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利读MFE(金融工程硕士)的日子,伦敦交易员微信公众号文章

来自：硅谷王川，公众号ID：Investguru, 个人微信号 9935070

王川老师是我们投资俱乐部的发起人，他在投资界（虽然不在交易界）有许多值得称赞的经验和有趣的故事，值得一读。

上图是第一个自费太空旅行者，丹尼斯*铁托。他曾于2001年自费两千万美元搭乘俄国太空船环绕地球七天。下文我会解释他和伯克利商学院金融工程班的渊源。

2001年硅谷的泡沫破灭后，我在房地产融资的生意里发现了机会，于是离开高科技改做生意。

03年以后美国经济不断转好，我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是每日和客户打交道，还是非常繁琐和辛苦。这时不断耳闻华尔街和金融领域有人赚大钱的故事。

中国科技大学在美国的校友，在金融领域，有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比我高三届我的少年班师兄，朱长虹，2005年已经被提拔为当时美国债券大王 Bill Gross 旗下的Pimco 的Managing Director, 直接管理几十亿美元的资产。

81级的师兄江平，我1995年在斯坦福大学见过。那时他还在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正准备去雷曼兄弟工作。江平2007年一年的收入高达一亿美元，是当年全球金融界收入最高的一百名交易员之一，一时成为传奇。

坊间还流传着不少新涌现出来的阿猫阿狗年轻交易员的故事，一年的收入据说都在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量级。街头小报常常看到“三十个三十岁以下的交易员”这样的刺激标题，让我这个三十多岁的硅谷老男人羞愧不已。

此刻硅谷虽然经济在复苏，但远没有99-2000年的钱多人傻的疯狂。

带着“师兄赚得，我为什么赚不得”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情怀，我开始跃跃欲试，寻求在金融领域的机会。

但是对于一个门外汉，如何入行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从无真正的交易员的工作经历，绝大部分交易员的机会都在东岸, 纽约那边。

这时我听说有个新近风行全美的金融工程硕士学位 (Master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金融硕士班据说全美国排名第一，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入行敲门砖。伯克利离我在硅谷的家开车大约一小时，不算太远。

重新考 GMAT，写简历吹嘘自己，对我来说都是小菜，很快我的申请就得到学校批准。

伯克利商学院的金融工程硕士班，其奠基人，应当说是Hayne Leland, Mark Rubenstein 和John O’brien 三位教授。这三人都同时在伯克利商学院任教，在1987年十月美国股市的股灾中属于焦点人物。

三位教授1980 年成立了一个金融咨询公司，以各自的姓，合成命名叫做 Leland O'Brien Rubinstein Associates (下面简称LOR)。 LOR 贩卖一个叫做“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的产品，简而言之就是让基金经理通过购买这种保险，来保证自己的投资组合不会跌破一个最低值。

LOR的生意一度很红火，到1987年，大约有六百亿美元的金融资产购买这类保险，但是这个“投资组合保险”在 1987年十月的那一次席卷全球的股灾中没有经受起考验，三位教授也被迫收缩公司业务.

回头来说铁托老师。丹尼斯*铁托，1940年生，六十年代在洛杉矶的喷气动力实验室工作，对，就是那个钱学森四十年代参与创办的喷气动力实验室。

铁托曾负责参与登陆火星的探测器轨道的计算工作。他同时也攻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金融博士学位，课程读完了，但没有继续完成学位就去创业了.

铁托和伯克利的渊源来自于约翰*欧布莱恩（John O’brien）和马克*鲁宾斯坦(Mark Rubinstein) 教授。鲁老师1972年从加大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 和铁托算是研究生同学。

欧老师本科在麻省理工，在加大洛杉矶分校获得硕士学位。58-62 年在美国空军服役。1968年他被纽约证交所的一个伙伴公司邀请从事一个基金风险分析的项目，铁托就是他的第一个雇员。

1972 项目合作终止，欧老师和铁托一起成立了 O’Brien Associates 公司。1975 年欧老师退出，去另外一家基金公司工作，把自己的股份卖给铁托，公司的名字也改为 Wilshire Associates，因为Wilshire 就是公司原所在的街名。

Wilshire 5000 市场指数，被广泛引用。 Wilshire 被业界认为是量化投资分析的鼻祖之一。公司的量化指数的工具，被许多基金付费使用，铁托也因此成为亿万富翁。

我不知道欧老师是否一直还在暗自后悔当年不该把股份卖给铁托，不过我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如果你有靠谱的合作伙伴开的公司的股票，至少留一部分捂个二十年以上别卖，万一他成为下一个铁托呢, 万一你可以获得一张探索外太空的船票呢？

实际上我在入学前，对MFE ( 金融工程硕士) 课程并没有太多期望。我认为大部分教授只是理论研究，在市场上他们是否真正能赚钱，是个大大的问号。我只是希望以这个学位，为敲门砖，也许，可以找到进入大的对冲基金直接操盘，赚大钱的机会。

那些年教过我的老师

MFE的课程从每年三月开始，分四个学期，每个学期只有两个半月不到。十月中到年底，学校还帮助学生寻找金融界的实习机会。伯克利金融专业名声在外，纽约和世界各地的投行每年络绎不绝地来学校招人。

MFE 的主管，我叫她 K 女士吧。她在欧洲获得经济学博士，从2001 年初 MFE 创建之日就投入大量心血，为招生和推销学生全世界奔波。但她也视MFE为自己的领地，作风强势。

2008 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这是我在伯克利MFE开学第一天。当天纽约著名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由于马上面临资金链断裂危险，被美联储搞的拉郎配，强行以一股两块钱(三天前还是接近四十元)被JPMorgan 收购。当日许多其它投行的股票也纷纷大跌，尤其以雷曼兄弟为甚，市场认为雷曼兄弟是贝尔斯登之后，风险最大的一家。

白天新同学互相介绍认识，晚上是教授和学生在一起轻松的酒会。我见到了欧老师，John O’brien。

当时不知道他在MFE 的地位，印象很深的是一个大嗓门的胖老头，致欢迎辞。

他自豪地说，“我们的MFE 学习班, 全美国排名第一。第二名是哪个学校呢？”, 顿了一下，然后说, “WHO CARES （谁管它呢）?”

鲁老师 (Mark Rubinstein) 是第一个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主讲期权交易的各种基本理论。当时我个人自己做期权交易多年，所以对我来说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鲁老头平易近人，爱讲掌故。讲起铁托老师发大财后，在南加州的海边山顶上修了一个大豪宅，室内居住面积就有三千平方米。豪宅往东可以俯视洛杉矶市中心。山下有许多好莱坞名人，包括导演斯皮尔伯格，是铁托的邻居。但他们的房子和铁托老师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鲁老师除了教金融课，还研究宗教历史，在伯克利给本科生专门开一堂课，叫做“基督教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 (How Christianity becomes the world’s dominant religion) 。

我的MFE同学，平均比我小五六岁，大多是理工科背景，一般没有在社会上做生意的商业经验。在课堂上，扯到和商业有关的话题，常常是我独自和鲁老师插科打诨，倒也十分愉快。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Francis Longstaff 教授 (下面叫他龙老师）的债券分析课程。龙教授隶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南加州。他每周飞到伯克利给大家上课。

龙老师1987年在芝加哥大学拿的金融博士学位。他1995 到1998 年在纽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就是被巴菲特投资的那个所罗门），是固定收益衍生产品研究部门的头，所以也有许多实际操作的经验。龙老师上课讲起交易员工作里的一些段子，信手拈来。

在龙老师的课里，我第一次真正深入地接触到了无息债券(zero coupon bond), 久期(duration),凸性 (convexity) 这些有趣的概念。

债券分析的数学其实并不复杂，但是如果长期利息突然下降，债券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增长许多，甚至远远超过股票。

投行和基金一般非常关注价格的短期波动，所以龙老师的课程里花了大量时间讲述各类模型，预测分析市场利率短期的变化，和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这是我和龙老师的不同之处。因为我不用金融杠杆，我不在乎债券价格的日常波动。当我相信我对长期利息走势的判断，觉得回报远大于风险时，我就重仓入场.

我还是非常感谢龙老师，他把我带到债券的世界，让我发现在股票市场之外，还有如此精彩的东西。我后来在美国长期国债里数次操作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当年 MFE 的学费。龙老师的教育引导，以后我必涌泉相报.

这里我再重温一下当年三位伯克利教授的 LOR 公司和“投资组合保险”（Portfolio Insurance, 下面简称PI）在1987年十月十九号美国股市大崩盘中的作用。

本质上说，PI 就是当市场下跌时，通过所谓动态对冲的操作，不断卖空期货指数来控制风险。1987年之前，许多基金经理发现购买 PI 是一个比较易操作的，对冲自己风险方式的方法。

但 PI 和所有其他金融避险方式一样，最致命的短板，都是假设市场总是有无限的流动性，也就是，想要买卖随时都有人可以接盘，而且价格不会突然出现大幅度的跳跃。

交易技术的发展，给投资者一种幻觉，不管市场如何波动，他们随时点击一下鼠标，几秒钟就可以出逃。

这种幻觉的最大危害，实际上是给基金经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觉得自己的投资组合无懈可击，于是疯狂加大金融杠杆，增加短期回报，严重扭曲金融资产价格。

金融资产的价格扭曲，进而对实体经济给出了错误的价格信号。连我，原来只想本分做实业挣钱的王川老师，也被诱惑下海来做金融投机。

这种幻觉大部分时候似乎没有错，但当金融危机爆发，群体恐慌，几乎无人愿意做市，买价和卖出价相差巨大时，再高大上的量化交易模型也无能为力。幻觉终将破灭.

在1987年十月十九号的股市崩盘那一天，一些基金的电脑自动交易程序，为了购买PI, 卖空股市期货指数对冲风险。对手的期货买家为了规避风险就同时卖空股票，这又促使股市下跌，进一步推动自动交易程序卖空期货指数. 这个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当天美国股市单日暴跌接近23%，下跌幅度空前绝后.

PI 后来逐渐被基金经理们抛弃。美国监管机构也推出新的措施，限制自动交易程序的使用。但在金融业，人们寻找控制风险的“永动机”的创新努力从未放弃。

下面想引用我翻译的已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John Galbraith 的一段话：

金融领域本不该有创新。不断被解释和庆贺的，无非都是在已有设计上的一点点修改，借助于金融市场里，人性的健忘。在金融领域，不断有人重新欢呼轮子的发明，而新轮子往往是一个更不稳定的版本。所有的金融创新，本质上，都是用较少的实体资产抵押，来借出更多的债务。

对MFE价值的质疑

金融工程班里，最重要的几们课程都和金融衍生产品的价格模型有关。

有意思的是，在关于衍生产品定价的课程中，突然发现老师让我们学习的论文, "期权价格的跳跃扩散模型"，( Jump diffusion model for option pricing) 作者是十几年没联系的科大同学寇星罡。

寇老师是兰州来的才子加帅哥，风趣诙谐，1991年和我同时离开科大来美国留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风险管理学院的主任。

十几年后，发现当年一起厮混的哥们的论文，被奉为经典，让我感慨万千。

在金融领域，期权定价的经典公式叫 Black–Scholes 公式，这个公式要用到偏微分方程。公式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和变量，波动性(volatility)。

Scholes 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1998年差点倒闭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 的创始人之一。就是那个曾经宣称自己的基金是一个巨大的吸尘器，要把世界上所有的钢镚都吸进来的老兄。

期权的波动性（Volatility）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和工具，由于它可以相对简单地让大家计算期权的定价，因此被业界广为接受。

但是市场就是市场，交易价格最终取决于供需关系，取决于衍生产品这个‘毛’所依附的‘皮’，也就是真正基础资产的价格变化，而不是人为定义的‘波动性’的概念的计算结果。

上课时，我最无法接受的是，用模型模拟计算衍生产品价格时，为什么教授要我们精确到小数点后七八位。在期权交易市场上，买入价和卖出价通常相差4-5%或者更多。这样精确计算到小数点以后，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纸上谈兵。

我是非常同意巴菲特那句话的，“我情愿差不多对，也不愿精确地错”( I would rather be vague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

我和一个在纽约投行工作的朋友谈起此事，他直言不讳告诉我，“这些衍生产品的定价模型很多就是扯淡，就是为了忽悠大家一个参考价格，然后到市场上找到一个傻*，卖给他"。

我从小就有在课堂上挑逗老师的爱好。我把我的疑问和朋友的原话向教授提出。课堂上先是一小阵哄笑，然后是几秒钟尴尬的沉默。最后教授答到，”你总是需要挣一点钱啊。(Well you have to make some money) ”。

我周围的同学，有不少理工科专业的硕士和博士, 包括一位来自保加利亚，参加过国家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奖牌的P同学。上一届的校友中，甚至还有当了数学系的教授，觉得钱太少，辞掉教职投奔 MFE。

我虽然离开高科技下海做生意多年，但数学功底还是在哪里。1986年四月六日，全国初中数学竞赛，我是湖北省的第一名。(后来我还在硅谷遇到当年的北京市第一名和四川省第二名)

湖北省人口五千七百万，是保加利亚的将近八倍，所以我自觉和P同学比试数学，毫无压力。

2008年三月份入学时，我见到一个高一届的校友，不到三十岁，即将去高盛工作。此时次贷危机还在不断发展之中，他信心百倍地说，他们高盛的人都认为，房地产的危机不大，不会有大碍。

但我在房产市场的第一线，当时硅谷周边地区，投资房泡沫的破灭极为惨烈，我觉得他没有一线的经验，有点痴人说梦。

接下来的课程学习中，我发现很多同学数学功底不错，但对实体经济太缺乏了解，喜欢沉溺于复杂的数学计算，而罔顾对应的实体经济的本质。

我心里隐约开始质疑，这个 MFE 学习班的价值。

六月份开始，K女士就努力帮助学生寻找实习的机会，不断有投行和基金来学校招人。但是招聘的红火程度，似乎随着金融市场的节节败退，每况愈下。

如果说三月份开学时，贝尔斯登被强行并购一事，是天空中的一朵不详的乌云的话，经过短暂地宁静，六月份过后，市场愈发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股市一路下滑。先是房利美，房地美这两房被政府担保挽救，但股票被清零。然后坊间不断传言雷曼兄弟会破产，其股票不断下跌。

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开始准备简历，给一些基金和投行发送。但奇怪的是，周围的同学，不断拿到面试机会，而我，一直没有人理会。

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在这些投行和基金公司里，除非内部高层直接引荐，否则他们筛选简历的方式应当是，先看对方是否有数理方面的博士学位，再看是不是来自MIT, Princeton 之类的名校，如果你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或者物理竞赛中得奖，那么他们心中实际早就决定了，面试只是稍微走一下过场而已。保加利亚的P同学，似乎就是这样，毫不费力的拿到高盛的实习机会。

而我，只有两个硕士学位，年纪相对也大了，做生意虽然挣了点小钱，但对招聘方来说，完全不入眼，也许早就把我的简历扔到垃圾箱里了。

看到周围的小年轻都拿到实习的机会，我开始有点失落。

金融危机到来

雷曼兄弟终于在九月十五，这个星期一，宣布破产了。这出乎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测。当日股市下跌4%。但此事最大的冲击是在货币市场基金 (Money Market Fund , 简称MMF)。

传统的MMF，作为短期存放现金的地方，利息比活期存款高，随时可以存取，非常安全。但是雷曼的破产，导致一家很大的MMF, 本金不保,客户存款无法提出，实际被冻结。

这导致巨大恐慌，人们纷纷从MMF撤资。但依赖MMF为日常资金来源的大量实体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这正在演化成一个空前的实体经济的危机。

九月份我正好选修了一门关于外汇交易的课程，老师叫Michael Melvin, 是在旧金山Mellon Capital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同时在伯克利做兼职教授，我们就叫他麦老师吧。

麦老师人很和善风趣。他给了大家一个统计数字，九十年代以来最好的外汇基金年平均年回报也就8-9%的样子。但是要知道九十年代初三十年国债的利息还在8%以上，所以绝大多数外汇交易的基金，长期看，完全没有给投资者增加实际的价值。

投资者选择外汇基金，主要还是因为外汇作为一类资产，历史上和别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周期完全不同。所以可以帮助资产配置多样化。但如果对用外汇交易暴富还有幻想的朋友，建议可以搜一下我的公众号investguru 里面的老文章，‘千万不要炒外汇，除非你和瑞士行长睡'。

雷曼破产后的几天，外汇市场剧烈波动，流动性大大下降，淡定的麦老师似乎也hold 不住了。最搞笑的是一天，我们下午五点钟上课时，他居然被手机打断三次，要跑出教室和公司的交易员讲话。看样子他的仓位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亲自坐镇指挥。

我和麦老师一样，也开始hold 不住，进入十月份，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实习工作机会。

K 女士也有些抓狂，九月份以后，她发布在MFE的电子邮件群里的实习机会，大多是和金融关系不强的，编程序打杂的活。我知道她很努力，但这和我的期望值相差太大。我2000年写程序一小时收入就超过100美元，结果折腾了半天，要让我去做多年前就玩烂的技术含量低的杂活?

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对冲基金呢？那些一年就可以赚上亿美元的交易员呢？他们在哪里?

多年后回头看，一切脉络都很清晰了。2001年以后，华尔街把次级房屋贷款大规模地打包成 AAA评级的产品，然后在二级市场上高价卖给机构投资者，获得巨额利润。这个经典的庞式骗局，一直到2005年都一直处于上升通道。随着联储局的不断加息，2005年下半年，房市先在南加州和内华达，亚利桑那开始疲软,2006年底第一批次贷公司破产,2007年下半年开始波及华尔街的投行，2008年上半年贝尔斯登引爆，2008年九月雷曼兄弟的破产终于达到高潮。

这个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和我以前文章里提到的，2004年在加州的”三块馒头”炒房，2005年到亚利桑那州投机房地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产业链上虚假的信用评级，虚假的盈利模式，虚假的流动性，和以此为基础的交易策略的虚假的巨额利润，相关的虚假的就业机会，随着雷曼兄弟的垮台，都已烟消云散。这类业务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有，也许多年后投资者忘掉伤痛后，新的金融产品又会以别的形式卷土重来，但这不可持续。

金融工程师的工作性质，也就和普通电脑工程师差别不大。但原来对冲基金的那些巨额利润的机会，将荡然无存。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雷曼破产之前，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危机会导致美国国债利息狂涨，相应的国债价格下降。但我那时候就意识到，美国会步日本的后尘，泡沫的破灭将导致通缩和长期利息的下降。九月份当我把这个观点告诉一位教我们信用风险分析的教授时，他皱眉摇头，表示强烈反对。

后面的发展，证明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国债长期利息从2008年九月十五日之前的4.33%一路跌到十二月最低的2.56%。如果雷曼破产前一天，你购买三十年无息国债，到当年年底回报超过45%。同期股票市场则下跌了将近30%。

从伯克利MFE退学

雷曼兄弟破产之后，由于利息大降，我的房产生意突然火爆起来。我太太一直在我读书时努力地支撑着我们的生意，现在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而这边，在金融硕士班，我连一个像样的实习机会都很难找到。

两边的巨大反差，让我慢慢意识到，大势已去。我实在没有兴趣再花时间，金钱，每周去伯克利，完成这个学位。对冲基金的巨额利润的时代已是昨日黄花。

我最终决定退学，并且在2009年一月初，第四个学期开始之前，把这个决定告诉K 女士。K 女士听说，开始十分惊讶，然后有些生气。她让我和一个投行的老先生联系，劝说我把学业完成。老先生给我重复了一些套话，我感谢他的好意，解释了我的看法。

K 女士见我去意已定，几天后，居然把我的个人电邮从 MFE 校友的电子邮件组内删掉，从此关上了我和MFE以及校友联系的大门。

我其实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成就，超越铁托先生，从未怀疑过。只是感叹，把我的电邮这样删掉，损失更大的也许是伯克利的MFE，而不是我。

也许是硕不过三吧，我94年就已经有了材料和计算机的两个硕士学位，08年从伯克利的金融硕士班退学，冥冥之中自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