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

我是1978年上的北大中文系，我们班有五十多个人，现在，去世的已经有四个，退休的占一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我经常看到有人说：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词，最大的体会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只有特别弱小的民族，才会急切地、焦虑地想把自己展现给别人。

我们现在急切地找人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其实，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中国文学。

中国目前不缺人，人最多；也不缺钱，世界上所有角落的奢侈品，几乎都靠中国人来支撑。我们最缺的东西，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远见。一个人、一个民族看事情，是看十天、看十年还是看一百年，他做事情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见识和远见的缺乏，不断体现在文学界、电影界、教育界，还有政界。

我们修一条马路，第二年，一定要挖开看一看，前一年施工的时候，落在里面的还有什么宝贝。我们修的桥，寿命不会超过二十年，或者五十年。

前几天，听说华北的水抽得太多，地开始往下陷。日本侵略华北没有沦陷，我们自己把自己搞得有点“沦陷”。所以，远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这是我们决定能不能在世界之林生存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

三十多年，中国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77级、78级在其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肯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前，它是一个权力社会，但现在，它也是一个权力社会，同时，它又是一个金钱社会。两种势力混合勾结出来的社会形态，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

77级、78级对于它的改变，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对于它的维持，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鲁迅先生曾经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去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去了河南大学座谈和讲座，给我最大的体会是，中国教育本身需要教育。我们的教育最大的功能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个人，发达国家的教育则是把一百个人培养成一百零二个人。我们和发达国家不管在哪方面较量，确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我曾经在人大说，你们是怎么考上人大的？考的是脑子，是记忆。我说，上了大学之后，你们能不能主要锻炼自己的眼睛？

我在一个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梦回宋朝，上来就讲孔子和颜回，一个同学站起来说：“刘老师，讲错了，孔子和颜回不是宋朝的。”我说，这个大学的学生是真有学问，但是，他不知道，由一件事能够拓展到两件事、十件事。孔子最欣赏的学生就是颜回，颜回最大的特点是闻一知十，而我们做的是把十个缩成一个。

这不光是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形态要把十个答案缩成一个，却不把一个答案拓展成十个。

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有四类，一类是埋头苦干的，另一类是拼命硬干的，还有一类是为民请命的，最后一类是舍命变法的。到底，我们77级、78级里都是哪些人？到底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承担？还是同流合污？

我觉得，有个别人是鸡鸣狗盗之徒，我知道他有钱了，升官了，是沾了这个民族和社会的光，却没有给这个民族和社会贡献什么。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

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

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

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

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

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

于是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他们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应该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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