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里的信用与尊严：如果在美国于欢案会怎么判？,美国高中留学指南微信公众号文章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家Berman Harold J.在《法律与宗教》里的这句名言，或许呼应了眼下“于欢案”引爆的舆论黑洞。公众挟裹着一股强大的愤怒，对黑社会恨之入骨，为护母着打包不平，更有甚者质问，如果法律的判决与我们千百年来奉行的 “孝”相违背，那么法的意义又何在？

事件酝酿两天三夜，除了一边倒的公众要求再审、轻判的呼声，也有人相继PO出了各种技术贴：《于欢刺死辱母者的部分法律分析》《于欢案件反映的是法律认知对社会常理的背离》……“于欢案”霎时成了依法治国的一堂“全民公开课”，甚至有人问：如果在美国，于欢案会怎么判？

在美国，于欢案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出现。

美国当然也有黑社会、有高利贷、有还不起债务的loser，却鲜有一起因债务问题而引发全民大抗议。因为债券、债务关系始终在法律之光的照耀下，“信用契约”没有失效。

纵观“于欢案”，高额利息的民间借贷——高利贷是催生案件的“原罪”，而高利贷与黑社会的捆绑，进一步放大了原罪的淫威。杨白劳借了黄世仁两块大洋，利滚利还不起，结果被强按着签了喜儿的卖身契。如果时间可以倒转、选择可以重新作出，杨白劳还会借那两块大洋么？未必。但苏银霞会。

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执掌一家中小企业，钢铁行业风生水起的时候，公司能赚钱，员工也是“跟着老板有肉吃”。但这几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竞争加剧，资金链必然吃紧。工、农、中、建甚至连城市商业银行都不放款给你，能怎么办？一狠心、一咬牙把半生心血申请破产清算？恐怕不会。企业有求生的本能，在我们的金融环境下，当资金需求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一个个像苏银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只能走向高利贷的陷阱；当企业生存本身都难以为继，却仍然靠黑市借债野蛮生长而无人监管，这才是“于欢案”折射的真正的悲剧。

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电影《Out of Africa》里，经营着非洲唝噶山下的一座咖啡农场，前期投入也是从银行借款，本指望着咖啡豆大丰收还贷，不了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作坊和一年的收获。无奈，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女主角拍卖了在殖民地的财产，偿还贷款后返回了丹麦。电影根据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自传体小说改编，这位“非洲女企业家”的故事发生在1914-1931年。在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兴起的上世纪20年代，这位“非洲女企业家”就能够申请到贷款，出现债务危机也能顺利进行破产清算，可见欧美国家的金融体系发育之完善。

按照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定义，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制造业企业和雇员人数在100人以下的服务业企业都属于小企业。为了保障占美国企业总数99%比例的小企业的权益，特别是保障小企业的融资需求，1977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简称“ CRA”，要求银行必须满足其所在社区的中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的信贷需求。美国四大主要金融监管机构——联邦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FED)、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必须对银行、储蓄机构进行CRA评级，美联储也会以公告的形式定期公布银行对小企业贷款的情况。面临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美国又相继通过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和《中小企业就业法案》（Small Business Jobs Act），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小企业顺利获得贷款。

除了履行法律明确规定之义务，金融机构关键得有钱赚，才会自觉自愿支持小企业。正常守法经营的企业利润率是可预期的，只要贷款费用低于预期利润，说白了，贷款就是企业和银行都“有利可图”的信用买卖。根据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6%左右。即便是一家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面对10%以上的月利息，只有死路一条，遑论山东源大工贸这种深陷困境的小企业。

假如2016年4月14日于欢没有拿起刀，等待他们母子的依然是追债人员的暴力胁迫；假如2017年3月25日于欢案引爆舆论狂潮，于欢依然是千千万万服刑人员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其实，从“唐慧案”到“吴英案”，从“呼格案”到“于欢案”，相比层出不穷的社会热点，小编反而更愿意看看八卦、聊聊娱乐，因为至少八卦里没有“中国式残酷”，没有现实社会里那一而再、再而三被践踏的“人”的基本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