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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经是航空公司的空姐，被父亲“逼”移民美国后，改行做了移民官的庇护官！虽然已创办了自己的律师楼，但在谈起庇护官职业生涯时，面对真假难辨的申请人，她说：“宁可信其有。哪怕100人中有一个是真的，也是救了一个人。”

她叫杨羚，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父亲杨鹏在战争年代抗日救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人生，还曾主笔撰文，而杨家海峡两岸的亲人们合力编述，完成了《见证一生》一书，见证了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杨羚1982由台湾移民美国，当初她在国泰航空公司做空姐，根本没想移民，因为父亲被派到美国接受中央情报局(CIA)培训，

“我是被爸爸逼着来的，他说绿卡都要给你办好了，赶快过来！”杨羚来到美国，移民局的官员就上门协助填表格、打指纹，让她一直误以为这是移民局的工作方式。

不过，美国没有“拼爹文化”，一切要靠自己打拼。杨羚经历了像许许多多华裔移民一样的刻苦岁月，读律师学校、考执照，与此同时先后从事过房产经纪、检察官助理、电视台新闻主播、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移民局庇护官、律师等工作，最终，安心做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图片：移民美国40多年，先后做过电视台新闻主播、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联邦移民总局庇护官等职的华裔移民律师杨羚。

“觉得在做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杨羚说，她在翡翠台做新闻时曾经采访过洛杉矶县县长安东诺维奇(Michael D. Antonovich)，“他觉得我很理解他的理念，请我做他的新闻发言人，我心里非常忐忑，婉言拒绝了他的第一次邀请。”

洛杉矶县新闻发言人是包括《洛杉矶时报》等主流媒体的媒体人都盯着的一个抢手职位，杨羚一方面觉得母语不是英文，不觉得自己能胜任，一方面很感谢安东诺维奇的信任，“他觉得我英文够用了，当一年以后第二次邀请时，我接受了。

迈克尔要求很高，我也明白责任重大，每天出好几条新闻，条条字斟句酌。”那段时间，杨羚白天写新闻稿，晚上读律师学校，周末继续去翡翠台播新闻，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要照顾，

“现在回想起来早年的压力好大，好辛苦，中间还经历过照顾患癌症的母亲，她后来去世对我打击沉重。就因为这些，当从读书到最后拿到律师执照时，很多人都跌破眼镜，而我也是陆陆续续用了整整8年。”

庇护官的心情：救一个是一个

“我当时做庇护官的心态是：如果是真的，那么他们回去会很惨，所以宁可信其有，不愿认其无，哪怕100人中有一个是真的，也是救了一个人。”

14年前，杨羚离开了移民局，开业做律师事务所，因为做过庇护官，很多客人找她做移民案子。“律师学校毕业，考到执照，需要自己选择专攻哪个领域。

图片：杨羚律师（左起3）和她律师办公室的“小伙伴”们。

只要你能想得到的领域，我当年几乎做过，最后是不想做移民案都‘难’，所以一直以来主做移民、离婚案件。倒是几乎不做庇护移民案，假的太多。” 庇护案件的真真假假，有时很难分辨，“有时假的比真的还真，反倒是真的申请人没通过。

我当时其实有个心态，真假难辨时，我宁可信其有，不愿当其无。” 杨羚经手的案件太多了，她说桩桩件件都是故事，可惜时间太久远，大多忘记了，而有几桩案件，她到今天都无法放下。

“之前我们庇护官之间天天都讨论案件，听取彼此的故事以做参考。到今天，有一个案子我始终都觉得很遗憾。杨羚说曾经有一个很诚实的印尼华侨。当时正值印尼排华时期，他来到美国申请庇护移民。讲到他常被当地人欺负，被打。

有一次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可能是衣着光鲜，毕竟经济实力还是不错，被一个警察无端端地拦住问话。“他说了很久，都没有受迫害的内容。因为迫害一般要有被政府关，被政府工作人员打等。他好像提到他的摩托车也被警察扔到一边，摔坏，但是，没有庇护要求的框架中的受迫害内容。”

杨羚说她当时好着急，担心他回去继续被伤害，很想给他通过，就数次问他“警察是不是打你了”。这位诚实的印尼人看着她，始终都说没有。“到最后，我实在没办法，爱莫能助，真是‘含泪’拒了他。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这件案子心里难受。”杨羚说类似的情况大约有两三个案子，到今天都无法释怀。

作假可能走进无底黑洞

“庇护法律基于早年为躲避战争等情况的难民提供保护。从战乱中出来的人，逃命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还想着带各种文件？所以，申请政治庇护，往往就是几页纸证词，和当事人的口证。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想走这条路。过了固然好，可是若作假被查出，可能走进‘无底黑洞’。”

曾经有不少采访对象反映，在律师这个行业中会有不少无执照的人混入，租执照，做中介，做假案子。尤其是做庇护移民，经常被华裔社区诟病，认为假案频频。杨羚说她也曾经被人提出每月支付9000美元租用执照，“他们说你可以啥也不用干，就在家喝咖啡。我心说这么好？马上拒绝了。”

至于欺诈庇护，杨羚说很多人只被告知如何容易，却不知道一旦不批准，被送到移民法庭，也就是递解出境庭，加上之后的上诉庭，就好像走进无底黑洞了一般，很难走出来。而案件最终被拒、被关闭后，经过一段时间，再也无法打开，身份就黑了，除了等大赦，啥办法也没有。

杨羚说在任职之前曾经接受过7个星期的庇护官培训、7个星期的移民官培训，非常艰苦。而在实际工作中，真真假假的庇护案件，虽然很难判，然而，作假的风险始终是高的，后果也很严重。杨羚也曾充当“卧底”，协助调查。

“在庇护案件中，常有翻译写的样板故事，当事人照着背下来，庇护办公室都是心知肚明的，有些人也在黑名单上，只是有时抓不到证据。有次，庇护办公室的高层请我协助调查，要抓做欺诈的翻译，让我坐在一个白人移民官旁边，工作任务是：看翻译有没有作假。那位庇护官介绍我时，说是新来的，需要学习。我记得那个翻译一直在看我，看我名牌上的名字。”

杨羚说开始时，翻译时不时观察她的反应，中间也会出些小错误，不过都没关系，她假装听不懂中文，毫无反应，慢慢地，翻译的胆子大了。

“记得当时的证词好像是说警察抓他，在露天市场，他如何跑。移民官就问什么样的市场，当事人说是普通的超市，移民官问是室内吗？当事人说是室内，但是，翻译说‘不是’。

翻译说的是证词所写，当事人显然不清楚证词，估计是没背好。我马上叫停了。于是通知了上司，欺诈组也来了，那名翻译上了黑名单，从此不准再出现在庇护办公室方圆一定范围之内。”

杨羚已然在美国工作生活了40多年，回顾从媒体人到庇护官、再到律师的经历，她说：“有人说我不适合做律师，因为水至清则无鱼。不过，我做人追求问心无愧，我对客人负责，别人做5分钟的案子，我做5个小时，一心扑在案件中。一直以来，我接手的案子都很多。”

来源：美国咖资讯网、亚特兰大华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