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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最好的一刹那，来使事件产生全新的意义与境界”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1.布列松1932年才开始拿起相机拍照。这是一张早期的代表作。斯维勒是西班牙的一个小镇，画面里一个撑着双拐的残疾儿童，他后面正在嬉戏的孩子们对此有不同反映。其中一个坏小子甚至要想恶作剧，被另一个孩子抱住。照片拍摄得十分生动，画面结构也相当严谨完整。
2.两个男子，一个在布幕的缝隙中偷看街头演出，另一个警惕地扫瞄着周围的情况，以免被人抓住而引起麻烦。照片的精彩部分是这个男子那种特别的眼神。布列松有时被列入“专在街头巷尾抓拍的摄影家”行列，他善于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挖掘出不平凡的照片。
4.1936年，英国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世界各国的摄影记者，闻风而至的全国记者，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富丽堂皇的仪仗队上。布列松却与众不同，他还注意到马路上的芸芸众生。躺在报纸堆里入睡的人物，由于深夜出来“占座”，熬得又困又累，等到仪仗队过来时，他却已经支持不，进入梦乡……。别具慧眼，旁敲侧击，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富有情趣的镜头，是布列松所特有的风格。
5.广角镜头取景范围大，景深大，可把远近景物全都纳入清晰范围之中。但焦距太短的广角镜头往往过分夸张前景，产生歪曲和变形。因此，布列松经常采用28毫米的广角镜头。这张为法国著名画家马蒂斯拍摄的照片，反映出画家对鸽子的喜爱，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
6.柏林墙边(1963)
德国柏林东西分别占领十六年后，东柏林方面于1961年8月12日至13日工资突击建功立业立起柏林墙，其目的是防止西方的渗透和干扰。布列松的这个镜头，表现三个柏林人站在一个高台上，观看墙那边的情景。
7.下面这张照片的题材并不重大，但却是布列松的一幅脍炙人口的名作。表现一个男孩：两只手里，各抱一个大酒瓶，踌躇满志的走回家去，好象完成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照片中的人物，情绪十分自然真实，显示出布列松熟练的抓拍功夫。抓拍是布列松一生所坚持的基本手段。他从来不去干涉他的拍摄对象。
8.玛丽莲梦露
此照之所摄，是60年代美国好莱坞著名女明星玛丽莲·梦露。虽然布列松是在梦露不经意时抓拍了此照，但从这一凝固的瞬间里，还是抓住了模特的天生丽质和娴雅风度。
9.轧金子(1949，上海)
此照片摄于四十年代的上海。剧照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为此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较可靠的黄金。上海人称之为“轧金子”。
10.门里门外(1949，北京)
门里坐着富态的老板，门外石阶上坐着辛劳一天的雇工，在吃着窝头、咸菜、小米粥——当时北京劳动者最普遍的一日三餐。不同的人物身份和境遇鲜明而突出，足见布列松的抓拍功力。
11.柏林墙边(1962)
在东西柏林交界处，布列松抓到了这样一个发人遐想、引人深思的镜头。双手持拐而行的残疾者，暗示出以前发生过的战争；荷枪的卫兵，又反映出了持续着的对立。再加上阴雨天气的灰暗影调，使得画面有一种低沉的气氛。布列松经常强调观察，他说：“重要的是观察。摄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敏捷的表现出最重要的部分。”
12.苦难的眼睛(1948，南京)
1948年冬至1949年春，布列松先后采访了中国的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这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是在南京市民买米的队伍中抓拍下来折，照片揭示了中国人民的悲惨和苦难。布列松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摄影家。著名的美国杂志摄影家协会主席b·格林曾说：“看上去，布列松的摄影好像是漫不经心随手拈来。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
13.北京(1958)
1958年，布列松曾再次来华摄影采访。在一个科技展览会里，一群观众，好奇而又精神专注地观看着电视图象，布列松不动声色地拍下了当时的真情实景。照片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前一幅的愁苦面容截然不同，有鲜明的反差。他说：“我感到最大的愉快，就是别人看了我的作品而感到真实。”
14.纽约(1961)
在美国，几乎每一家公司的经理和老板都离不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这张照片之妙，是妙在瞬间的抓取上。观众看不见女秘书的容貌和身影，只能看到一只高跟鞋的脚。这就避免了直露，提高了作品的内涵和视觉趣味。
布列松拍摄人物时，经常喜欢在他们的动作过程中下手。这张意大利现代派雕塑家贾柯朱蒂的照片，就是在他们搬运雕像时抓拍下来的。抓拍的时机，恰好是贾柯米蒂处于两个塑像之间，而且举步前行的姿态又与前景中塑像的身姿有某些相似之处。
16.美国模范监狱所见(1975)。瘦削的腿脚和手臂竞能从狭窄的铁栅缝里伸出。怒吼的嘴巴隐约可见，这所“模范监狱”究竟“模范”到了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布列松善于在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发现隐藏着的问题和内在矛盾。他说：“摄影，意味着在若干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同时认识出现象的本质，又能快速地把有含意的形式，严密地组合起来。这是一种使自己的头脑、眼睛、心灵同时集中在同一个轴心上的活动。”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在长期的摄影实践中锻炼出了一双极其敏锐的眼睛，以至于他拍出的照片常常带有信手拈来的风格，但却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构协调的作品。有趣的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50mm标准镜头拍摄的，而极少用35mm或90mm等镜头拍摄。在摄影构图方面，布勒松有许多精辟的见解。1952年，他在《决定性的瞬间》—文中指出:“一幅照片，要把题材尽量强烈地表达出来的话，必须严格地建立起形式之间的联系。摄影隐含有辨识功能，就是把真实事物世界的节奏辨识出来。眼晴的工作，就是在大堆现实事物中，找出特定的主体，聚焦其上。照相机的任务，只不过是把眼睛所作的决定记录在胶卷上而己。正如对绘画作品一样，对待摄影作品，我们也是将它当作整体来观看和感受的，而这个整体，我们只须一瞥便可把握。在摄影 作品中，构图实际上就是眼睛所见到的不同元素的同时组合和有机组织的结果。由于内容和形式是不可能分割的，因此，构图是不可能事后补上的，不可能作为一种补贴在基本素材之上的事后设想。换句话说，构图必须具有必然性。
“摄影具有新的可塑性，就是主体运动时瞬间出现的线条所形成的。我们配合着运动而进行拍摄，仿佛运动本身就是按照着自己的预定方式展露着的生命似的。但是，在运动的过程中，会有特别的时刻，当这一瞬间出现时，动态进行中的各项因素都处于平衡状态。摄影的任务，就是要抓住这一瞬间，将其中的平衡状态把稳，并凝结动态的进行。”
布勒松认为:“摄影家的眼睛，永远都在评估出现在他眼前的事物。他只须移动1毫米的几分之一，便可以把线条吻合起来。他只须稍微屈膝，便可以将透视改变。把照相机放置在离主体近一些或远一些，他便可以刻画出某一细节——这细节，既可能相得益彰，也可能喧宾夺主。然而，对照片进行构图所需的时间，几乎是跟按动快门的时间一样的短，因为两者同是条件反射而已。
“有时，你得拖延一会儿，以等待适当的时机出现。有时，你会感到眼前的景物万事俱备，几乎可以拍成好照片了，只是还缺一点什么。缺的究竟是什么呢?也许，有人突然走进你的视线范围。你透过取景器，追踪他的行动。你耐心等待着，最后终于按下了快门。你抱着大功告成的感觉(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满意地离去了。以后，为了落实这种感觉，你可以把影像印成照片，细心分析照片中的几何图形。如果快门是在决定性的瞬间按下的话，你会观察到，原来你已本能地将某一几何模式捕捉下来了。要是没有了这几何模式，照片就会令人感到乏味，缺乏生气。”
2004年8月3日，被誉为“新闻摄影之父”的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法国吕贝隆小镇的家中逝世，享年96岁。当日，布列松家人和布列松创办的马格南图片社发表声明，透露了布列松逝世的消息。声明还说，他们当日为这位世界级的大师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安静的葬礼。
布列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他用手中的莱卡相机记录了上个世纪众多历史事件无数的“决定性瞬间”。英国《卫报》称，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布列松有令人惊异的新闻触觉，总是在正确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纪录全球的重大事件，如西班牙内战、墨西哥内战、德国二战攻陷法国、印度独立运动、后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和中国革命等。
《纽约时报》称，布列松能深深地理解摄影对象，似乎能在任何处境中站在摄影对象的角度上，感受、体验并记录他们心中的喜悦与悲凄。在做摄影记者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布列松拍摄了近70万幅黑白照片，其中大量作品被誉为经典，录入到无数摄影教材和新闻摄影教材中，如二战中疗伤的玛蒂西、站立在林荫道中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遇刺前的印度圣雄甘地……这些作品成为肖像摄影中永恒的经典。并且，他和好友于1947年创办的马格南图片社也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图片社，他们的工作掀起了摄影和新闻摄影的革命，最终使得摄影这种“低级职业”变成了一门风靡全球的高尚艺术。
作为闻名全球的摄影大师，布列松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他坚持全手动拍摄，只使用德国产的莱卡35毫米相机，拒绝一切有自动拍摄功能的照相机，从不使用广角镜头，也从不裁减自己的摄影作品。
不过，尽管他提升了摄影的地位，但布列松自己似乎并没有将摄影当成真正的艺术。晚年的布列松放下了手中的莱卡相机——尽管他早年曾称它是“我延伸的眼睛”，重新拾起了少年时代的第一爱好——绘画，这位超一流的摄影大师从此经常坐在巴黎的各个画廊里，像个学生一样临摹他喜欢的绘画作品。对此，布列松解释说：“它（摄影）是一个机械、呆板的东西。”
著名音乐家尼古拉斯·纳波科夫形容说，布列松身材高大、修长，穿着朴素但很有法国派头，有一头“金黄色偏粉红色的头发”，总是带着“轻微的嘲笑的神情”，眼睛“像标枪一样敏锐而清澈”。老年的布列松皈依了佛教，仍然保持孩子般的天真。
在行事风格上，布列松非常低调，法国达达派画家德加曾形容布列松说“闻名，但不为人知”。布列松喜欢这句评论。在接受牛津大学的名誉学位时，作为“新闻摄影之父”的布列松却拒绝让任何摄影记者出现在现场。去美国旅行时，他常采用化名“汉克·卡特”，为的是不引起人的注意。
布列松坚持说：“我不是一个演员。‘名人’是什么东西？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工匠。”他拒绝将自己看成特殊的人，也拒绝大师的称号，因为“任何心灵敏感的人都有艺术家的潜质。但敏感之外，必须专心”。
在摄影上，他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最著名的当属“决定性瞬间”，这是他在1952年出版的摄影作品集的书名。他解释说，所谓“决定性瞬间”，就是“当一个事件展现它的意义时，（摄影师）在片刻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严格地组织形式并准确地将它表达出来”。
摄影师们常常感叹，布列松总能轻松地捕捉别人都看不到的画面。但同时，布列松又是一个极其冷静的摄影师，他感受到重大事件中震撼人心的力量，但他不会狂热地陷入事件之中不能自拔。他的朋友回忆说，1968年巴黎学生起义进入高潮之时，布列松仍以每小时四张照片的速度进行拍摄，而不是像其他摄影记者那样在这种狂热的场面下狂按快门。
1908年8 月22日，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出生在巴黎郊外的珊特露普。他的家族是法国的豪门，刺杀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马拉的女刺客夏洛特·科黛就是他的先人。布列松的父亲是著名的纺织品制造商，当时几乎每一个法国人的家里都有布列松家族的丝线，他母亲的家族是棉花种植主，在诺曼底拥有大片的土地，布列松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
不过，尽管家境豪富，但布列松父母却一直节俭持家，以至于小布列松一度认为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少年时代，布列松广泛涉猎名家著作，读过普鲁斯特、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最终因为叔本华的著作对东方哲学产生极大兴趣。晚年皈依佛教的布列松说：“它（东方哲学）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基督教徒。”
读初中的时候，他接触到了马丁·穆卡西的几张摄影作品。小布列松被震撼了，“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我对自己说‘现在，有些事情可以做了’。”
不过，摄影并没有成为布列松的“初恋”。他的叔叔是一名画家，他的父亲也把画画当成业余爱好，布列松晚年时还保留着他曾祖父的画作，布列松最终也没有逃脱“家族病”，爱上了绘画。15岁时，布列松经常出入巴黎各个画派大师们聚集的酒吧、画廊、沙龙，并深受超现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9岁时，他开始和一个立体派画家安德列·洛特学绘画，并从洛特那里学到了“关于摄影的一切”。
1928年，中学未毕业的布列松直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和艺术。1930年，他进入了法国陆军。离开军队后，想畅游世界的布列松带着一部布朗尼相机去了非洲猎捕野猪和羚羊。交替使用枪支和相机让布列松形成了独特的摄影理念。
布列松说，两个shooting（射击和摄影的英文）是一回事，都是“踮起脚尖，小心靠近——哪怕目标是一个静物……还要有天鹅绒般光滑的手，老鹰一样的眼睛——这是我们（摄影师）应该有的全部”
他还说：“我热爱摄影，它就像打猎。但一些猎人是草食动物——这就是我与摄影的关系。”这也成了他讨厌后来问世的自动相机的理由，他说用自动相机拍照片“就像用机关枪扫射鹌鹑”。
因为感染黑热病，布列松险些死在非洲，是一名非洲巫师让他恢复了意识。当时，在高烧状态中，他寄了一个明信片给祖父，要求他在诺曼底给自己准备一块墓地。不过，他叔叔回信说：“你祖父发现（坟地）太贵了，最好你还是先回来。”
1931年，回到法国的布列松身体复原，并得到了一部莱卡，这部相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他称之为“我的延伸的眼睛”。他回忆说：“我整天在街上游逛，非常兴奋，准备随时‘偷袭’，‘捕捉’生活……我热切地希望从一幅照片的范围内认识世界的本质……一些情景在我的双眼前豁然展开。”
在30年代，布列松一直带着这部莱卡相机畅游世界。1933年，他在马德里举行了首次摄影作品展览，1934年和1935年又分别在墨西哥和纽约举办了摄影展。不过，当时的摄影界并不认可他的作品，展览很冷清。
1936年春，布列松结束了流浪般的摄影生活，参加了巴黎新闻社招聘考试，但没有被录取。心情郁闷的布列松去一家咖啡馆消遣。在那里，他遇到了落榜的一些人。其中一个矮个子男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匈牙利的卡帕”，“我嘛，叫西摩，我讨厌考试”，另一个男人津津有味地喝着葡萄酒接上去说。
从此，这几个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彼此欣赏的摄影师后来都成为闻名世界的大师，他们1947年联手创办了马格南图片社，它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图片社，并掀起了新闻摄影的革命。
1937年，他和第一任妻子、爪哇舞女拉娜·摩海尼结婚。布列松回忆说，1932年，一位亚洲的算命先生对他说过：“我会娶一个不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但也不是白人的女人。1937年，我娶了一名爪哇女人。这个算命先生还告诉我，这次婚姻有麻烦，我老了后会娶一个比我更年轻的，直到那时我才会找到幸福。”
事情也是这样发展的。30年后，布列松和摩海尼离婚。1970年，他娶了女摄影师马丁·弗兰克，两人携手度过了一生。
1940年，布列松再次入伍，在法国陆军电影和摄影队当了一名下士，但当年被德军俘虏。俘虏营的生活非常艰苦，但布列松说“对一个有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年轻的布尔乔亚来说，在采石厂和水泥厂干活是很好的一课”。不过，他可不想在这里一直待下去，他屡次尝试逃跑，两次失败，但第三次终于成功，从而结束了35个的集中营生活。
布列松被德军俘虏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他的朋友们都以为布列松会被德国人杀死，于是在纽约准备为他筹办了一次摄影纪念展览。
逃出这一劫后，布列松加入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用他的莱卡记录了纳粹铁蹄下的法国。战争结束后，他再次畅游世界。
1948年，布列松去了印度，见到了甘地并为他拍摄。拍摄结束后，他刚离开甘地15分钟，就听见有人惊呼甘地被杀死了。
1954年，斯大林去世后，布列松进入前苏联，从而成为西方第一个进入前苏联的摄影记者。
1966年，58岁的布列松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他离开了一手创办的马格南图片社。人们无法理解这位世界级摄影大师为什么放下他手中的莱卡，布列松对此回答说：“我想做更多的事情，我已经在马格南图片社多待了两年，这太长了。”
他想做什么呢？人们很快就发现了答案：布列松带着一个小小的绘画板，就像少年时学绘画那样，常常出现在巴黎的画廊中，认真地临摹他喜欢的绘画。布列松偶然还会拿起他的莱卡，但次数越来越少了。
布列松说，绘画需要思考，而摄影靠的是直觉。他强调“绘画和摄影并没有什么分别”，但又说“摄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职业，同时仍然是一个现代化的东西”。尽管人们更关注他的摄影作品，布列松自己却以自己的画作而自豪。
在95岁生日前，布列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宣布和妻子、女儿共同设立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这是法国第一个关于摄影的私人基金。这似乎显示了老人对摄影的感情，但他又表示，他不想再谈论摄影。
这位老人说：“就好像你离婚后又谈论起你的前妻，这有一点下流的味道。”
晚年布列松在巴黎一个画廊临摹时，他临摹的画作旁就摆着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玛蒂西”，但专心绘画的老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旁边的人流在欣赏他的作品。有些录像的游客偶尔顺带着将这位老人的身影摄入自己的摄像机，但他们也没想到，自己欣赏的作品旁边，就是那位全球最有名的摄影师。
当他就要离开时，他注意到旁边有一对恋人肩并肩坐在一个长椅上，一个孩子靠在男人的肩膀上。布列松的摄影欲望一下子被点燃起来，他感叹道：“如果去掉这个女人，这就是一幅完美的构图”，同时向她做了一个砍掉的手势。在女人露出困惑的表情时，他惋惜地说“为什么我没有带我的相机？”
接着，他做了一个假想的按快门的动作，就离开了。
布列松认为，摄影作品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每个摄影师都应深具尊严感，都应意识到：无论一幅摄影作品画面多么辉煌、技术多么到位，如果它远离了爱，远离了对人类的理解，远离了对人类命运的认知，那么它一定不是一件成功的作品。布列松的立意是高远的，但他选取的素材通常都是微小的。“在摄影中，最小的事物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因而，他的相机对准的都是我们现实中可见的、熟悉的人和物，是他让我们发现，在这习以为常中有美和感动。《男孩》(1958)就体现了这种风格。它的题材并不重大，却是布列松的一幅脍炙人口的名作。一个男孩的两只手里，各抱一个大酒瓶，踌躇满志地走回家，好像完成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照片中的人物，情绪十分自然真实，显示出布列松熟练的抓拍功夫。在布列松之前，摄影更多的是作为一门技术在发展，而布列松使摄影艺术成为自觉。任何大师都是可以被超越的，但有些人却是永远无法被忽略，布列松便是其一，甚至有些流派是通过批判他而形成的。但赞同他也好，不赞同他也罢，有一点无可否认：布列松以自己的职业尊严感借给了世人一双慧眼，让人们在自己身边发现了从前不曾发现的美，而真正的美与尊严，无需阐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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