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带着三个箱子登陆美利坚，四年后读完博士，六年后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成为有产阶级，一步一步，走得踏实精彩。一个留美女博士的七年，谨以此献给过去的7年，谨以此憧憬那未知的将来。 本文作者Ironny

出国那年赶上美国这边砍研究项目，中国SARS爆发，签证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得难，每天只过有限的几个。当时学校实行封闭制，出个校门要上报到学校党委，好不容易批准了出去签个证。怕坐地铁，坐公车传染，居然和朋友两人从五道口一路骑车去的大使馆。那天我所见到的那群签证的人里面，一共过了两个，我和我的朋友。回来的路上，我们一路都在畅想美国的生活，就好像那个原本陌生的国家忽然变得那么近了，看得见摸得着了一样。

事实证明，那天的想象和现实差的很远，美国和中国仍然隔着12个小时的时差。登陆美利坚的那天，我们12个人，结伴从上海飞往北卡。我小心翼翼得看着自己的两个行李箱，外加手里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登机箱，因为那时候，这些就是我在美国赖以生存的全部家当。

没有高楼，没有华丽的装修，有的是蓝天白云，红花绿草，和之间那些漂亮的小房 子，和想象里的美国挺不一样的。在最初的几周里，忙碌得穿梭在学校的各个地方，参加各种orientation，吃各种免费饭，自己几乎没有开过伙。于是给爸妈男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这里的生活真好啊。

当最初的新鲜感慢慢淡去，免费饭活动基本结束之后，生活开始走向美好的反面，无聊和单调渐渐笼罩了我。在北卡没车寸步难行，所以出了学校去哪儿都要求人带。带人买菜逛街吃饭的通常是一帮子师兄们，他们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有，关系很好，他们就不来带我了。还好我室友比我聪明，告诉人家男朋友出国前分了，所以师兄们就乐颠乐颠来带她，我就每次也蹭个座。

我们系里（工程专业）有一半以上是中国人，剩下的也是印度的，南美的，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英语全都说不利索，所以大家默认只和自己国家的人 hang out，用母语说话。我老板是中国人，组里除了一个土耳其小伙，清一色中国人，老板知道大家英语不好，所以要求大家在学校不可以说中文，要用英文交流。中国人和中国人说英语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说话，大家自顾自埋头做research。上课老师讲的话我能听懂1/3，能猜到1 /3，剩下1/3听不懂，好在班里有美国同学，老师一提问或者让大家提问题，他们就冲上去了堵炮眼了，不用担心会问到我们头上。Office hour我是不去的，有问题我也问不清楚，有那个空问自己琢磨会儿就明白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个学期，老板很喜欢我，因为我听话，学东西又快，而且除了吃饭睡觉，我没什么别的事情干，所以有无数时间给他干research。 第一学期三门专业课，全部都是A，只有英语课得个B，总结一下，考试写公式和数字的哪怕上课听不懂也是A，如果是用英语的，就没戏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现，生活也许就这样平平淡淡过下去，在科学的奇妙世界里曲高和寡。她是我们的工程学院的院长，斯坦福博士，我佩服她不是因为她research做得好，事实上她好像都不怎么做research了，而是她的优雅， 她的言谈，她的魄力。她让我明白到，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你必须有勇气，敢想敢做，敢表现自己。Perception is reality，如果不能有漂亮的表达，就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因为别人看不到你，也就看不到你身后的成就。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来美国？如果你来美国就 是为了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用中国的方式生活，用中国式的思维处事，用中文和人说话，吃自己做的蹩脚中国菜，蜗居在电脑前推公式写程序读paper，那么你没有必要来美国，这些事情在中国你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If the point of coming to a foreign country is to have the “experience,” then you have to open up to it.

所以我决定走出我火柴盒一样的生活空间。所以第一步是要让自己改变习惯。我鼓励自己用英语去思考，开始很难，因为一不留神想东西就用中文了，但是用中文思考然后翻译成英语说出来，比直接用英语思考会慢很多，表达会比较生硬。我给自己创造各种各样听和说英语的机会，我去参加学校的，各个系的，本科生的研究生的event，和不同的人聊天，学到什么就在自己心里默念几遍，然后找一切机会现学现卖，social对于我们来说不单单是学语言，也是学生活，学交际，扩大朋友圈子，很简单的道理：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是无法真正体验美国生活的。

晚上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就自己和自己说，我还给各种客服打电话，和他们argue，和他们询问这个那个的服务，他们的工作就是陪顾客聊天，所以你说，他们就得陪着，就这么简单。我也去商场和售货员聊天，谈话通常从我指着一样东西问what is it开始，然后人家说了以后，我用自己理解重新说一遍，到人家说准确为止。渐渐的，我体会到用非母语把一件事情说清楚， 把一个观点表述清楚，甚至把一个人说服了，是技巧，更是艺术。

这些技巧我用在和老板开会说research上，老板夸我presentation skill很有进步，以前每次老板问个什么，自己心里明明知道，但就着急怎么说都说不清，慢慢地，被问什么都不慌了，想几秒钟，用浅显的方式先把事情说清楚，对方明白个大概，再加详细内容，就容易理解了，就好象小波分析一样。

第二学期除了修三门专业课，我还跑去修了本科生的accounting，MBA的一个consulting课，还有心理系的课，反正我喜欢什么去学什么，我当我在美国上第二个本科了。学校经常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做seminar，speech，除了学术的，还有很多人文的，一般是吃饭的点，我经常去，连饭也解决了。

我参加研究生学生会，我们系外国学生多，都没啥民主意识，我冲出来当志愿者，理所当然就成了我们系代表了，每周在会上要发言说说自己系里同学的活动心声，回来要和系里同学说说学校有什么机会啥的。因为做了系里的代表，名字就会被抄送来抄送去，系里的老师就都知道我了，觉得我是小学生头，有什么大事都还告诉我一声啥的，我们院长都定期和我有约，聊点这个那个的事情，从我这儿听听学生的声音，我有了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她告诉我了很多她的故事，一步步成功的经历。她说，you can do better than me, if you keep up the good work. 这话我至今记得，也许在于她（美国人很善于赞扬人哈）只是随口一说，对于我却是莫大的鼓励。

当了代表没几个月，就赶上全国开研究生大会，在DC，作为我们研究生会里少数minority面孔，我就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开会，以显示我们的多样性。于是，我屁颠屁颠地坐着同去的美国同学的车，来到了DC这个七年后我生活工作的城市，在国会山上做游说，挨家的去找参议员要求取消研究生薪水的征税。

在中国，要见个领导有多难，在美国，我第一天上学就见到了 校长，去趟国会山，就见到好多参议员，无论政治家们内心有多阴险，他们看上去都好nice。我和DC一见钟情，喜欢它干净的街道，尤其喜欢华盛顿国家广场那一片，爱死了那些博物馆们，那时候脑子里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我以后要到DC来就好了。

天知道呢，也许就是这样一闪念的东西往往在我们潜意识里牵引我们，等我们有一天走到了，忽然发现，原来你心早有所属。

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老板很不情愿，希望我留下做research，但我坚持，他也没办法。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搭档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实验室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

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变了：我男朋友也来了，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吃饭，逛街，看电影都有乐趣了。

我买车了，在挑选了三个月之后，花3000大刀买了一辆7年新的Nissan Altima，花了我当时积蓄的大头，我开车很有天赋，以前没有摸过方向盘，晃晃悠悠在学校停车场学了两次之后，居然就上路了，两个礼拜就拿到了驾照，有了车世界就大了很多，其实世界就那么大不是吗，只是你能看见多大就觉得它有多大，或者说想看见多大才能看见多大。

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经费要难。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竞争，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夏威夷开的东西方交流的会议，觉得自己可以去讲讲在学生会做的如何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从投稿被录取，然后去学校pitch travel funds支持我去开会，最后成行，我再次体会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想不想做，怎么去做的问题。

第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 7 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不善于自我营销，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

这点上，我心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我知道我跟着我这 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

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 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推销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点子写 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经费，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在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 此想法跑到研究生院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 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

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无数的说服，无数次地为自己的想法辩论，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和我的EE老板不一样，我的BME老板是一个很好的sales man，美国人，很聪明，他数学物理计算机医学都懂一点，都不精通，组里有很多postdoc甚至phd比他强，但之所以他是大老板完全在于他的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你和他说个东西，他很快能明白，然后用华丽而浅显的方式再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惊叹，原来我的创意是那么天才。所以我决心向我的EE老板学治学，向我的BME老板学academic sales，取长补短。

我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 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

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助教），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 去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

第三年搬家住进了house，有一个小院子。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找最佳契合点，买东西要买好的，但又不能贵，我们和房东拿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价格，2000多sf（平方英尺 Square Foot/Feet ），只收$450一个月，包水电，比住公寓环境好很多，却反而便宜，房东的条件只是要我们定期割下院子的草。对我们来说，割个草有什么难的，当是去趟健身房了。

都说中国人经常讨价还价，其实在美国才真的是什么都可以谈判，买家具，买床垫，找任何的服务，租房子全部都是可以协商的，只要你有砝码就可以谈。

而协商的关键不是在于你知道你要什么，而是在于你知道对方可以接受什么。if you think in his shoes, you will find the best deal for yourself. 尽管你始终是在关心自己的得失，但话到嘴边，讲的一定是对方的利益得失。这个事情当我多年后上谈判课的时候， 惊叹当年我实践得出的经验与真知如此接近。

PHD的定义是你毕业之后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做research的，约定俗成有两条路，academia或者industry，我们系毕业去 academia的很少，一般都是那几个美国学生，国际学生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多半都是去industry。我两个老板都很想我去做教员，中国老板觉得我表达很好（相比于中国学生），美国老板觉得我学术不错（相比于美国学生），其实我知道我都是三脚猫，为人师表，有点惭愧。

另外，有件事情基本 让我把academia的门关上了。我老板让我写过一篇paper，是第一年时候做的一个东西，实话实说，我觉得没什么东西，事实证明，也是peer review批评比较多，我和老板说，要不算了，这玩意就算有发明也是点皮毛啦，没做什么实际的贡献。老板听我一说upset了，他指着他那满书架的IE，EE杂志，说你看看这一堆东西里面有几个是真正的revolution，多数的文章就是在灌水。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人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自己做的事情必须有认同感，如果做学术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在灌水，理由是身边大多数人也是在灌水，那么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做它。

所以academia就被我否决了，剩下industry觉得可以去试试，毕竟industry做的比较实用，哪怕技术上讲不怎么惊天动地，能带来 真实的产品提高或者成本降低，也算是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第三年的暑假就联系了行业里的三强之一S公司的研究中心去实习。这个研究中心在NJ靠近 Princeton的地方，环境很好，第一个礼拜做得挺有味道的，因为在公司做research和在学校做还是挺不一样的，而且我C不好，公司实现都要用 C，所以开始还颇觉得有挑战性。但没过多久那种无聊的感觉又来了，每天完成工作真正需要的时间只要2-4小时不等，也就是说一天有一半时间是荒废掉的， 无论是等程序运行，上网闲逛，还是和同事聊天，哗啦时间就过去了。

郁闷的我后来只能每天去加深方消磨时间，3个月减了30磅下来（这个收获真不小）。这个site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印度人太多，做事方式还是中国那一套，我们组manager是中国人，人很nice，但是英语表达实在很抱歉， 所以他能不说英文就不说，组里反正基本是中国人。大家平时也基本说中文，中午大家都带饭，然后热了在一起吃，吃饭的时候中国人和中国人坐，印度人和印度人坐，剩下的欧洲同事就和欧洲同事一堆。大家在一起吃饭就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讨论一下 bbs上的哪个坑，在要不就是说research，可见这地方有多中国圈。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薪水很对得起我所付出的劳动，但是那些正式员工告诉我，相比于别的公司的Research Center，这里是算比较累的，而且在高科技领域，尤其研究中心，外籍的比例就会很高。

这个挺打击我的，也就是说如果在industry工作，就要准备好过这样的生活，轻松，高薪，但是封闭，没盼头。我现在很庆幸我去做了这个，这是体验生活的最好方法，有时候理性得去看待一些书面的材料，比如薪水等等，都是抽象的，不如深入其中，闭上眼睛，去体会：这是我未来10年想做的事情，想呆的地方吗？我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从S intern回来，得到一个噩耗，老板说我们那个项目到期，本来是自动要续的，funding cut，明年5月到期，老板说，要么找点别的东西做，要么就快点做，争取5月毕业。从说这句话开始到5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如果我要毕业，就意味着要在 8个月里把prelim propose的那堆东西做完，要写论文，要准备答辩，然后还要找到工作，不是任何一份工作（找一份应该对我不太难），而是一份合适的工作，然后要搞定工作签证问题（否则身份就有问题了）。老板说你可以试试，但我strongly doubt你能做到，如果你做得到，那么你是一个superwoman（这些是老板原话）。

老板说此话不是没有根据，那时候funding cut不单单是我的项目，组里别的同事也都差不多处境，老板通知他们的时候，他们一般已经prelim一段时间了，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毕业平均时间是一年半到两年半（after notice），而且有些最后还是老板去帮求情committee放一马过得，毕竟这个过程有很多困难，很多未知因素，delay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对做超女不感兴趣，但是我不想好好的去修改research topic，很有可能又要做自己不想做的东西，而且能早毕业是件好事，我老板25岁拿到博士，我没那么牛，但是26岁至少应该试一试。funding cut不是我能左右的事情，但是8个月毕业这件事情成不成不在天，在我。我有控制权的事情，我就应该去做到它。

Commitment is nothing without a good planning. 有想法没行动＝白日做梦。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详细列出，把所有可能的困难都想一遍，具体的timeline，并且想好fall back plan，虽然事情很多，但是如果我把每一天当一天用，还是可以做得很轻松的，我甚至还安排了thanksgiving去cruise，然后春节回国过年 （正好写论文）。

有了计划事情忽然就简单了，因为我只需要按计划做就是。找工作相比就太需要主动了，尤其是在决定了不去做faculty，而且犹豫还去不去industry之后，一时间基本没有头绪我到底要 去干什么，去了一些招聘会，看各种论坛，慢慢就有点想法，觉得做management consulting还挺好的，尤其M大公司有个APD program，专门招advanced degree的，所以就投了些简历，很快就有一些回音，收到M的第一轮面试通知，表现不错，进了第二轮。第一和第二轮面试之间，M给很长时间，目的恐怕就是让你去练习，对半路出家的 PHD学生来说，case study是新事物，而consulting的一个重要能力就是快速的学习和消化东西，所以这个break应该是测试的一部分。consulting还是 很适合我爱折腾的性格的。

Thanksgiving cruise一趟回来之后，就去M第二轮面试了。M的面试被我blow off了，如果没有，也许现在还真在做consulting。面试是三个case study，两个做的非常好，有一个面试人员都说我一定会推荐你，希望以后有机会和你一起做project了，但是我砸在了另一个case 上，面试的是一个associate principal还是partner级别的人，印度裔的，case本身没有问题，我很快想到了好的framework，开始给他讲，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 板着脸，很不高兴的样子，然后打断我，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讲他好像就是不明白，很明显他不喜欢我，十分钟之后，我有点乱了，我有种感觉我完蛋了， 越是这么想就越着急，后来就都不记得开始自己的思路了，越讲越没信心，对他的问题实在抵挡不住了。面试之后，我收到了这个人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我的其它表现都特别好，另两个interviewer都推荐了我，但是我没有通过他特殊的测试，他说在M，在consulting行业，当一个年轻的consultant被派出去做项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来自客户内部的抵触，资深的主任们为什么要听一个小孩bullshit，他们会 challenge你，有时甚至你的solution很完美，他们的问题很无耻，所以他就模拟了这样一个场面给我，看我如何来处理。It’s part of the test, and I blew it.我的中国朋友表现很好，最后拿到了M的offer，现在已经辞职回中国做企业内部的策略经理了，我非常看好他的。

对于M的一个梦忽然中止了，不管它有多适合自己，有多少的遗憾，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没有回头。从M回来，我沮丧了一段日子，我曾经离终点那么近，现在 又回到起点。M之前基本上只在学校网站上投了投简历，M之后才把简历往外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MIT的 career center网页上有PHD jobs outside academia，讲到这个option，说有律所在一定情况下会破例招收有PHD的人去做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然后sponsor去law school。

我当时眼前一亮的感觉。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份工作可以用上我整个的skill set，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呢？我首先是一个工科PHD，我不是科研人才，但是我热爱技术，并有很好的技术背景，其次我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表达，喜欢接触 新的事物，新的挑战，最后我喜欢写东西，我高中想读文科，我们老师校长和我急了，说浪费了我理科的好料，高考我又想以理科生身份报考新闻系（有些学校可以 的），但是后来报送理工科学校，想读文科的想法再次泡汤。呵呵，人生的一些想法有时候暂时不实现，它也会在你心底深处一直藏着，在合适的时候，会有什么东 西再次触动它，然后你发现其实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也许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所以我就拿了一份top IP law firm的list，一个一个去人家网站上用最笨的办法投简历。

投完简历我就回国过年了。回国前一天，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没有任何预兆的，打到我的手机上，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就开始一直说，我只听到是一个 law firm，然后对方就问我为什么要申请它们之类，这就是传说中的电话面试吧，可怜我连她是谁都没听清，我说什么好呢，于是只能胡说，对方最后只说了句thanks for your time，就挂了，连再联系都没说一句。

晚上回家，我查了电话号码，我的天哪，原来是NO. 1的IP律所F啊。第二天早上，在芝加哥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心里一直好懊恼自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甘心，我又一次想起了M的经历，也许 out of nowhere的电话本身就是一种测试，我应该再努力一下。于是我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我很坦诚得告诉对方，我昨天没有听清她的名字，所以如果那是一个面试的话，我肯定fail的很惨，但是如果她愿意再给我10分钟，我一定会让她改变她对我的看法。so she did, and I managed to impress her. 我下飞机回到家，就已经收到了她的email，她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candidate，在如此差的表现之后还有勇气打电话给她要second chance，并且成功说服她的，所以F邀请我去onsite。我觉得M给我的伤痕在那一刻被抚平了。

过年过得很开心，虽然我每年都和男朋友回国，但是回去过年还是第一次，我有太多东西和中国分不开，以后不管做什么，中国背景都将是我的一个 asset，而不是缺陷，所以我冒着被check的危险年年回国，体会和适应国内的变化，和朋友们吃饭聊天，最重要的是陪父母外婆尽孝心。

当我有很多offer可以选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几千甚至上万薪酬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影响到很久将来的决定，money is good, but it’s just a means not an end. 综合考虑了很多，决定follow the heart去自己一直想去的DC，挑了面试的时候环境和人给我感觉最好的F，离男朋友也近一点。终于在3月31号下午把H1B的申请扔出去了。长长叹一个气，可以准备5月初答辩了。

人不能期望一路顺风，有好事，太好的事情，可能马上就会有坎坷。果然不出所料，committee member接连出状况，有人生病了，不能来参加答辩了，有人时间上有conflict，临时换人是很难的，我和我老板说的时候，他脸都绿了，说 你请这两个那么tough的，到时候我照不了你，你好自为之。终于把答辩定在了6月初的一天。2007年是第一次H1B申请多到要抽签的，紧张得等到4月 中，终于得知advanced degree的还没满，不用抽，终于放心。

答辩那天，知道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technical presentation讲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格外用心，依依不舍，答辩完了之后一个绕着走的教授和我老板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law firm要她了。

3年零10个月，除去每年回国的时间，4个月intern的时间，大概是3年多一点的样子，拿了一个PHD，一个外系的MS，修了80几个学分的课，做了一年中国学生会主席，三年研究生院代表，带着M给我的教训，和之后那些offer给我的信心，我离开了校园。I have no complains.

上班的同时，也开始准备9月的LSAT考试。一年前我都无法想象自己会去读law school，而且还是免费去的。读PHD的时候，去law school听过一个课，那时候觉得law离自己好远啊，那些忙忙碌碌的law student和我简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自从离开学校开始，我就仿佛在没路的地方走路，读PHD的时候，虽然我比较爱折腾，做了一些别人不屑去做的事情，但总体上讲还是遵循着一个每个PHD都要完成的计划，qualification exam，prelim，defense，找工作，在不同的阶段都可以找到很多前人的经验，也有很多同级的人可以一起讨论。

但是工作之后，只有不断地有朋友或者学弟学妹来问我这条路怎么走，没有人来领着我走这路了。工作上，即使同事很nice，他们也无法真正体会一个外国人做美国法律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惑，甚至连OPT期间不用交SSN和medical care这个事情，我都要自己花半天时间去研究，然后去说服我们HR的人我是对的。申请学校上，中国人读JD的总体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国内法学本科毕业出来读LLM的，或者是LLM后来转JD的，所以他们的经验很难借鉴，而很多美国学生的申请论坛，也不会告诉你怎么去搞中国的成绩单之类的事情。每次遇到困难，我只能鼓励自己，leaders almost always have to travel on a road that is never or less traveled, and that‘s why they are the leaders.

我是一个相当不善于标准化考试的人，当我再一次面对LSAT这个最难的标准化考试的时候，我依然不能逃脱这样的宿命。law school的申请还不像研究生院，录取的大头是看LSAT和本科成绩，而对外国学生（本科不在美国念的）来说，本科成绩也基本不看，所以说到底就要看LSAT。如果LSAT考接近满分，那么几乎申请交张白纸就可以拿到admission了。用我后来学校的招生办主任的话说，申请是跨门槛，好的LSAT会把你垫高很多，在其他方面你一般就可以跨过门槛了，反之，并不是你没有机会，只是说你要用别的把这个落下的高度补回来。可惜我是后一种，注定了要拼尽全力去够的那种。

我的PS 写了五稿，推荐信拿了6封，好在无论以前的导师还是现在的老板们都对我印象不错，所以每封推荐信都写得很有分量。我在工作中给一个很难相处的合伙人干活，每一个人都警告我这个人很严格，听了很多可怕的服饰，然而以前的经验告诉我，铁面的人只是有更高的标准，如果你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他会比别人更赏识和信任你，于是我就默默的努力，当我服务的客户不断地去这个合伙人那里夸我的时候，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很满意。

他得知我要申请law school，就主动说帮我写推荐信，并且还去说服了我们所最资深的合伙人给我写。我们的这个资深合伙人于是把推荐信直接写到了我想申请的法学院的院长那里（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说，我虽然没有和这个年轻人有过很深接触，但是我们所最苛刻的合伙人告诉我一定要把她推荐给你们，所以我确信这个年轻人一定不简单。就这样，我以比较低的LSAT，拿到了DC周围最好的两个法学院的admission。

有的时候，自己把标准定的高一些，勇于去接受比别人更大的挑战，也许一时显得很傻，但以后一个不经意的场合却会帮你一个很大的忙。我感到如此幸运，不是因为不劳而获，而是因为努力终有回报。

第五年的周年纪念是在Glacier国家公园度过的。在完成了超过工作量的20%之后，合伙人们逼着我去度假了，我在机场还在给一个合伙人发一点最后的东西，结果人家回信：go back to your vacation。每一个人都告诉我，full time law firm work+ part time law school = HELL，所以要抓紧最后狂欢的时间来善待自己。我比较低估形势，因为本科和PHD之前，都有过类似的警告，说有多tough，但我走过来，实在没觉到什么压力，所以这一次我也就以为又是一场“狼来了”的虚惊，觉得半个月度假应该能够让我撑过去了。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读JD之前应该做什么，我会告诉你，赶紧把婚结了，孩子生了，房子买了，该装修的都装修了，该置办的都置办了，然后什么都不要想了，每天花8个小时工作，5个小时上学，剩下的时间除了你吃饭和交流的时间，就是你睡觉的时间。

我的JD生涯在我懵懵懂懂中开始了。Orientation第一天，系主任说，look to your left, look to your right, and remember these people, because a year from now, one of you three will disappear from this class. 此话出自经典law school movie: the paper chase。可见在law school，竞争是白日化的，JD三年就是这样的，第一年拼命的学，第二年拼命的面试，第三年拼命的玩。JD学生最后的Offer通常是第二年暑假summer intern的地方给的，而summer intern是第二年刚开始就申请的，用的是1L的GPA。照理说，我有工作，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本去拼命，可是我念书不是只为拿一个学位，如果在这个过程 中不能真正的学到东西，那么拿一个证书没有意思。

law的学习方法和engineering很不一样，每天的reading assignment多，然后到课堂上基本上是讨论这些读过的材料，上课要看发言，既有自己举手，也有on call。所以说白了是自学为主，老师点拨为辅，考试是考实际应用，全部是开卷，不需要背任何东西，但又绝对要对内容烂熟于心。law和science的最大不同是science我们总是在追求正确答案，如果不能证明它正 确，就去证明它错误，没有“可能”，没有“模棱两可”。但是law没有正确答案，法律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任何事情都可以argument from both sides。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同学忙忙碌碌多半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我忙忙碌碌是为了学我感兴趣的东西，相比之下，I get to enjoy law school more. 人的发展是有一些特定轨迹的，沿着别人的轨迹走往往事半功倍，而你本身又在加深这条轨迹，久而久之，这些轨迹因为如此的深，使得人觉得非这么走就不行了， 反而禁锢了思维，比如PHD就应该去找教职，不找教职就找公司研发，比如JD就是要第一年拿个好成绩然后去拿一个好的summer intern。

我经常听我身边的同学朋友说，我读PHD，因为我没有选择，我要申请绿卡，因为没有绿卡就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转行，就不能回国，I have no choice。

我总是和自己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有选择的。我的Torts老师在最后一堂课，和我们说了她拿了 Economics PHD，后来又去法学院，毕业了决定不考律师资格证，而做法学教授的经历，她对我们说，不要觉得因为你做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就一定要做什么，你只做你想做的事情，为此你可能付出别人无法想象的努力，遭遇别人的不理解，遇到别人遇不到的困难，但是，hey, it feels so good when you did it.她临走前，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字送给我们，DO WHAT MAKES YOU HAPPY，为此我热泪盈眶。

除了技术背景之外，我的中国背景和语言优势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机会。在美国有很多华人，每一个华人都希望自己中西方兼容的背景成为自己的优势，然而这样的工作很少，或者说这样的机会很少。但是在法律领域，语言和外国背景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我们有不少亚洲的客户，律所都喜欢让我们这些亚洲面孔去见客户，通常也确实是亚洲人 更能理解亚洲人的思维模式，交流更有效。

这一年，F在上海开了中国办公室，需要有人经常得去中国做rotating attorney，我就报名了，很幸运的成为这个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过律师资格证的成员。此后，我每年都会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在中国期间，有比在美国更多的机会，直接去面对客户，最近距离的学习他们的一些技巧。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还能和爸妈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尽尽孝心，觉得与我心中想做的事情很契合。

我们还没有绿卡，但是我这个人很不喜欢生活的局限性，我对自己说，what the hell，该去哪儿我还是去哪儿，想做什么我还是去做，与其因为一个身份问题而放弃某些机会，我宁愿冒险。经常看到幸苦等绿卡的故事，觉得等拿到绿卡，我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而事实是，大多数人，拿到绿卡，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反而白白等了好多年。机遇是给准备好的人，不是给拥有一张纸的人，这个和拿学位是一样的，学位有时候可能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是拿到 PHD学位就一定有教授当，不是拿到JD就一定可以进big law，能不能做还是看自己。我经常告诫自己，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2008年的秋天，男朋友也从北卡毕业了，在DC找到工作，搬过来团聚了，我们终于结束了DC-NC的异地生涯，开始考虑我们在一起的事情，弹指一挥，我们俩已经在一起8年了，出国前觉得自己都还小，现在在国外风雨同舟，不觉间就27了。

在家庭上，我们真的是落后分子，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成家就要有家的感觉，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像家的样子，而且结婚是一辈子的纪念，还是想搞的好一点，给自己一个回忆。念PHD的时候，身边有很多人回国登记一下就算结婚了，挤在租来的apartment里抚育宝宝，去参加过几个朋友的婚礼，基本上就是请大家吃个饭，这都很正常，学生时代大家经济都不宽裕，没有什么随心所欲的资本。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俩心照不宣的觉得应该在自己有了能力之后再去make commitment，当然，这个观点我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对的。anyway，我们就这么拖着到了27岁，2008年底，我俩看了看自己的存款和收入，觉得经济上够做这些想做的事情了。

有了house，不管你需不需要工作，不管你有没有嫁人，你都是house wife。这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无数的心血，都是我一个project，从什么都不懂，到成为专家，把事情做好，经历了太多过程中的痛苦和成功后的喜悦。我做什么事都不喜欢拖着，做什么都不喜欢半途而废，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是完美主义者，我做一个事情就尽力做好，然后庆祝一下，然后就进行下一个。

做事情从不懂到懂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如果总是重复在做自己懂的事情，只能说明在原地踏步。做一件事情，我总是事前向很多人请教，听大家的经验和建议，但是我从来不跟从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我把它们作为砖头来建我自己的城堡，我的做法必然是融入了我自己的想法，有我自己特点的，我只做我喜欢的东西，但是别人的经验真的可以让自己少走很多的弯路。

几年的律所工作，加上法学院的求学经历，我慢慢意识到了人生最重要的是时间，是有质量的时间，钱不过是获得quality time的一个途径，不是唯一途径。quality time有很多成分，生活的质量是一部分，事业上的成功感是一部分，家庭是一部分，万事都是在寻找一个平衡。我做事的方式，价值观都因此而在改变，我们不 能改变一天只有24小时的事实，但怎么样来过好，过得有效率，过得开心，全部都在于自己。

2009年8月12日，是我从上海回来那天，也是来美6年纪念日，男朋友把一枚大大的T钻戒递到了我面前。这个男人等那么久，原来是要等自己攒够三个月的工资去给我买戒指，真够傻的。这下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事情，就是准备婚礼，儿女的婚礼也是父母的梦想，所以我们决定借回去的机会在中国办两场婚礼，然后在美国再办一场，给家人也给自己最好的回忆。

写到这里，把我这7年都差不多讲完了。之所以要写出来，完全因为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纪念。看看7年前的我和7年后的我，我不知道再过7年我会在做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The beauty of life is in its uncertainties。我对未来非常非常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