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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总是做一个影子，要试着光明正大成为自己。
冯小刚和张艺谋几乎是中国被讨论最多的导演。冯小刚经过崔永元事件以后，估计是凉了，音讯全无；
而张艺谋，却凭借一部《影》，重回中国观众的视野。
今年最值得讨论的电影，当然是张艺谋的《影》。
有人说，随着《影》的回归，张艺谋的艺术水准也回归了。
整部电影，水墨肆意、情节紧凑，境州和子虞两个人，互为表里生死与共，引发的哲思让人动容。
豆瓣评分7.4，在国师近几年的电影中，稳居中上。
在接受采访时，张艺谋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次状态回勇，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
张艺谋回答：“还是做回自己最好。”
张艺谋什么时候没做过自己？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一部电影——《长城》的时候。
《长城》这部电影，是张艺谋和好莱坞的合作，但剧本他没办法改、选角他无权过问，整个过程中他只有导演的职权，按他自己的说法：
“就像一个工具一样，被人操控在手里。”
纵观国师的整个电影生涯，你会发现，当他被别人操纵的时候，他的电影往往喜忧参半；
而当他肆意做自己的时候，他的电影都能绽放光芒。
第一重境界：
打死都要做自己
很多人觉得张艺谋是农民出身，这真是很大的误解。
张艺谋的祖父毕业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在民国可是比清华和北大还要好的大学。
他的父亲张秉钧，是黄埔军官的教官，离开黄埔军校以后当了柞水县县长。而他的母亲，是一名皮肤科医生。
张艺谋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书香门第
（张艺谋家族，左起：叔叔、奶奶、姑姑、爷爷、父亲）
但是，在张艺谋的童年时代，越是书香门第，越要被冲击。
有一次，张艺谋从床底下找到了一枚扣子，扣子上画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他兴奋地问奶奶这枚扣子的来历。
奶奶看见这枚扣子，仿佛见了鬼一样，一把夺过来，指着孙子一顿痛骂，叫他以后别再提这桩事儿。
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给学生们一张表，填自己的家庭成分。其他孩子填的是“贫农”、“中农”，一脸自豪。
唯独张艺谋藏着掖着，他不知道该填啥。回到家请教父母，父母犹豫了半天，给他写上：“城市职工”。
在那个年代，做知识分子是要被看不起的。
从此，张艺谋养成了自卑内敛的个性。
（张艺谋唯一一张在农村插队的照片。）
初中毕业以后，文革开始了。张艺谋到农村插队，真正做了三年农民。之后，他进入了陕西第八棉纺织厂，做了七年工人。
张艺谋从小就喜欢摄影，但凭他当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根本买不起照相机。于是，他下班以后，跑到街头去到处给人画肖像，拿画肖像的钱买相机。
买到相机以后，他下班干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跑到郊外，对着风景拍。
他的相片晒出来以后，全厂工人都争着看，虽然是非科班出身，但是他的相片构图新颖、光线丰富，让人越看越有意思。
从家庭出身那儿丢失的自信，没想到在摄影这里一点一滴找回来了。
1978年，高考恢复。张艺谋当时已经28岁了，过了规定报考的年龄，但高考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决定去试一试。
在陕西是没可能报名了的，他把心一横，直接去了北京，找到北京电影学院，把自己的作品集递了上去。
负责招生的老师看了他的作品，惊为天人，认为所有报摄影系的人里面，还没有技术如此专业、基础如此好的学生。
但得知他超龄，招生学生委婉地跟他说：“你先回西安，我们会向学院反映你的情况。”
结果可想而知，张艺谋在西安左等右等，硬是等不到录取通知书。张艺谋的倔劲儿犯了：我就不信我读不上书！
于是再次进京，不仅找了电影学院摄影系教授，还转报北京广播学院，都因为年龄问题铩羽而归。
他不服气，第三次进京，找到著名画家黄永玉，辗转把自己的作品和《求学信》带给了文化部秘书长华君武、文化部部长黄镇。
在两位领导的干涉下，北京电影学院终于破格录取了张艺谋。但是，到底把他录为正式生、旁听生还是进修生，他都没敢问，“怕把事儿给搅黄了。”
学习机会得来不易，张艺谋非常认真对待京电影学院的图书馆显示，他是当年借书最多的学生之一，二年级学期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22门课程，是全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北京电影学院时期的张艺谋，右）
毕业以后，张艺谋作为摄影师，和陈凯歌合作拍了一部电影——《黄土地》。
张艺谋的摄影功力充分展现出来，他也凭借这部电影，拿下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正式成为了中国最优秀的摄影师。
陈凯歌看到了张艺谋的野心。在黄土高原上，陈凯歌对张艺谋说：“艺谋，在咱们82届153个同学中，有一点数你最强烈——心比天高。”
（拍《黄土地》时候的陈凯歌（左）和张艺谋（右））
心比天高的张艺谋，当时就在寻找完全由自己主导的电影。而他看上的第一部作品，是莫言的《红高粱》。
张艺谋一个人从黄土高原哼哧哼哧跑回北京，找到莫言的所在地。那天他一身农民的样子，坐电车还把脚给夹破了，拎着一只鞋。
他听人教导，进门喊了三声“莫言！”，对方真的从厕所旁边一个房间里出来了。
莫言形容第一次见到张艺谋的样子：“活像一个农村生产队队长。”而张艺谋形容第一次见莫言：“像个生产队会计。”
莫言问：“你找我什么事儿？”
张艺谋说：“我想拍你的小说——《红高粱》。”
“行啊，拍呗。”
“你有什么要求么？”
“没什么要求，随便拍！”
就这样，张艺谋用800块钱就把《红高粱》的版权买下来，开始拍摄。
（拍《红高粱》时期的张艺谋、巩俐和摄影师顾长卫）
作为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张艺谋拍得很辛苦——在大漠黄沙中穿梭拍摄，亲自种下百亩高粱，都很有挑战性。
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张艺谋把自己穿着的一双鞋子埋在黄土里，当众发誓：“这部电影要是打不出名堂，我永远不走电影这条路！”
结果，1988年，《红高粱》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是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作品，当时的国内票房，有400多万，大赚了一笔。
《红高粱》讲的是一个乡村女孩九儿，被父亲卖给得麻风病的酒庄大户人家。
出嫁当天，九儿为送亲的壮男余占鳌吸引，两人情不自禁地在高粱地里野合。后来九儿的丈夫病死，九儿和余占鳌合力，把她丈夫的高粱酒庄搞得风生水起。
不久以后，日本侵略者到来，在山庄里烧杀抢掠，九儿和余占鳌拼死抵抗，九儿甚至壮烈牺牲了。
整部电影讲的是女性自由追求、挥洒情欲，拍得热血沸腾，极具生命野性，基本上是张艺谋心境的外化。
但是，由于电影里面有农民被日军胁迫剥人皮的镜头，被国内的保守派抨击为“诋毁祖国、诋毁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甚至有些老头子去信中央要求禁播此片。
张艺谋就纳闷了：“我拍的都是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怎么就成了侮辱中国人了呢？”
奖也拿了、票房也赚了，这些批评完全成了无聊的蚊蚋滋滋声。张艺谋第一次尝到了表达自我的甜头。
（《红高粱》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红高粱》之后，张艺谋接连拍出了《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作品，女主角都是巩俐，内容都是看似较小的女子在强大的封建礼教之下，争取自己的情欲、正义和自由的故事。
《秋菊打官司》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其他两部也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秋菊打官司》剧照）
90年代的张艺谋，拍的都是自己得心应手的电影，光芒完全盖过了其他导演。
1994年，他开始拍《活着》。他自己经历过文革，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代，只有直面这个时代，才能真正直面他自身。
（《活着》剧照）
张艺谋拍片，出了名认真。
有一场戏拍的是福贵女儿凤霞结婚，有一个道具是毛主席语录。张艺谋翻了翻道具，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一个字，全都是白纸。
按照剧本要求，这个镜头拍的是全景，也不会有人打开书，弄个红色塑料封面就行了。
张艺谋一下子怒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临时要增加一个翻毛主席语录的特定镜头，遇上这种情况你要我他妈的怎么拍？所有跟着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的要求，我要的东西必须是真的，不能有应付！”
就凭这这种认真劲儿，《活着》拿下了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名），葛优还拿下了戛纳影帝（华人第一位戛纳影帝）。
从法国得了大奖回来，张艺谋还召集了剧组人员开会，反思电影的成功和不足。《活着》的编剧芦苇感叹：
“我从那时候开始就知道，张艺谋这个人必成大器！”
做自己的人，一般都比别人更容易成大器。因为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真实感受，更专注于自己的志业，更能够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做，那会怎样？张艺谋也经历过这一个阶段。
（《活着》剧照）
第二重境界：
不做自己的张艺谋会怎样
《活着》在国际上得了大奖，在国内却被禁了。
原著作者余华曾说：
“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看他胸有成竹的模样，心想他如此了解审查制度，对他十分钦佩。可是张艺谋拍摄完成电影后审查还是没有通过。我不再钦佩张艺谋，我钦佩审查制度。”
电影不仅被禁，连张艺谋本人也被禁止两年内与海外投资方合作。
张艺谋坦言：“我们这个时代变了，我们渐渐步入了另外的十年。”
在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八十年代，中国还处于拿着一本佛洛依德就能泡到妞的年代，看影展、看美展像挤地铁一样，全民都在谈文化；
但在《活着》以后，或者更确切地说，在21世纪以后，中国人谈的都是票房。
张艺谋开始收敛了，在电影的世界里不再恣意妄为。
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席卷全球。张艺谋按捺不住，拍了一部《英雄》，也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商业大片年代。
在21世纪的头十年，张艺谋和冯小刚几乎包揽了当时中国电影票房的冠军。
不做自己的张艺谋，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一开始是很顺利的。
（图片来源公众号“毒眸”）
但是，张艺谋也尝到了不少苦果。
21世纪拍的这几部商业电影，口碑都很两极化，而且几乎每出一部新片，总会有人喊：“当年拍出《活着》的张艺谋，到底去哪儿了？”
最严重的是，张艺谋被人彻底当成了工具。
这个把张艺谋当工具的人，是张伟平。
拍《英雄》、《十面埋伏》、《千里走单骑》、《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几部电影，张艺谋没有及时拿到片酬。
张艺谋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多年的合作伙伴不给钱，他也不好意思开口。
但这都不是让张艺谋最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张艺谋对张伟平最不满的，是他过度干涉自己的创作自由。
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张伟平硬是要让张艺谋加入周杰伦，导致剧本改得乱七八糟。
张艺谋把剧本拿给老搭档编剧芦苇，讨论了几天几夜，芦苇最后评价这个剧本“太垃圾”，还转述了张艺谋当时的一句话：
“芦苇你信不信，就凭着张艺谋周润发巩俐周杰伦这几个名字，这片子的票房就有两亿。”
可见当时张艺谋被张伟平异化得有多严重。
后来张艺谋接到了执导北京开幕式的任务，要离开两年。
为了弥补张伟平的损失，张艺谋决定拍《三枪拍案惊奇》。
张伟平又来搅局：由于当年小沈阳大火，他坚决要让小沈阳主演。小沈阳的风格固定，必须得赵本山的团队来配合，所以最后赵本山整个团队都加入了剧组。
《三枪拍案惊奇》成为了张艺谋作品中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
著名演员高仓健曾经告诫过张艺谋：“作为一个国际导演，你要坚持自己内心对艺术的选择，不要被制片人束缚和控制。”
（高仓健与张艺谋)
这个制片人，指的就是张伟平。
2012年，拍完《金陵十三钗》，张伟平和张艺谋两个人正式分道扬镳。
平心而论，在九十年代艺术片的领域功成名就以后，开始拍商业片的张艺谋是无可厚非的。
最起码，他用《红高粱》开创了中国电影艺术片的先河，用《英雄》开创了中国电影商业片的先河。
能够以一人之力开创两个时代，张艺谋是伟大的。
用自己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之路，对张艺谋来说，有一定程度的牺牲，但其实更是一种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和奉献。
只是，在越来越迎合观众的过程中，他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变成了被制片人“绑架”，这是他最无奈的地方。
一个只会坚持自我、对现实毫不妥协的人，会死得很惨。但一个只会与现实妥协、不懂得反身自省、找回自我的人，更会死无葬身之地。
第三重境界：
找回自己的张艺谋，到底有多爽
2015年拍《长城》的时候，张艺谋本来是拒绝的。
但助理跟他说：“导演，你想想，你的电影能够在150个国家同时上映，很可能首周末就会成为全球票房冠军，这样的机会不多，可能失去了就没有下一次了。”
张艺谋心动了，结果一头扎进去，最后三年半努力，口碑和票房双输。
张艺谋痛定思痛，对自己说：“还是做回自己好。”
他想起了三十年前，第一次看黑泽明《影子武士》时的震撼：
一个替身，试图用自己一己之力挽救主公打下的江山，结果身败名裂，战死沙场，和无数冤魂一道，随着流水逝去。
（《影子武士》剧照）
这部片，当年拿下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大师黑泽明最后一部代表作。
《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时候，放映结束全场起立为张艺谋鼓掌数分钟。
这是对于一个电影人最高的荣誉。
人有影子，影子依附于人，才能有生存的价值。
当你坚持做自己的时候，你的价值在你的主体上；而当你左右摇摆、不能坚持自己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就相当于是影子，而且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的影子。
影子终究成不了主体，成不了你的真身。
因此，只有你最终回到自己身上，你才能和你的影子对影成双，翩跹起舞。
不要总是做一个影子，要试着光明正大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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