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竞选省议员，与我何干？,卡城之窗微信公众号文章

有人说，支持华人参选符合我们的华人的整体利益。这我就要问了，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到底有没有作为一个族裔的集体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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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七八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把车停在Brentwood Ctarin站的停车场，之后去站台赶车。当我我夹杂在人流中经过天桥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位貌似华人的中年男子，目光扫描着每一位步履匆匆的行人。当他看到我的时候，像是发现了目标一样向我走来，对我说：我今天忘带钱包了，能不能给我几块钱买张车票。我于是把钱给他，他道谢之后去买票，我为能帮助到他感到高兴。

四五年之前，我媳妇去FortMc的现场出差，在营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到了一位华人，俩人一见如故的站在那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跟我媳妇一起出差的同事很奇怪，问你们以前认识吗？我媳妇说不认识。同事于是很诧异，他很难理解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怎么可以如此地信任对方? 我媳妇说这是“Minority advantage”。

以上两个小故事是想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尽管有时候不齿于我们同胞的某些习惯，但是作为少数族裔，我们更会对自己的同类有一种不经大脑的接受，没有理智的信任。这不得不说是我们作为少数族裔的优势。

我们常常为自己的同胞在海外的成功感到骄傲。就像姚明去打NBA，事实上跟我们半毛钱关系没有，但还是有无数的不管是不是喜欢篮球的人都变成了火箭队的粉丝。姚明的每一场胜利都让我们血脉贲张，他冲击决赛的每一次铩羽而归都让我们扼腕叹息。

同样，当我们华人有人挺身出来竞选政府议员，不甘于只做顺民而争取跻身于政策制定者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之一振。比如最近轰轰烈烈的栾晋生再次竞选省议员的活动。

哦，除了栾大叔，好像还有一位叫做翁雪儿的妹子。

为之一振的结果，是我们华人对他们的支持，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事实上，这种华人对华人候选人的支持，往往是盲目的，没有经过思考的，完全是出于同胞的感性。

当然，出于感性并没有错。Daniel Kahneman在《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说，我们平时大部分的决定看似理智，其实是出于直觉。

然而，支持哪位候选人是关系我们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可以发于直觉，但不能止于直觉。我们必须思考，华人一定要支持华人吗？

我觉得不是，得看这个候选人能否代表我们的利益。NDP没给我创造工作机会，还想方设法地拿走我的钱去给自己买好名声，我恨得他牙根痒痒。如果有这么一位NDP的华人代表，我自然不支持。

有人说，支持华人参选符合我们的华人的整体利益。这我就要问了，我们华人在加拿大，到底有没有作为一个族裔的集体诉求？事实上，华人群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因为生活经历、文化水平、经济收入、来源背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我们的政治诉求会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我们华人究竟有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有，那就是咱这政治地位急需提高。

很多移漂泊海外的华人，打心眼里没把这当家，比如说我，我一直觉得我家在中国，在河北农村，跟王宝强是邻居。加上几千年专制体制造成的争做良民的思维，造成了我们非常淡漠的参政意识，我们不投票，不竞选。

对政治淡漠的结果是，当政的议员并不在乎我们华人的利益，因为人家不是我们选上的；竞选的议员不在乎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不会投票，不珍视自己手中选票的权利。

所以，在别人都死乞白咧地争取社会资源的民主国家，逆来顺受的华人的利益常常被忽略，华人的发展往往受限制，无端的屎盆子倒是屡屡扣在我们头上。

比如印尼华人控制了这个国家80%以上的财富，却受到排华打击甚至血腥屠杀；2008年美国的金融风暴中，罪魁祸首的大银行获得政府救助，而唐人街一家华人小银行却成为唯一被政府起诉的金融机构。就在我们身边，因为政府没有代表华人的声音，Edmonton唐人街附件被安排了三个毒品注射站；包括前一段时间，亚洲人被多伦多未成年的女孩污蔑为剪头巾事件的嫌疑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