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性就读医学院校的人数自1996年以来已经和男性持平，甚至多于男性¹，美国自2003年以来也已接近持平²。尽管在医学院录取方面是公平的，但在学术方面仍然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作为原创性学术论文第一作者及主要作者取得的进步，医学学术交流中地位的成功提升，将会直接转化为女性在学术进步方面的平等。

一篇相关论文中（doi:10.1136/bmj.i847，摘要见本期第681页）³，Filardo等调查了过去20年间（1994-2014年）6种高影响力的综合性医学期刊中原创性研究第一作者的女性比例。该研究因其严格性而引人注意：对入选的所有期刊20年间每年6期刊载的文章进行研究，对于姓名无法体现性别的情况，通过在线检索进行确定。作者报道了一些好消息：第一作者为女性的比例总体是上升的，自1994年的27%升至2014年的37%。不过报道还显示女性为第一作者的比例在后半段出现了平台期，2009-2014年未进一步升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比1994-1998年，2004-2014年这6种期刊中有2种（The BMJ和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出现了女性第一作者比例下降的情况³。该研究在女性未能进一步获取科研署名权方面提供了令人担忧的证据。

有人可能会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署名权的多元化。提升医学及研究领域目前代表人数不足的女性及少数民族地位，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视角，从而扩展研究及实践的范围。并非巧合的是，女性相比男性而言，更有可能进行女性健康或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科研项目负责人当中，女性仅占30%⁴，欧洲研究委员会的女性资助比例也明显较低⁵。当务之急应该是纠正参与不平等导致的人力资源及女性在科研成就方面的严重损失。

我们能做些什么以消除研究和发表中的性别差异呢？署名权是职业发展所必需，也是成功的标志；它是职业发展、师承、基金及获取资助的综合表现。因此必须使得期刊、高校及基金单位层面的领导者认识到潜意识中的偏见，制定并实施促进性别平等的制度，来解决性别的不平等。

Filardo及其同事³发现在高影响力的综合性医学期刊中，第一作者为女性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哪些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期刊该如何纠正或者至少降低这类性别差异呢？期刊可以从作者、编者及审稿人的性别比例入手进行（系统的）检索并报告，以检测潜意识的偏见是否影响女性署名的科研论文发表⁶。在不知作者身份的情况下进行盲审可以将潜意识的性别偏见（及其他偏见）最小化，且可以进行评估。主编、其他编辑及编委会成员的性别也可能对特定刊物中某些课题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审稿人的多样性以及以女性作为第一作者投稿的可能性。

期刊、高校及基金单位必须考虑如何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减少已固有化的偏见。我们有有力的证据表明这类偏见可以影响医学学术及科学^7,8。已证明减少潜在性别偏见的措施对促进性别平等以及无偏见的学术氛围具有显著影响⁹。

高校及基金单位的制度性承诺和性别平等措施，最终会对女性职业生涯的成功产生实质性影响。以社会科学为引领，Boyle等提出高校分5步走：公开关键领域的性别细分，包括提升、任命及奖励；将性别平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通过制定旨在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晋升标准，以支持女性职业提升；男性参与倡议性别平等，包括共享产假及育婴假；以公开的方式宣告女性的平等成就¹⁰。

消除科研基金申请审查过程中的性别偏见是一项可以实现的目标。欧洲研究委员会科学理事会已经发起旨在保持科研团队组建和决策制定过程中促进性别平等的倡议，并对科研及革新过程中的性别分析进行整合¹¹。基金单位可以从评审小组的层面体现出性别平等，确保评审者在将潜意识偏见最小化方面训练有素，并按照性别公布基金申请、成功率、资助额度的相关数据¹⁰。

女性科研方面的平等地位，事关科学、患者及最终的公共卫生问题。Filardo及其同事的研究应当会鼓励大学、基金单位和期刊审视自己的政策、更新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减少固有的且已经有不良影响的女性作者数量少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