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爸爸一个娃 | 硅谷华人同志家庭真实写照

2018年10月26日 美国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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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1日,比预产期晚了8天,一个健康的男婴诞生在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的卫理公会医院。在六个多小时的生产过程中,产房内除了奋力的母亲和忙碌的医护人员外,还有两名男子全程陪伴在侧。


当第一声啼哭传来,男婴被护士抱着靠上自己敞开的胸口时,40多岁的中国男人龚立难以抑制得在众人面前流下眼泪。一旁用手机为他拍下这段珍贵影像的,是龚立的同性伴侣何彦昇。


为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龚立等了整整十年。


宝宝出生当日

图片由龚立提供


十年前,三十多岁的龚立第一次有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念头——成为父亲。


那是2008年。从中国来到美国已经十多年,龚立从著名高校斯坦福大学取得了人机交互博士学位,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做了几年助理教授,并在SAP公司坐上了主管产品的副总裁职位。在学业上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在工作上也抵达了备受认可的高点,是时候需要思考一些人生的终极问题了。成为父亲的想法,便是在这样的时间点落在了龚立的心上。


龚立出生在中国湖北一个叫做大冶的历史小城,是家中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成长在大家庭中的欢乐是龚立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那时的他看来,有个“正常的家庭”,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和心爱之人同享受欢声笑语,这样“完整”而“有意义”的生活,才是人生的真谛。成为父亲,是捕获这份完整和意义不可绕开的路。


龚立接受美国中文网访问

美国中文网杨梦海摄


对于很多适龄男性来说,成为父亲并不是一件太艰难的事,但对于那时的龚立来说,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意味。2008年,距离同性恋婚姻合法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落锤还有近七年的时间,距离他遇到自己受法律承认的同性伴侣并与其携手走进婚姻,还有九年的时间。


理论上来讲,要实现成为父亲的这个梦想,龚立需要找到一个愿意与自己的精子结合的卵子,并为结合后的受精卵找到一个可以安全着陆的子宫。接下来,一切顺利的话,只要十个月,梦想就可以照进现实。但最终,抵达父亲这一称号的旅程花了龚立整整十年的时间。


十年中的前七年,龚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美国开放和包容的文化中,反复探索和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作为男同,是不是可能有孩子?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重要的问题一直伴随龚立走完三十岁。


幸运的是,龚立生活在对LGBT群体极为友好的加州湾区,这里的各项法律法规早已出台,为男同性恋成为父亲扫除了障碍。不过,即便早已合法,用代孕的方式获得一个试管婴儿依然是一件耗钱又耗力的事情,龚立的这次努力,前前后后总花销接近甚至可能超过20万美元。必要的储蓄是梦想达成的关键一步。这期间,龚立努力在职场打拼。2014年,他辞去工作,走上了创业之路。


三年前,龚立正式迈入40岁。攒够了充足的积蓄,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建设,是时候将所有的理想付诸实施了。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合法,龚立的求子之路也迈出了最踏实的第一步。


首先,是大量必要的调研工作。比如如何找到卵子捐献者,如何挑选代孕妈妈,如何筛选诊所等等。这其中,挑选孕妈最为艰难。在美国,成为代孕妈妈有严格条件,年纪不能太大且必须自然分娩生产过孩子。与此同时,代孕妈妈的付出也大,身体上和心理上都需要相当大的承受力,因此,可供挑选的孕妈数量并不多。在大量的筛选工作之后,龚立找到了一位理想的代孕妈妈——家住萨克拉门托的代孕Era。Era的祖辈来自老挝,同为亚裔美国人,性格开朗,热情友好。


不过,满怀欣喜的第一次尝试很快以失败告终。去年冬天,旧金山的一家诊所内,已经培养好的胚胎被植入了Era体内,但几天后受精卵便从代孕母体排了出来。近3万美元的费用投入打了水漂,成为父亲的希望又模糊了起来,这次的失败让龚立大哭了一场,也为他带来为了整整一个月的沮丧。


但为了积累近十年的梦想,龚立最终还是鼓足了勇气,和Era一起准备第二次尝试。在两次努力之间,龚立遇到了孩子的另一个爸爸。



相比于龚立的漫长等待,彦昇成为父亲则要显得仓促很多。彦昇比龚立小十几岁,第一次知道龚立的“生子计划”时,他们才在进行第一次约会。“震惊”——这是彦昇当时最直接的感受。彦昇出生在台湾,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他,现在是一名苹果公司的工程师。和龚立约会时,彦昇尚未向父母出柜,孩子更是遥不可及的话题。不过,正是这个令人“震惊”的计划,也让两人加快了对彼此的确定,因为,双方都是“认真的”。


在首次约会之后,龚立和彦昇感情进展飞快,开始讨论结婚计划时,两人决定向家人出柜,以寻求祝福。


对于已经40多岁的龚立来说,向父母出柜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作为龚家几代单传的男丁,龚立在成年之后就背负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说教压力。面对年迈的父母,同性恋的身份常常会给龚立带来巨大的愧疚感,如鲠在喉一般。


决定将守了几十年的秘密释放出来时,像大多数同性恋者一样,龚立选择了先告诉母亲。婚礼日期大致确定后,他特地回了趟老家。选在一个平常日,龚立拉起了母亲的手,用最简单的话语诉说,自己找到人生伴侣了,“他是个男人”。母亲没有过多激动,只是告诉他,“有个伴儿就好”。


到父亲这一关,则要艰难很多。为了这次告白,龚立挑选了一家当地上好的餐厅,特地穿上正装的他还开了瓶酒。告白结束,无尽的沉默后,父亲告诉龚立:“你可知道,很多年前,这可是会被逮起来的流氓行为。” 第二天,这位已经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独自留下了眼泪。


龚立与父母

图片由龚立提供


龚立的父母拒绝了来美国参加婚礼的邀请,另一边的何彦昇同样碰了壁。双方父母都不愿出席,龚立原本想要在湾区某个酒庄举办传统婚礼的设想只能放弃。两人用最简单的方式完成了中国人最看重的人生大事。2018年6月19日,龚立和何彦昇在旧金山市政厅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让龚立遗憾的是,虽然没有设置太大障碍,但双方父母显然并不愿意面对现实。


2018年8月31日,在等待十年之久后,这一天终于来临。护士的手为龚立送来了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也为了他开启了梦寐以求的生活。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龚立和彦昇早早地做足了准备。产前课程上的要点牢记于心,待用衣物洗得干干净净,育婴房布置了一遍又一遍,只等着迎接新生命回家。


两个男人怎么带孩子呢?


龚立和彦昇两人住在圣何塞郊区,双方父母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带孩子上没有旁人帮忙。两位博士坚信,他们可以搞定一个婴儿。为此,他们甚至早就建立了四个文档,从孩子的饮食起居到价值观培养,都做足了准备功课。不同于异性恋家庭多数由母亲承担更多育儿工作,在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龚立和彦昇两人都全身心在家照顾宝宝,所有义务完全对半。


即便如此,第一周仍然是紧张不安的,用龚立的话来说,“几乎是24小时守在宝宝身边”。换尿布的实操显然比预备课上的演习要复杂很多,有一次,宝宝甚至来了次便便大喷发,弄了一地板。不过,在两位新手奶爸看来,这样的“状况外”,都是值得回味的小趣事。


在带孩子方面,龚立和彦昇在一定程度上是十足的学院派。两位博士的第一次争吵是关于是否要更换奶粉品牌。其结果是,彦昇找出了大量的研究报告,力图说服龚立相信,更换奶粉品牌并不一定能解决孩子轻微的便秘问题。与此同时,两位爸爸也表现出了理性之下的细腻。他们为宝宝编了好几首歌,喂奶、陪玩和哄睡觉各有不同。



现在,宝宝早已满月。龚立和彦昇对于自己的育儿成果相当满意,孩子能吃能睡,体重身高的增长甚至超出平均水平。


父母的态度在孩子到来之后,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自从有了孩子,龚立在中国的母亲几乎每天都想用视频通话的方式看看宝宝,而在此之前,龚立与家人每一两个月才通话一次。让龚立欣慰的是,压在心里二十多年的愧疚感得到了释放。在每一次的视频通话中,他都能感受三代人之间在沟通和情感上从未有过的亲密。曾经不愿意出席婚礼的双方父母正在打算来美国亲自探望。在龚立看来,这算是两代人之间一种久违的和解。


但未来远非一片光明。


尽管在育儿方面做足了准备工作,但仍然有绕不开的麻烦需要面对。孩子出生后没多久,龚立便遇到了第一次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萨克拉门托市的卫理公会医院打来的一通电话。从未处理过相关事宜的医院金融部门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龚立,想要获得新生儿保险的相关信息。由于尚未把孩子加上自己的保险计划,龚立告诉对方说,可以先用自己的信息,因为在一定时间内,所有新生儿的保险都可以由母亲的保险自动覆盖。但对方的反馈却是:“可是你并不是女性”。


即便是龚立的合法伴侣,由于没有血缘关系,彦昇要在法律上成为宝宝的父亲,也需要办理一份特别的领养证明。不同于普通领养,这份领养手续要简单很多。即便如此,在程序上依然会面临一些麻烦。对此,彦昇也很无奈,“法律已经摆在那里,但是办事员们从来没有真正处理过相关事宜,因此,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



相比于法律法规,孩子价值观养成计划以及如何建立社交关系则是摆在龚立和彦昇面前的更大课题。在孩子出生方面,龚立准备用最开放的心态,告诉他全部事实。在他看来,试管婴儿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同样是卵子与精子的结合,同样是子宫的孕育,“不同的只是人们的观念,和整个社区的认知。”


但与此同时,龚立也不得不思考一些必然可能会出现的难题。比如,“如果到了学校发现只有他一个人是同性家长的试管婴儿,那时候该怎么办?”再比如,“如果学校要求所有母亲留下来开会,他会不会被允许参与”。


偶尔有那么一两次,龚立也曾经心生疑惑:是不是女性在带孩子方面更有直觉呢?这样的疑问来自于Era的到访。在孩子出生后,龚立和Era一直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出于对孩子的思念,Era在宝宝出生之后曾经带着母亲和女儿到访过龚立家。在这次相聚中,龚立注意到,宝宝似乎对女性的胸脯格外依恋,不论是Era的或是Era母亲的。


不过,这些疑虑很快被龚立自我打消,因为两人在照顾孩子上“很细心,也很上心”。


美国中文网杨梦海摄


2008年,当龚立最开始萌生出想要成为父亲的想法时,他尚不可预见到同性恋婚姻会在美国完全合法,更不清楚自己可能有更多选择。甚至当孩子出生后,也有人给过他一些在他看来“不可取”的建议:比如,假装孩子有妈妈,只是离开了;再比如,将孩子送回国交给自己的父母带。这些建议都龚立都否决了,因为这些选择都违背了他最初的初衷,都不是真正的“完整”和“意义”。


这个拥有两个爸爸的特别的宝宝有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字——逍遥宝宝。龚立希望,等孩子长大,能享受到比自己更多的自由。


在逍遥宝宝出生后,彦昇也在准备用试管婴儿的方式代孕,两人将在不久迎来第二个孩子。不同于逍遥宝宝,他的到来一定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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