到每月三万多港币的生活补贴，与国际运动员收入相比，可谓望尘莫及。“B级”项目中，只有个别杰出运动员才能得到资助。“项目”外的运动员，在几乎没有资助和配套的情况下刻苦锻炼，还要自费出外比赛，争取跻身“项目”的保护网。

以足球为例，虽然香港有51个足球俱乐部，但“项目”中不包括足球，且球会收入不稳定，足球运动员没有生活保障。一些实力较高的球员纷纷“北上”，加盟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超）及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中甲）下的球会。 其中，效力过快译通和南华足球俱乐部的吴伟超，在香港每年最多获30万港币，“北上”加盟天津权健后，则获过百万港币年薪。

留守香港本地的足球运动员，转行的不计其数。效力过流浪及南华会的梁志荣为保障生计，身兼两职，当上果栏货车司机。而27岁的足球员杨熙智，正值运动员生涯的黄金时期，却毅然投考消防员，告别绿茵。

当运动走向竞技和职业，运动员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个人突破，与经济激励、培养机制，如何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对于中港台而言，未来能否进一步推进各体育项目的市场化、能否调整好政府的角色，构筑让运动员安心投入训练、专注提升技能的培养和保障体系，可能是关键所在。

内容来源：端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