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很多家长只要有条件，纷纷都把孩子往国外输送，去得到更高的教育。

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一位年轻的美国妈妈，却将孩子带中国公立学校，并将教育的过程和心得编写成一部作品。

在写书描述了儿子在中国公立学校的求学经历后，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Lenora Chu）听到了骂声：“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儿子？”
　　

当然，这只是大量赞许和讨论中极少数的攻击言论。

但在大部分上海的美国家长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的时候，朱贲兰将儿子莱尼（Rainey）送进公立幼儿园确实是不同寻常的选择。

来看看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小战士》美国版封面
　　

莱尼在上海求学时，恰逢上海学生首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夺冠后不久。

在那之后，耶鲁教授蔡美儿在《虎妈战歌》中展现的严酷“中式教育”、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里中英教学思维的碰撞，频频引发关于中外基础教育模式的激烈争论。

以写作为生的朱贲兰也决定记录她的亲身体验。

以莱尼的经历为起点，她走访了上海、北京、安徽、河南的学校和家庭，采访师生及教育专家，想要回答的问题是：

中国教育到底在教出怎样的学生，西方国家又是否能从中学到什么？
　　

朱贲兰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Little Soldiers: An American Boy, a Chinese School, and the Global Race to Achieve）在美国出版已一年有余。

美国家长的教育焦虑，加上中美竞争的大背景，让该书受到美国各大主流媒体关注。

今年10月，刚结束又一轮美国活动不久的朱贲兰在上海接受专访后，又要匆匆赶往美国和印度，开始下一轮宣讲。

2010年，朱贲兰和丈夫带着18个月大的儿子莱尼来到了中国。

莱尼。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当时他们的美国朋友听到这一决定，多会流露出羡慕之情：

美国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中国则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甚至可能在数年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很快，莱尼就到了进幼儿园的年纪。他们身边的外国朋友大都把孩子送去了国际学校，但朱贲兰夫妇却有不同的想法。

莱尼此前所在的双语托儿所频繁更换老师，国际学校的学费又过于高昂。相比而言，自家附近一所极为著名的公立幼儿园显然划算得多。

金钱并非唯一的考虑因素。

朱贲兰听说中国学校善于管理纪律，希望儿子能在那里养成自控能力和良好的学习态度。

朱贲兰

她的丈夫也希望儿子能从小接受双语教育。

毕竟，朱贲兰自己来自美国的华裔家庭，而她丈夫则曾在4个大洲学习、工作，包括曾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中国农村支教。

实际上，中英双语教育正在美国成为风潮。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贝索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美国“第一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等名人争相让自家孩子学中文。

据报道，“沉浸式中文学校”近年来在美国各地涌现，越来越多来自各种族和社会阶层的美国家长更是开始雇佣讲中文的保姆来培养孩子。

上海教育也成为了全球新闻热点。

2009年，上海首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15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的评价研究项目PISA，排名世界第一。

2012年，上海再度夺冠。而美国的成绩远低于前10名，徘徊在平均线上下。尽管测试方法和结果不乏争议，但“来自上海的最佳成绩震惊了教育者”、“所有国家都应该采用上海数学教学法吗？”之类的标题登上了国际媒体。

但对朱贲兰来说，这绝不是一场用于观察的实验。

让莱尼就读离家不远的这所著名公立幼儿园是当时他们眼前的最佳选择，她和丈夫费尽千辛万苦为他抢到了一个位子。

多年后，她仍对莱尼接受的教育总体满意，特别是他的数学水平已超前于美国同龄人多年。

朱贲兰自己对中式教育并不陌生。

她父母早年从中国移民美国，在常春藤盟校拿了博士学位，结婚定居在休斯顿郊区。在这个移民家庭里，朱贲兰度过了一个不太快乐的童年。

她讨厌被父母逼着学弹钢琴、上周日补习班，尽管头脑聪明，但她其实更想去学跳舞。

她在斯坦福大学拿到了工程学学位，之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读新闻学。“大概在2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听（父母的）话了，”她说。

她曾考了GMAT考试，找了推荐人，准备去申请哈佛商学院，但最终还是无法说服自己做出行动。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甚至不再和父亲讲话，因为父亲总要给她写长信列出一大串理由，试图劝她去读法学院或商学院。

她后来回想道，要是当初自己也像丈夫那样去参加“和平队”，她父亲一定会问她，她的长辈们辛辛苦苦离开中国，为什么她还会自己选择回去？

朱贲兰决定不像自己父母那样把儿子逼得太紧，而是让他在双休日去打棒球、踢足球。

但她也坦言，在异国求学的儿子也面临着许多艰难挑战：

莱尼必须同时在英文和中文环境下学习生活、作为中国孩子里的“老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这都是她自己在儿时无需顾虑的。

她也仍然珍惜自己父母对她的教育。

她在著作的致谢部分称，尽管她对他们的方法不太满意，但他们教会了她努力的价值，以及“一切皆有可能”的态度，为孩子花的时间和精力也令她难以企及。
　　

无论如何，她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还是延续了下来。

莱尼从公立幼儿园毕业后，朱贲兰夫妇又把他送进了上海的一所私立小学，仍以中式教育为主，外国学生也不多。
　

“我整体上是个颇为焦虑的人，”朱贲兰说，“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读了我的书，就感觉我的焦虑跃然纸上。但就是这种焦虑让我愿意提问，驱使了我的写作。”

几乎所有关于《小战士》的宣传都会提到“鸡蛋的故事”，以至于现在还常有人问莱尼：“你喜欢吃鸡蛋吗？”
　　

这是朱贲兰对中国基础教育最初的体验之一。

莱尼曾经最讨厌吃鸡蛋，但在来到这家入学门槛极高的著名幼儿园第二天，他就告诉妈妈，老师有4次把蛋塞进他的嘴里，前三次，他都哭着吐了出来，到第四次，他才把鸡蛋咽了下去。

这位来自美国的妈妈惊愕万分，约了老师谈话，告诉老师说，美国人不会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而是要向孩子解释，鸡蛋对骨骼和视力有好处，激发孩子自主“选择”吃鸡蛋。

后来的某天放学时，老师对她宣布：“莱尼能吃蛋了。过程很辛苦，但目标最终达成了。”

在家里，无论是煮蛋、炒蛋还是荷包蛋，莱尼还是不肯吃，只有在连哄带骗的情况下才勉强拿起了带着蛋液的法国吐司。

幼儿园老师是怎么做到让莱尼吃下鸡蛋的？这让她难以理解。
　

现在莱尼能吃鸡蛋了吗？朱贲兰笑着说 “能吃啊”，就像是在说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

朱贲兰还在中国学校里遭遇了许多类似的文化冲突。

比如家长们（大都是妈妈）总在微信群里极度热情。

老师在群里问家长是否有“龟兔赛跑”的演出服，立刻就有一群家长“秒回”：“有的！老师，您太辛苦啦！”“我有龟兔赛跑的衣服！”“我马上就去买！老师，您太赞了！”“我还有青蛙、金鱼和蝌蚪的衣服！”

被消息淹没的朱贲兰生怕自己表现不够积极，赶快也跟了一条：“老师，我们马上做！”

也有一些冲突带来了伦理困境。

尽管有明文规定禁止老师收礼，但她从其他家长那里得知，幼儿园里有个别老师会从家长那里接受被视为“安全”的礼物，比如进口红酒、法国护手霜，以及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礼品卡。

一名老师单独向她提出，莱尼注意力不集中，竖笛吹得不好，老师可以在课外陪他练。

这是否是暗示家长要额外付钱呢？

在另一名家长的指点下，她注意到，这名老师每次让孩子们排队演出时，都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按身高排序，也没有把表现最好的孩子排在最前面。

这也许意味着，这名老师在按某种说不清的标准给孩子排序。

她和丈夫最终决定拒绝老师的“课外指导”。

但她注意到，这名老师开始冷落莱尼，甚至在另一名爱捣蛋的孩子找不到演出鞋的时候，要求莱尼脱下自己的鞋子给那个孩子穿。她愤怒极了，直接去找这名老师对峙，老师这才作罢。

这些冲击有些来自中美文化的差异，有些则来自少数人的特定行为。而在进一步调查中，朱贲兰发现了中国教育的复杂多面。

在另一所相对更普通的幼儿园里，她观察到老师是如何要求孩子们保持一致：无论是在椅子上坐好，笔直走路，还是画出一模一样的雨滴。

有老师向她解释说，班上孩子太多，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对他们有所“要求”。即便如此，她还是发现孩子们在以微小的方式自我表达，比如用手指比划手枪，或是发出奇怪的声响。
　　

她也在两个上海高中生身上看到了对教育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她又跟随在上海认识的按摩师来到安徽，在那里留守的儿子军军已经放弃了希望，在距离中考还有100天的时候更愿意打手机游戏而不是学习，父母忙于工作、文化程度不高，对管教孩子束手无策。

而她在河南认识的两个中学女生因中考成绩相差100多分，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进了高中，自信将能考上大学，另一个则在辗转多份底薪工作后，当了一名按摩师。

以写作者身份观察这些现象的朱贲兰表示，她希望对笔下的内容保持公正和平衡，而不是一味偏向某一方或推销某种特定观念。

这意味着从不同角度提问，试图理解某个人或某个现象的背景，特别是中西方思维框架的差异。

《小战士》一书去年9月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大量媒体讨论，争议也随之而来。
　　

出乎朱贲兰意料的是，人们对该书的反应各有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有人觉得她太亲中国，也有人觉得她把中国写得太负面，大家似乎都在拿这本书印证自己的观点。
　　

在她的理解中，这可能是因为人人都对教育有话可说。如果她写的是中国农村移民，那拿起这本书的读者可能大都没有过农村移民的经历。

而本书触及的儿童教育却是人人都体验过，并且相当重视的。同时，中美比较的主题也存在意识形态因素，往往会激发读者的情绪。

其实，在美国也不乏焦虑的家长。

据朱贲兰所知，美国不少家长（例如在硅谷、纽约、华盛顿的家长）也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意识到申请大学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国际化。近来，又有一种论调称，机器人可能在未来20年中抢走所有的工作。

“和以往相比，（美国家长）越来越感觉到他们现在处于一场零和博弈中。”她说。

在她看来，如果把美国上中产阶级家长和上海的同类家长相比，两者的焦虑仍有所不同，美国家长或许觉得他们的孩子相对有更多选择，而且生育多个孩子也可能避免家长把期望值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
　　

不过，她观察称，中美经济条件不错的家长在许多方面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从孩子5岁起就忙于安排各种课外文体活动，让孩子全面发展，找到孩子的某个才能并且尽早开始培养。
　　

近来，由日本引进的“公文数学”在美国流行起来。她在去美国巡回演讲时，就发现美国各地开起了培训中心，有些孩子在放学后就去那里学习。“放学了就去补习班，”她说，“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看到太多区别。”
　　

如何提高基础教育质量也始终是美国政策讨论的热点。

朱贲兰总结说，美国主要有三大方面要向中国学习。

有研究表明，中国教育告诉孩子学习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的事情，这反而让中国孩子学得更好，因为在经过努力后他们会记得更深刻。

据她观察，中国相对不像美国那样强调孩子的智商，往往更愿意嘉奖那些努力学习后取得进步的孩子。

但擅长教授知识的中国教育也有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

她表示，自己书中的中国孩子们无论大小，如果想在学校做些与众不同的“冒险举动”，要么会被羞辱，要么会受惩罚，但原创思考能力却是培养创造性的重要部分。

同时，孩子的好奇心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扼杀。

莱尼长成一个大男孩

她在公园里看到，如果有孩子往河边走，或者想捡起一块石头，家长往往会叫着“当心当心”阻止，认为太危险或太脏，但这其实抑制了孩子本能的好奇。

而在学校，如果没有选修课，学生就往往会被教导学一模一样的东西，这同样不利于创造力，而美国教育则恰恰格外擅长教孩子自主选择。

一些中国学校正在尝试改变。

朱贲兰表示，莱尼现在的小学就始终在思考如何调整课程安排，结合中西方教育的优势，一方面培养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让他们上选修课，一方面保留严格的数学和语文教育。

这些尝试能达到多少成功还不明确——什么时候需要老师在讲台上教学，什么时候需要孩子们小组讨论自学，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有待探索和讨论。

莱尼如今还在接受双语教育，应对“老外”的身份归属难题。

说起儿子的努力，朱贲兰在自豪中也有些不舍：“我们对他要求太多了。”

至于如何让儿子脱离中国的教育体系，她也想好了计划：等到他的中文学好了以后，但要赶在他还有余地探索其他学习选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