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我们更关注两点：首先，他们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富豪，他们的求富之旅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次，他们有着很强的个性和风格，他们的理财得与失都值得今天的人去学习和揣摩。

商人、政客、投机家、慈善家、浪漫的文人，这几个标签全都贴在范蠡身上，更有一个大美人西施作陪。范蠡是个幸运的商人，在当时的春秋时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在当时商人可以与世家贵族分庭抗礼的时代背景下，范蠡可以毫无顾忌的绘制他的商业蓝图，并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的圣祖。

很多商人往往只会没日没夜地想两件事情，一个是商机在哪里，利润在哪里；一个是如何舒服地花掉赚来的钱。但范蠡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层次，你甚至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赚钱，为什么想那么花钱。

范蠡一生中，三次赚到很多钱，又三次仗义疏财，把大部分钱分给乡邻。如此大的气魄，相信当代“著名慈善家”陈光标都会羡慕嫉妒恨。在范蠡眼中，到底会如何看待金钱，实在是个谜。如果没有范蠡三次散财的气魄，那先来看看他是如何赚钱的。

范蠡在当时从事农耕养殖和土产贸易，此外主要经营季节性特产的长途贩运。长途贩运需要协同竞争，找到合作者，赚取两地贸易差价。但是千里迢迢且兵荒马乱，高昂的物流成本和货物风险控制的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

范蠡在市场上找到一个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的商人姜子盾，姜子盾常年做麻布贩卖生意，和南北路上的盗匪有“合作关系”。于是范蠡组建了马队，对外宣称，免费帮人向吴越运送货物，不出所料，姜子盾主动找到范蠡要求运输麻布，这样，最终货物和马匹安全到达吴越，范蠡赚了一笔钱。

范蠡的商业思想中不乏“投机”之道——待乏，夏天预备皮毛商品，冬天囤积葛麻商品。此时囤积的货品价格低廉，等到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以获取利润。范蠡的另一个商业思想则是强调“货无流，无敢居贵”，所以要将手中的货物资金像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事实上，与范蠡的财富故事和经商理念相媲美的，还有他的经济思想。他在治理国家中领悟的宏观经济学，足以和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争高下。

在范蠡眼中，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也无非是抓住几个关键点，在合适的时机实行不同的政策。看似复杂，但把握住了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调控国家的经济并不比炒菜难多少。

首先以价格调控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范蠡认为，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过低，会损伤种植者的积极性，农民就会荒废土地，全国饥荒。如果粮食的价格过高，就会打击到贩卖者的积极性，工商业者减少贩卖，国家的税收和财政下降。

粮食的价格维持在一个中间范围内是最恰当的。为了稳定价格，范蠡认为应该调控供求关系，也就是说以宏观调控手段稳定物价，稳定市场。

范蠡还预见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并且据此来制定应对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大旱之后可能发生水灾，要及早造船，以免到时应对不暇，水灾之后可能发生旱灾，要及早督促车辆生产。

在公元前400多年提出这样的思想，范蠡能算上宏观经济理论的鼻祖了。

就像今天有人用周易的原理来炒股一样，几千年前的白圭已经用天文学的规律成功预测农业收成，且收获颇丰。白圭是范蠡之后的又一大富豪，与范蠡一样，他们都做过官，都精通中国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都重视经济周期的运用，但同时白圭对于商道的兴趣与专研更加深透。

白圭是一个有意思的商人，他在魏国做过官，政绩突出，但也看透了官场而厌恶政治；他一生赚钱无数，自己却过着异常节俭的清苦生活。白圭的人生一大乐事则是如何倒买倒卖的赚钱，他赚钱的一大法宝就是天文、五行生克之术，这个行当也被称为阴阳师。

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重农抑商政策，而此时商鞅的河南老乡，刚刚14岁的白圭还在洛阳家中读书。商鞅几乎可以看做是历史上最“抑制”商人的一位官员。在商鞅的变法政策中，严禁粮食买卖，而这恰是后来白圭的主营业务。

当时的商业大户从事的多为奢侈品买卖和资源性商品的生产，其中奢侈品买卖的消费者都是有钱人，利润也很高，但是进入门槛也相对比较高。资源型商品的生产，如寡妇清的丹砂开采和炼制等，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

从魏国辞掉官职的白圭，周游列国以后，回到家乡河南，开始从事粮食蚕丝等农副产品的买卖生意。此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同行业的竞争对手鱼龙混杂，有公平买卖正当经营的，还有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的，甚至也有放高利贷，谋取暴利的。

这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恰好是商鞅对商人厌恶至极的例证。

做农副产品的生意，白圭的做法到现在也值得鉴戒。由于面对的是广大比较清贫的平民百姓，白圭奉行了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而是通过加快商品流通、扩大销售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白圭反对商鞅对商人的歧视，提出了“我从事商业活动，如同伊尹、吕尚为国谋划，孙武、吴起用兵使计，如同商鞅推行变法来治理国家”。他认为经商也是一个正当且高尚的职业，并不比治国低贱。

白圭商学院都教什么？

为了和商鞅对着干得更加彻底一些，白圭干脆公开授徒，开办了最早的商学院，教授人们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赚取利润。

如果白圭商学院有院训，那一定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种最早的经济周期理论是白圭的商业历程中，最为推崇的经商原则了。

仅有此理论还不够，还得准确地判断出周期的时间。为此，白圭根据古代的岁星纪年法和五行的思想，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

例如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不要小看古代的天文学，现在所有的算命占卜方法，几乎全部源自天文学。

利用这个规律，白圭在丰年粮价低廉时收购粮食，到歉年粮价上涨时出售，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这种经营方法，既保证自己获得丰厚的利润，又在客观上调节了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农民、消费者的利益。难怪白圭自诩之为“仁术”。

同时白圭注重理财不可迟疑观望，坐失良机。《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极为生动地描述了他理财决策中雷厉风行的精神。

白圭还提出商人应该具有“智勇仁强”的素质，也就是说商人要善于分析形势、行动果敢勇于决策、对待消费者要有仁义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具有坚强的意志。

有钱人白圭，在生活上毫不奢华，他省俭到什么程度呢？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他一贯“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而对于下人僮仆能“同苦乐”。

在吕不韦的世界里，千金之富不如一爵之贵。

在史书上的记载中，吕不韦一登场便是以当时的首富身份出现，如果后来他没有做那个“人口大买卖”，可能司马迁也不会以洋洋洒洒2000多字单列《吕不韦列传》。这个以商人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人，并没有得到后世封建帝王的推崇，但是他给了我们另一种商业思路。

公元前249年，秦异人登位成为秦王，他身后的财团支持者毫无疑问是吕不韦。在吕不韦的这桩大买卖中，自遇到秦异人开始，吕不韦便认为“奇货可居”，进而成为历史上最具冒险精神的天使投资人。但吕不韦不是一个优秀的天使投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在秦异人身上，可谓命悬一线。

吕不韦生于商人世家，“往来贩贱卖贵”，行走于赵、魏、楚、韩、秦等国从事贸易生意。

在秦朝的统治下，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穿着带有特殊卑贱标志的衣服，即便如吕不韦般的首富，也不能乘坐高车驷马。商人的地位和家奴、罪案相差无几。

当吕不韦的财富积累到“家累千金”后，他是否有“洗白”的念头呢？

吕不韦投资巨额金钱在秦异人身上，退出方式为秦异人继位，以相国之位为回报，具体收益为与秦异人共享秦国土地。

这还是真是一笔“大买卖”，在吕不韦决定做这个买卖之前，他与父亲也进行了一场对话。据《战国策秦策》中记载，吕不韦问父亲，“耕田的利润最高能有几倍？”答曰：“十倍。”他又问，“做珠宝买卖的生意可得利几倍？”答曰：“百倍。”

再问：“那么如果立一个国君，可得利几倍？”答曰：“无数倍。”吕不韦感慨到：“每天拼命种地、做买卖，都未必吃饱穿暖，我要建国立君，做可以惊天动地的大事。”

吕不韦是一个大胆的商人，胆子大到敢把自己的儿子“嫁祸”给皇帝，但是他最终没有想明白，与君王做生意，无异于“与虎谋皮”，最后死在亲儿子秦王的手中。

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秦始皇富丽堂皇的宫殿里，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一位从巴山蜀地走出来的寡妇。在后人瑰丽地猜测这位寡妇与始皇帝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时，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

走进秦宫殿的寡妇清可没有心情想这些，她满脑袋想的都是如何在这个皇帝面前保全自己家族的财富。树大招风的道理她不是不知道，富可敌国本就危险，何况是一个寡妇，她不知道这位始皇帝最后可能会留给家族多少钱。

寡妇清的故事始于嫁入豪门的女人清。清出身微寒，饱读诗书，四川的水土养人，清相貌气质出众，后来嫁得富N代青年企业家，她的人生一片大好。然而清的丈夫英年早逝，夫家几代人垄断丹砂矿积累下的财富，逐渐交到清的手中打理。

寡妇清的家族企业经营的是当时最赚钱的丹砂矿。春秋战国和秦的有钱人以炼丹、追求长生不老为时尚。作为炼丹原材料的朱砂供销两旺。寡妇清的夫家几代人经营朱砂矿，积累下了不菲的财富。

如果说自古商人的赚钱之道有各自的商业理念为基础，那么寡妇清能在千年富豪榜上有名，则只能说她生对了时间，遇到了大主顾。

丹砂矿的家族企业传到寡妇清这一代的时候，已经是秦始皇的天下了。秦始皇自登基开始，修建秦皇陵，据考古学家和司马迁史记中的描述，秦皇陵中的水银保守估计为100万吨。在秦朝，水银主要由丹砂提炼，那个时候正是寡妇清垄断丹砂和水银的时代。

有了这一大宗“政府采购”生意，寡妇清可以“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也不足为奇。但是后人奇怪的是，寡妇清在当时的情形下，是如何保障自己家族的“财务安全”的。

据史书记载，寡妇清家的仆人有上千人之多，工人、保安等加起来有万人之多，而当时一个中等县城的总人数才不过四五万人而已。根据《史记》中记载，寡妇清可以“以财自卫”。

后人猜测，寡妇清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在保证自己财富安全的同时，还可以保一方安全。这在严格控制民间拥有兵器的秦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宽容。

“先用之，后弃之”，秦始皇也深谙此驭商之道。

为了免于被秦吞并的各个诸侯国的地方权贵造反，秦始皇下令将各地有势力的贵族强行搬迁到首都咸阳居住，并且对这些人的行踪进行监视。秦始皇修建长城的时候，寡妇清将生产和销售丹砂矿积累起来的财富大笔地捐给朝廷修建长城。老年寡妇清被秦始皇接到长安养老。

公元300年，石崇在东市断头台上，被砍头之前，叹息道，“这帮人还不是为了我的钱财。”押解石崇的人说道，“你既然知道人为财死，为什么不早些把家财散了，做点好事。”

时间倒回到公元249年，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六子石崇出生了。此时登基时间不久的晋武帝司马炎仍然崇尚节俭。公元255年，司马炎灭吴，之后，晋武帝的压力骤减，在晋武帝的默许下，上流社会逐渐开始兴起奢侈腐化的风气。

石崇作为历史上以“斗富”留名史册的富豪，他财富积累的方式，以及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带有当时世族经济的烙印。

石苞临终前，将家产分给自己的五个儿子，独独没有留给石崇，石苞断言，“儿虽小，后自能得”。即便没有继承父亲的遗产，石崇作为开国元勋的后代，尤其是作为血统纯正的上流世族的一份子，他有的是机会赚钱。

到荆州任刺史期间，石崇让部下化装成强盗抢劫过往客商，以此方式，石崇积累下了自己的财富。

在晋朝那个时代，从上流社会权贵精英，到世族子弟，他们崇尚玄学和老庄哲学，以颓废和无作为为荣。世族子弟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吃喝玩乐和斗富。石崇显然是当时世族子弟中斗富的胜出者。

石崇与皇帝的舅舅王恺斗富，王恺用糖擦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王恺拿出皇帝赏赐的一尺二的珊瑚，石崇就打碎以后，拿出三尺高的珊瑚赔给王恺。这样的游戏连皇帝都很感兴趣。

石崇修建了金谷园别墅，周围几十里内，楼榭亭阁，宛如宫殿，里面养了上千侍妾，还有他最爱的女人绿珠。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当石崇的靠山贾谧倒台后，他那巨大的财富成为乱世中他人觊觎的对象。

出现开头那一幕的导火索是个女人。石崇的外甥欧阳健曾得罪孙秀，孙秀得志后就向他索要绿珠，石崇不给，于是被诬为乱党夷三族。

如果有一个时代，各类税费大幅减少，国有垄断行业放开由民间自由经营，同时严禁官员经商，这该是怎样一片欢腾的民营企业天堂。王元宝就出生在这里——盛唐，他也被称为唐代第一款爷。

历史上没有记载王元宝是怎么样赚到钱的，但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很少是经营盐铁等致富的，自由经济下，更多的富人是依靠贸易、织造。想必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只要勤劳，再加上好运气，成为个富翁不是什么难事。

和皇帝炫富：财富之多非轻易可想象

虽然没有被刻板的史书所记载，但是王元宝却得到了当朝天子的两次接见。面对骄奢的商人，唐玄宗没有像明朝的朱元璋那样小气，留下的唯有赞叹，并甘当王元宝“财富秀”的配角。

唐玄宗曾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很文艺的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当时一缣可换十多石粟。用今天的词语套用一下，就是说，“我能在大兴安岭的每一棵树上挂一个Iphone4S，树都挂满了，我的4S还没有用完呢！”

老实本分的唐玄宗听后感慨地说：“我是天下的贵人，王元宝是天下的富人！”

另一次“炫富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唐玄宗坐在含元殿上南望终南山，“见一白龙横亘山间”，就问左右人看见没有，都回答说没有看见，玄宗便差人急忙把王元宝传唤至殿上。

王元宝知道皇上召见他的意思后，答道：“见一白物，横在山顶，不辨其状。”旁边的人听了都感到奇怪：“为何臣等不见！”玄宗说：“我闻至富可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

炫富的故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大多都散落在羸弱的朝代里，而在盛世以财富受到帝王认可的人着实不多。

皇帝找我借扇子：用花钱填补空虚

唐代商人仍然没有摆脱历史上“轻商”的偏见，被称为“贱类”，他们虽然有钱，但政治地位低下，载入史册的商人也为数不多。既然不能名垂青史，那就享受当下吧！

王元宝的消费可以成为研究唐朝富裕阶层消费的标本。

房产是他的投资首选。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宅中的礼贤室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砆甃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并把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径上，称这样可以防滑。

盛世买古董，收藏是其消费的主要方向。他最著名的镇宅之宝当属“龙皮扇”，扇子的神奇之处在于给扇子洒上水，扇子就会自动吹起风，真堪称低碳环保的利器！据说唐玄宗曾经向王元宝借过这把扇子。

此外，公益事业也是其支出的一部分。据史书记载，每年大雪之际，他都会让仆人到巷子里扫雪，并拿出餐具酒炙，为来往之人作驱寒之用。

光自己花钱没啥意思，像众多豪门一样，通过结交权贵获取政治资本是其必修课。王元宝常常延约四方名士，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

每年的科举考试之前，众多士子都会受到王元宝的款待。可惜这些士子不算厚道，没一个人帮王元宝写写传记、编编美文，在历史的痕迹里，王元宝穷得只剩下钱了。

浙江青年沈万三，会理财，当明朝首富很多年，即使发配云南也能发现商机；他爱美和艺术，硬是把一个普通的江南村庄建成极美的周庄；他满腔豪情，时时为国家出力，却因露富而被迫颠沛流离。

虽然仅在世40余年，但沈万三实在是赚到太多钱了，民间传说他家里有个“聚宝盆”，连《金瓶梅》里的潘金莲都称赞其财富；明朝人甚至将花钱买的官都叫做“沈万三官”；现在江浙一带还有家长教育子女说，“我家又没有沈万三”所以要勤俭持家。

“沈万三”几乎成为古代富豪的代言人。

据史料来看，沈万三赚钱主要有三大途径：种田、代客理财、海外贸易。

生在江南，沈万三从农业起步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时谚语称“苏湖熟，天下足。”沈家自沈万三父亲始，开发当地大量抛荒的田地，“粪治有方，潴泄有法”，占田日广；沈万三也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经过两代人的经营，沈家土地占苏州府田地的三分之二。

《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按照现在的逻辑，是一个姓陆的有钱人，把钱都给了沈万三。陆白给沈万三钱的可能性很小，很可能的情况是委托他帮忙理财。

在朝廷开放了私人对外贸易之后，沈万三把自己的商业版图拓展到了海外，以周庄为贸易据点，通过运河把货物运出。明史专家吴晗考证后认为，沈万三巨额财富很大部分由对外贸易获得。

钱太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持住，只要有皇帝在，再有钱也是二等公民。沈万三千不该万不该在小鸡肚肠的朱元璋面前露富，皇帝可以允许你建一个周庄，但绝不会乐意看你富可敌国。

江春，扬州人，乾隆年间两淮盐商领袖，时人称其“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是分析徽商富豪不可避过的标本，也是靠垄断生意致富的典型。他赚钱的方式没啥特别之处，倒是在花钱上极其有魄力，硬是能把上千万两白银花完，到了老年“穷得”只能靠皇帝的救济银度日。

其财富数量虽已不可考，但据《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春与他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由此可窥一斑。此外，当时两淮盐商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财政总收入为4854万两。

22岁那年，江春参加乡试考举人落选，从此弃文从商，协助父亲经营盐业，之后江春接任两淮总商，开始了疯狂的敛财之旅。

有了钱就要花，江春也确实有很多地方要花钱。据史料记载，江春主要的生活是：邀宾宴客、大造园林、应酬官员、接待皇帝、修桥建庙做慈善。

江春自己的生活极度奢侈。在扬州构筑的园林建筑，共有8处之多。江春虽长居扬州，然而却一直生活与拼搏在他刻意营造出的“徽州殖民地”氛围中：住的是徽派特色浓郁的别墅以及私家园林，吃的是从老家徽州带去的家厨团队与主要原材料烹制出的徽菜佳肴，玩乐的是自家组建的“春台班”等徽剧。他还曾以千两白银的高价收购一只蟋蟀，并用昂贵的宋代瓷缸来饲养。

到晚年，江春因家财耗费一空，不得不靠“皇帑”方式维持营运。前前后后，乾隆皇帝一共接济了他们家60万两白银。当然，这也是因为当年他处心积虑地在一夜之间，为皇帝在江南造了一座白塔，讨得了皇帝的欢心。

倘若左宗棠不倒，胡雪岩的商业传奇或许不会这么快凄惨落幕。这个从钱庄学徒一步步做起，身家达到3000万两白银的中国首富，在6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将自己的经商、人脉之术发挥到极致，但也躲不过政治大潮的清洗。

生于寂寞，死于寂寞。

胡雪岩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进钱庄学徒，从扫地、倒尿壶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伙计，在几个贵人的帮助下，财富急剧膨胀。当然，这些贵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道光年间，王有龄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胡雪岩感觉这个人有潜力，可以结交，便资助了王五百两银子。王有龄发迹后不忘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用公款资助20万两白银，帮助胡雪岩开办了“阜康钱庄”。

钱庄生意对胡雪岩有着重要意义，它提供了胡雪岩和有钱人结识的机会。靠着这个钱庄，胡雪岩看到的是一条铺满白银的路。

早期钱庄是连年战事的受益者，胡雪岩便借机大发战争财。避乱上海的苏州富家子弟、清军将领存在“阜康”的白银就达数百万两，胡用这些资金从事投资，很快家资逾千万。

胡雪岩显然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把自己很喜欢的沦落妓院的官宦人家小姐芸香，送给了当时已官至巡抚的王有龄。这样做，既得到王有龄的器重，又得到了芸香这个眼线。之后，胡雪岩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槽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

清朝晚期，一些人脉通达的中国商人开始穿梭于外商和政治势力之间，猎取需求缝隙中的暴利机遇，胡雪岩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胡雪岩结识了左宗棠，并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一度成为垄断者，他的个人资产在高峰期超过清政府国库储备金，达到白银3000万两。

胡雪岩是一个人格有些分裂的人。一方面大发战争黑心财，另一方面却开设了著名的胡庆余堂，周济老百姓。

胡雪岩还是个缺少信仰、内心空虚的人，他常自谓：一不做官，二不图名，但只为利，娶妻纳妾，风流一世，此生足矣!

清政府为了筹备塞防西征的军费，左宗棠以地方亏欠的协饷为担保向外商借钱，金额达1595万两。

所有和外商接洽借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具体经办，利润之丰厚难以想象。汇丰银行的借款利息只有10%，清政府却要支付15%，这中间会有多少钱流入胡雪岩的腰包呢？清政府的这些烂账最终还是要老百姓来支付。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却同时在赚着仁心钱。

1875年由于战乱、疫病等原因，死亡率剧增，胡雪岩邀请江浙一带的名医研制出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赠给受灾区民众。胡庆余堂还向老百姓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这些善举为胡庆余堂带来了非常好的名声，也带来了财运。

不管黑钱白钱，胡雪岩总之是赚了很多钱。

他的多数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除了先后两位正妻，还娶了十二房姨太太。他为这些太太建造了休憩场所——娇楼，极其奢华。姬妾分室而居，而他则像皇帝一样，每晚随手拈牌招姬妾入寝，生活极其奢靡。如此的好运气和奢靡，连老天都会嫉妒，何况是人。曾国藩死后，李鸿章决定遏制左宗棠的势力，“排左必先除胡”。

官方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丝绸生意亏本，钱庄被挤兑，胡氏帝国很快就被搞到倒闭，胡雪岩本人被慈禧革职查办。难得的是，在胡雪岩家破人亡的时候，所有的妻妾都不愿离他而去。其驭人术之强可见一斑。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这是清代大贪官和绅的绝命诗。如果清代首富伍秉鉴在晚年读到这首诗，想必也会有一番感慨。作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商人，因为生意上的成功被景仰，也因为对民族造成的损伤而被人唾弃，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

在《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中，伍秉鉴是入选的中国人中唯一的商人。

1757年，清朝实行闭关政策，广州成为唯一保留的通商口岸，“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十三行”垄断了清朝的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闭关之后的100年内，广东“十三行”上交的关税占到清朝总体的40%，清朝的海关被私人承包了。

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年代，“十三行”想不赚钱都难。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其父伍国莹一手创办的怡和行。作为“十三行”之一，怡和行出口的商品又有着过硬的质量。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伍秉鉴对其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进行估值，共约2600万两白银（大约相当于现在的50亿元），在西方人眼里，他就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建在当时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相媲美。

从现在流传下来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伍秉鉴身上有着明显的中国儒家的个性：谦和、胸怀和自律。据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很少穿官服（三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主动帮助同行，甚至撕掉外国借款人金额不菲的借据。换个角度说，他也像是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商人。

伍秉鉴抓住的是清朝末年与海外贸易的商机。在东印度公司淡出中国之后，在对华贸易中势力最强的三大洋行，都受过伍秉鉴的扶持。伍秉鉴和洋行做的是茶叶的正经生意，但却挡不住三大洋行也成为贩卖鸦片的最主要力量，这也成为伍秉鉴被众人唾骂的主要原因。

畸形的时代不可能持久，随着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广东“十三行”逐步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垄断。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伍秉鉴也在内忧外患和责骂中逝去。

伍秉鉴赚取大量财富，很重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承包海关”的机遇，但他自己的精明运作也不能被忽视。在“十三行”这群最富有的群体中脱颖而出，伍秉鉴在累积财富方面的确长袖善舞。他的商行是“十三行”中与外商联系最紧密的一家，在东印度公司、散商和美商中左右逢源。

善于笼络其他行商是其长袖善舞的另一面。在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时，伍秉鉴先是把自己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的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放债给他们。利润和口碑双赢，俨然一副江湖大哥的模样。

吴晓波先生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认为，伍秉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诚实谦顺、敢于吃亏，二是与英美外资公司的超密切关系。用现代的商业语言表述，那就是伍秉鉴有着优秀的自我管理、同时人脉丰富。

或许是因为从事海外贸易的缘故，伍秉鉴投资有着全球化的视野，他大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涉足证券交易、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伍秉鉴也堪称走出国门海外大规模投资理财的第一人。伍秉鉴还是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靠着借钱给东印度公司，闷声赚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