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清华大学副校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获得“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奖金高达100万美元。9月16日晚，施一公在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分享了他的成长历程与选择，以及他对卓越人才的期望与思考。

以下是他的演讲精编。

我很幸运，被保送去了清华大学，入学的时候懵懵懂懂，但从学校出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明白了。在清华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那是大三刚入学的时候，我的父亲突然离我而去。

在9月21日上午最后一节课下课之前，我们班突然进来一位传达室的大爷，他问，在座的有没有叫施一公的。我说我就是。他说你家里出事了，赶快出来。我当时心里一凛，不知道什么事。我大姐给我发来电报，7个字：父病危，速归速归。我拿着书包，直接奔往火车站跑，十二点跳上了第一班去郑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泪，但是在火车上，我一直忍不住流泪。晚上9点多到郑州，我等不及等公共汽车，从火车站跑回家里，希望能够见我父亲一眼。跑到家，我看到家里的花圈，看到父亲的挽联。我很崩溃，无法抑制感情。

原来我的父亲两天前，在下班的路上被疲劳的出租车司机撞倒了。那位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的时候，他还只是昏迷，我们事后看记录，当时的血压是130/80，脉搏62，都是正常的。如果正常施救，我父亲会看到我今天。

当时急诊室里有一条规定，要先交500块押金才能施救。1987年500块钱比现在的50万还难凑。那位司机开车花了4个半小时，凑足了500块钱，赶回医院急救室后，我父亲脉搏已经没有了，血压没有了。

我难以想象，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我们家，为什么要我承受这一切？大学三年级的我价值观、世界观崩溃了。多次我会半夜两三点跑到圆明园，让自己的体力在狂奔中消耗为尽，大哭一场，凌晨回到宿舍，开始一天正常的生活。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懵懵懂懂地、简单地继续学业。我想了很多，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改变社会。当时我想从政，因为我觉得，从政可以最直接地给一个城市、一个乡村、一个省、一个行业带来福祉。80年代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冲击我们。我从政的想法，两年之后，就放弃了。

我提前一年毕业，迫不及待走上社会，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去香港经商，合同都签了，但还没履行，合同又失效了。没有就业就失业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华大学生宿舍7号楼的3楼，决定出国留学。

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牵引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很迷茫，我曾经想转行，转计算机，转经管。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抚养我的母亲，想挣钱，想了很多，但没有想到，一旦进入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是如此之神妙，超乎你的想象。

1995年，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学位，尽管觉得自己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会去做学问了。我仍然去面试了几个位置，期望不让自己留遗憾。我拿到了一个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位置。当时面试我的一位面试官跟我说，小施，中国保险法刚刚放开，你加盟我们，我们进军中国市场，转眼间你就能拿到6位数字的收入，你会是中国市场的开拓者。我听了，觉得这很好玩，但不够浪漫。

我去面试的主要目的，是说服自己，做学问、做科学是最浪漫的事情。当你真正凭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轻易被周围的人和事物打动。对于我而言，从事科学研究是一条正路，我不会为周围的东西所打动。我也希望在座的朋友、同学，能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轻易地被周围的价值观牵引，尤其是不要轻易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我一直在想，我父亲对我的期盼。我们这一代学生，一度以为美国是一个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到了美国之后，我的梦幻破灭了。我在美国被抢过一次，我的车被偷过一次。在美国前两三年的经历，让我开始能够比较客观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和世界，我的世界观重新稳定下来，甚至回到了我的父母对我期盼的一种世界观的这个尺度里来。

1995年博士毕业，我就想回国。我爱人仁滨问我，你回国能干啥，中国不缺你这样的人。我说回国，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我可以去我的中学去当英文老师，去当数学老师；如果中学不要我，说我没有做老师的资质，我可以去做导游，我喜欢旅游，我可以中英文讲解；如果还不行，开出租车。北京街头出租车司机有多酷，侃大山，多豪爽，我也喜欢开车。

但我还有点不甘心，真要回来，我还想让自己往前走一步。在我看来，用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创造财富，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是一种浪漫，我又读了博士后。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相对比较独立的科学研究，整整22年。这是最让我内心得到平静和满足的一份职业，我会在自己空闲的时候，给我的爸爸写几句话，告诉他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什么成就，我的成就将来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应用，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做学术让我内心重新得到宁静，得到很多满足。

为什么极其优秀的中国学生到国外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如果你问我，十年前回国有什么目的？我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我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青年才俊。虽然回国的念头产生于1995年，但一直到2007年，我才在清华培养第一个博士生。我花了12年做准备。

我常常心里不平衡。什么不平衡呢？我这一届，清华有2251位本科生，毕业后，有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国，现在大部分还待在美国，我没有准确统计数字。我们这么多极其优秀的中国学生到了国外，能脱颖而出的非常少。

我在普林斯顿当助理教授的时候，去跨国制药公司参观，接待我、和我交谈的都是白人，而在这个公司打工的，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他们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国内一流名校的学生，他们的智力、能力、学识远远高于他们的老板，他们老板的老板。可是他们很满足，这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的文化里，有个观点——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用在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上没错，但是我们这些其实接受了大学文化教育的、得到一些特殊教育资源的中国人知足常乐，这就有大问题。所以我心里一直不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想回清华。

我有时候想，清华强则中国强。我刚回国的时候，曾信誓旦旦，要改变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让三分之一的清华学生不再为柴米油盐发愁。如果做成，这就会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会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

清华每年3000学生，如果他们没有在满足小我的同时能够把大我、把这个社会放在心上，没有这种心怀社会的浪漫情怀，这就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有种观点，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真是不理解，我很小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是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希望我长大成才，能够做大事。小学的政治老师告诉我，施一公，你长大了，要为驻马店人争光。这话我记到现在。在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会写日记，会拍拍胸脯，鼓励我自己，别忘了你是施一公，别忘了，你要做大事。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事是什么事。

在我看来，无论做什么，最后看能不能作为一个人实现自己的价值，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当你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时候，作为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有问题的。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想一想，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生命只有一回，要把生命体验到极致。

中国的大学生，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

我一直在思考，创新如何鼓励？中国的大学生，我们的均值很高，但方差很小。我们不喜欢大家标新立异，我们喜欢大家都循规蹈矩，走路、坐姿、衣服、发型，都尽量统一，这种情况下培养的学生，思维方式也受禁锢，会阻碍创新。

我在中国长大，又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总在比较其中的优劣。美国教育的公平由公立大学保障，但这个社会科技的卓越，基本上由私立大学保障，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佛、耶鲁，超一流的这些学校都是私立的。

而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实力体现、国家安全保障靠卓越，而这个卓越一定要靠特殊方式来保障。怎么做到呢？比如，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在杭州，创办了第一所现代化的、世界级的、研究型的民办大学——西湖大学。我希望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交相呼应，民办大学成为公立大学的补充，他们共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

过三十年，五十年，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跟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历史相配的贡献，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而这一点要达到，需要创新，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口述：施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