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 是北方俗語，即“大院”的意思。我的青少年時期，正是中國的十年文革期間，學校停課，沒有大學教育，自然也不會有音樂學院開課。我就是在那時候，在京劇團宿舍的“天井”大院裏，在樂團裏，拜藝術家、作曲家、指揮家和演奏家爲師，學了十年音樂，後來成爲了樂團指揮和作曲。
六歲：拜師烟臺地區京劇團鼓師馮先生學習京劇武場。（ 京劇音樂分爲文場：吹拉彈；和武場：鑼鼓板鑔等。我學的是後者， 京戲打擊樂。） 多年以後，我曾創作幷演除了的大鼓/定音鼓獨奏《荷塘雨絲》，和手鼓獨奏《奔騰》，其風格都留著我幼時學習京劇武場的風格和韵律。十二歲到十六歲：師從曲台老師，難忘“徒步五百里長征” 十二歲，文革開始，學校停課。參加由市區五個中學組成的烟中指揮部宣傳隊，擔任樂隊打擊樂手。遇恩師，國家一級指揮曲台先生 此時最幸運的是與在樂隊擔任指揮和作曲的國家一級指揮曲台老師相識。曲老師是歌舞團的指揮和作曲。當時是文革時期，他在歌舞團裏不參加任何派別，就受邀來烟中紅衛兵宣傳隊擔任了樂隊的指揮和作曲。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觸有指揮的樂團和樂團指揮。曲台老師是蘇俄音樂體系培養的軍隊藝術團體的指揮家。他不僅把作曲、配器、指揮一身兼；而且多才多藝，中西樂器無一不通: 他曾擔任過軍樂團長號演奏員，也擔任過軍隊民族樂團的揚琴演奏員，我見過他演奏的民族器樂就有擂胡獨奏（大擂拉戲）、笙獨奏、 笛子獨奏、揚琴獨奏、鋼鋸獨奏……著名的中國著名笛子演奏家曲祥，山東省歌舞劇院院長,是曲台老師的小弟弟。他手把手教會了弟弟吹笛子， 幷把他送上了藝術之路。 在那個特殊年月裏，我有幸結識和開始了與曲台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我們一起排練，也曾和樂團一起“五百里長征拉練”:大冬天，全團從烟臺步行出發，用大板車拉著樂器，目標青島。走村過鎮，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我們沒有一分錢，也沒有糧票，沿途却受到了農村城鎮的農民的大力支持和歡迎：殺猪煮麺……像伺候貴賓一樣。 “要想會，跟師傅睡”。那個冬天，我和曲台老師就這樣隨著樂團，一起走村過鎮，一起擠老鄉的熱炕頭過夜……一起度過人了一生最難忘的“徒步五百里長征”。 拉練回來後，由十幾個大、中、院校的組成的，“烟專紅衛兵指揮部”成立了一個更大型的文工團，成員來自個大中專院校和專業歌舞團。我隨烟中戰宣隊的一部分成員和曲台老師一起轉去了“烟專戰宣隊” 樂團。曲台老師仍任樂團指揮和作曲。我還在樂團擔任打擊樂手。那年我十三歲。 此後，我便開始了在老師的指導下的，開始音樂理論作曲和指揮的自學。曲老師提供給我所有的他使用過的蘇俄音樂體系的基礎理論課程的書籍《音樂基礎理論》， 《作曲基礎》、《配器學》、《指揮基礎》、《初級和聲學》、中級和聲學》…… 我打心底的佩服曲台老師的才華，十八般樂器樣樣精通。他寫的配器，既能充分發揮不同器樂最佳的特色，又易於器樂演奏員演奏——因爲他自己就是一個出色的器樂演奏員。爲學習民族器樂的配器，我在自學學習音樂理論和作曲的同時，開始拜樂團的不同聲部的專業老師，學習樂團各主要聲部的樂器演奏。樂團的首席曲華信老師是我的二胡老師；又跟烟臺藝術館的王金城老師學習琵琶演奏，大提琴的老師則是我們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員丁民强老師。 那時買不起樂器。二胡，是曲華延老師送我的一把舊的京二胡、絲綫、鐵鈎千金；跟王金城老師學琵琶，開始是沒有樂器的，只好在上課的時候，使用老師的琵琶，課後練習一邊走路，一邊用左手揪著上衣紐扣，右手就開始練習琵琶的右手基本功，挑彈滾輪。後來，王金城老師從單位的倉庫了找到了一把棄置多年品位不全的琵琶，親自刻竹粘品，爲我修復了我的第一架琵琶。學習大提琴更難。因爲大提琴是西樂器，是當時中國的稀罕物，不僅我個人買不起，連找到二手或閒置的大提琴都很難。爲學大提琴，是在樂團白天排練時的休息時間，向丁民强老師請益； 然後，利用排練期間的休息時間，用丁老師的琴做大提琴練習。 直到我十六歲就業以後，我才擁有了第一把自己的樂團級別的二胡，琵琶還是王金城老師送的那把。直到我十七歲那年擔任樂隊隊長和作曲/指揮時，才利用“職權”擁有了一把私人的大提琴， 我的最愛。 十六歲時，全國開始學生回學校“複課鬧革命”，而我一個初中生却“被就業”了！ 那年我回到了學校，文化革命還在進行，但學校已經軍管。軍宣隊進駐學校，要組織恢復上課。 大家都填了“複課升學志願表”。我也渴望繼續升學，以實現兒時的大學夢。
然而， 學校軍宣隊長却來找我談話， 告訴我說，我已經“被安排就業了”。這消息對我來說，如雷轟頂，因爲那就意味著我的大學夢被粉碎了！ 後來才知道，我“被就業”的單位，由國家機械工業部正式批准了150人的“三綫企業”就業指標，成立了一個文工團，目的是爲在邊遠山區的國家重要的和機密的“三綫企業”服務。他們事先做了有關我的情况的調查，而在我沒有填寫任何就業申請的情况下， “被”分配就業了。 我記得先後參加這個藝術團工作的領軍人物包括管理：福建省歌舞團團長兼黨委書記王銘芝；舞蹈：前衛歌舞團的著名獨舞演員張蔭松、梁德惠（張蔭松後任北京舞蹈學院民族舞蹈系的創辦人，民間舞特聘導師；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解放軍藝術學院客座教授， 研究館員，享受終生國家特殊人才津貼）；聲樂：前衛歌舞團獨唱演員，歌劇《江姐》扮演者姚菊靈；話劇：長島要塞司令部文工團副團長薑某；文字與編劇：著名作家劉文惠（ 現爲江蘇省簽約作家，電視劇《生命樹》、《國脉春秋》編劇， 中國電視劇飛天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獲得者）；舞臺美術：北海艦隊司令部政治部著名版畫和水粉畫家張先禮，等。 我當時擔任樂隊的二胡演奏員。樂隊負責人是一位姓譚的吹笙的老師傅。 17歲，就在我在就業半年之後，樂隊隊長譚師傅調往“三綫”建設基地甘肅天水。從那時起，我就擔任了樂隊隊長、作曲和指揮。 17-25 歲，在擔任樂隊隊長作曲和指揮期間，我爲樂團的演出寫了一些音樂作品，其中包括數個大型歌舞，歌劇《刀》（編劇劉文惠）——儘管作品大都是“革命”和“政治”命題，但對我人生最大的的意義是： 我有了在一個音樂和作曲的藝術天地裏學以致用的領地： 我寫啥， 樂團就演啥。很愜意。25歲恢復高考以後，我終於去上大學了，不過不是音樂學院，而是中文系。畢業後，我又進法學院經濟法系進修， 最後的職業是經濟法律師和企業法律顧問。 1991年我通過親屬移民方式來美國陪伴出國多年的年邁的父母。我在美國的工作是國際貿易和投資。 2011年，偶遇老友張小南。他告訴我， 他正籌備博華樂團第一屆音樂會，但缺少一個打擊樂手，我當即表示願意幫忙。當我進入博華樂團幫忙打擊樂的時候，樂團沒人知道我叫什麽名字，大家都非常友好和親切地稱呼我“打鼓的……”；當然樂團也有特別會說話的人，就尊稱我“那個打鼓的師傅……”。 當時，博華樂團沒人拉中胡，所以我在打擊樂無事的時候幫樂團拉中胡。博華樂團沒有大提琴，我就自己花錢買了一個二手大提琴，成了樂團的第一位大提琴手。也在樂團排練中彈過琵琶。 2012年，我開始爲樂團的管弦曲改寫配器，幷擔任了博華樂團第一首管弦樂曲的指揮；後來，被任命爲藝術委員會主席至今。 2016年年初，我向大家正式全面地介紹了我自己及我的“天井”音樂學院的學習和十幾年的樂團工作經歷。很多以往的故事，是無法在這個“紀事年表”中寫下的。希望以後有機會，用文字留下那些有趣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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