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完被子，才能过冬呐

中国人对晒被子似乎有种执念。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院子的没院子的、老式的新式的住宅楼，朝阳的那面都会挂起颜色交错的被子，在日光炙烤下蒸腾生活的气息。

妈妈说，被子要多晒晒，紫外线可以杀菌消毒；养生公众号告诉我们，被子里头全是肉眼不可见的螨虫，阳光晒过，简直就是烤虫大餐，而你喜欢的那股晒过的气味，实际上是螨虫尸体散发出的……

很多人出国了才发现，外国人从来不在外面晾晒，一方面他们有烘干机、除螨仪，另一方面，像中国人这样逮着阳光就满大街挂“万国旗”，确实不美观。

所以，晒被子真的是中国特色吗？答案没这么简单。

一

晒被子其实是“舶来品”

近代中国养成晒被子的习惯，其实是受西方影响。在古代，水资源利用远不如现代方便，连澡都不能经常洗，何况洗晒被子。

乡村生活指南《农桑辑要》一书里记载，书籍、衣被风干就好，不要曝晒。这不难理解，古代纸、布赶不上现代工艺，高温晾晒加速纤维老化。

这与传统的中庸观念和中医“天人交感”不谋而合：既然烈日曝晒对人体有害，对物品也当然没啥好处，包括毯子被褥，不然蛀虫趁机在里头生虫卵，反而加速被蛀。

再讲下去，你恐怕要拍案而起：扯淡，网上不都说了吗，晒被子有利于杀菌消毒去螨虫，怎么反而还长虫子了呢？

非也，一则古人根本不知有“细菌”，更没有“杀菌”观念；二则，我们爱晒被子的习惯，是从晚清民国才开始养成的。

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在西方面前，“天朝上国”心态分崩离析，而变得事事自叹不如，其中就包括卫生。西方人以工业革命之后的市政建设标准来看中国，觉得处处都是不文明、不卫生，而中国人也开始学习西式生活，其中就包括晒被子。

要让大家把深藏房中的被子掏出来晾晒，对于习惯了传统生活的人们并非易事——最终做到这一点的，是可怕的危机：瘟疫。

1910年，东北爆发鼠疫，风雨飘摇的清廷几乎无力阻止，瘟疫迅速南移，京津、山东等地也开始出现疫情，公共卫生体系几近崩溃。

广东台山人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 他在1903年就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研究的正是传染病。

伍连德进入瘟疫中心哈尔滨，果断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火化尸体、药物消毒等手段，四个月即控制疫情。

这场震惊全国的瘟疫，加速了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和措施在中国的普及。比如当时《大公报》上一篇文章《说预防鼠疫的方法》中，就列举了几条办法：勤洗手、勤打扫房间，生水要煮沸再喝，还有就是要勤洗、晒被褥。

晒被子在近代预防瘟疫的措施中占了重要地位。

1918年，山西爆发鼠疫，伍连德再次主导防疫，其公示给居民的预防方法中就有一条：“所有之衣服、被褥、铺垫等须曝晒于日光之下，且须连晒至三日以上，每日须经三小时。”

这种严酷曝晒，在相信久晒生虫的古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热衷晒被子的现代人也难以做到。

1919年，河南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20年，各地出现霍乱疫情，当局、媒体等倡导的防疫办法中都有一条：多晒被子。

1934年，民国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力图革除中国人生活习惯中“不文明”的部分。

新生活运动提倡儒家传统道德，但诸多生活习惯上的规定却很西化，比如不随地吐痰、生水煮沸再喝、蚊虫苍蝇老鼠要经常扑灭，以及被褥衣服常洗常晒 —— 这些都不是古代圣贤的遗训。

有趣的是，宋美龄是这场新生活运动的领袖之一，而年少就留学西洋的她，一直秉持着西方讲卫生的生活习惯。

正如《宋美龄全传》里记载，这些习惯就包括了“对于被子、褥子和毛毯等床上用品，频繁地进行晾晒和消毒。”

传记还提到，“拥有洁癖的宋美龄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国人不卫生的习惯”，所以才推动了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不是宋美龄所策划，这一点历史学者另有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晒被子的习惯确是受西方近代卫生观念所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晚清到民国，是以行政强制的方式推行的。

在“落后就要挨打”的年代，晒被子关乎卫生，卫生关乎国运，国难当头，晒被子或许能救中国。

二

外国人为什么不晾被子

中国人刚刚养成了晒被子的好习惯，外国人却开始禁止此事——尤其是美国人。

很多留学指南、移民资讯，会劝诫向美帝进军的国人：虽然加州阳光明媚、庭院宽阔，但可别像在国内一样瞅着好天气就晒被子，有的文章甚至危言耸听：晾被子在美国是违法的！

上升到“违法”，是因为在美国，许多地方有所谓的“clothesline ban”，即晾衣绳禁令，禁止住户在户外晾晒衣被。

这些“禁令”并非政府出台的法令，而通常是社区的户主们开会决定的住房契约，当户主们共同签订了一份禁止晾晒衣被的协议之后，即使它不是政府颁布，也依然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 除非你发疯到愿意得罪所有的邻居。

要是说起“自古以来”，那美国人以前也晾被子。19世纪的美利坚，爆发了拯救逃亡黑奴的“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运动，就曾经用晾在外面的被子颜色、图案来给黑奴提供庇护所等秘密信息。

美国人晾晒的终结者，是1940年代发明电动烘干机的工程师、企业家斯蒂文斯（Brooks Stevens）。第一台烘干机还是带玻璃窗的，已经和现在通用的烘干机相差无几。

买得起烘干机的家庭纷纷购进，成了“中产标配”，在外面晾衣被就是穷人的象征了。围绕烘干机形成了鄙视链，无论是“太阳晒过的气息”还是“螨虫尸体的气味”，都比不上铜臭味。

穷归穷，为什么要禁止晾衣绳呢？

大家看美国电影的时候会注意到，美国的许多住宅区往往是以开放式街区出现的——邻近的人家组成一个街区，围墙少，或者比较低矮，主要靠院子里的草坪画地为牢。

开敞的院子里晾衣服、晒被子除了有碍观瞻之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许多户主认为如果自己的邻居是个穷人。或者被看出来是穷人，那么将会拉低自己房产的价格。

在外面晾衣服被子说明这户人家买不起烘干机，那肯定是贫民无疑了。不能让一颗穷老鼠屎，坏了一个片区的房价粥。

因此，户主之间签订的住房协议中关于晾晒衣被的禁令跟着烘干机一起逐渐普及。据《纽约时报》2009年的报道，全美有三十万个社区的六千万居民被禁止使用晾衣绳。

但烘干机在中国并没有那么普及，动辄两三千块一台的价格，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有些高攀不起。

于是，晒被子的好处被不断挖掘出来：中医说可以“祛湿”，科普的说可以杀菌、除螨。

许多出国的人带回来的“外国人不晾被子”的观念，加上中国本土对于晒被子的神化，把这项进口货变成了一种中国特色的传统。

三

晒被子为什么成了“不文明”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夕进行过一次大力整顿：世博园区方圆1公里内，居民不得在住宅露台外、窗外和屋顶晾晒衣服、被子。

上海本地居民对此惊愕不已并开启群嘲模式：不如先给每家赠送一台烘干机。还有居民表示：对外晾衣服被子本来就是上海风情的体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生活在上海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就感慨，在上海走路时，“要从碰着头的许多晾晒的衣物下通过去”。石库门弄堂两旁晾晒的衣被，是摇曳多姿的怀旧风韵。

“不解风情”的外地网友评论道：“上海人，请收起你丑陋的晾衣杆。”

对这种风情的无情，早在民国就有了。1939年，宋美龄来到重庆永川县考察当时的纺织业实验区松溉镇。当地官员赶紧做好准备工作：打扫街道、清除小摊小贩、处理垃圾杂物……

其中还包括一项：“不准当街晾晒衣物。”

宋美龄有洁癖之称，下面的官员自然努力做到一尘不染。当街晾晒衣被不利于市容市貌的美观，即使宋美龄曾经提倡过勤洗多晒，也不能让晾在外面的被子影响街道的整洁。

从80年代开始，整治“脏、乱、差”成为各个城市、乡镇的重点任务。

从“三优一学”到1990年的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再到2005年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晾衣服、晾被子都是“人人喊打”的行为。上海、南京、青岛等城市皆是如此，青岛还规定如有违犯，罚款两百。

在美国由社区自定的“晾衣绳禁令”，在中国却是板上钉钉的禁令。

但问题是中国并没有那么多烘干机，且一般家庭的阳台也不可能封闭起来，更加上大家好不容易被灌输了“晒被子有利健康”的观念，现在说不晒就不晒，一时也难以转变。

因此大多数时候，这些规定都流于表面，只有当世博会、“创文”之类重大事件发生时，才可能执行。

不让晒的时候，没（mai）有（bu）买（qi）烘干机的我们只能忍受种种不便，依靠“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荣誉感来发光发热，烘干衣被。

其实，不晒被子的美国人发生了内讧——自全球变暖的危机逐渐为人所知以来，有许多人站出来鼓呼“晾晒权”（Right to Dry），游说立法部门禁止“晾衣绳禁令”，理由是烘干机占了全美一年耗电量的6%，烘干机和低碳生活可谓“你死我活”了。

目前，美国已经有至少19个州出台了相关法律，禁止社区户主们在住房协议中加入“晾衣绳禁令”。

这些关于禁令的禁令虽然生效已久，但真正要改变美国人几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恐怕也挺难。

那么，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市容市貌固然重要，但是真的比我们的生活便利更重要吗？我想，你心里会有自己的答案。

只不过，你我的答案也许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