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聋哑人大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杨仕明说。
作为国内听障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有二十多年从业经验的他告诉记者，1996年，中国开始进行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距今已经18年。
1995年，杨仕明成为中国现代耳鼻咽喉科奠基人姜泗长的博士，开始研究听障问题。现在，他是聋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听觉植入中心主任，以及国家人工耳蜗项目技术指导专家。他说，“把听障治疗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很值得。”
差一点，这辈子就再也听不见声音
“自拆线回家后，孩子一直说，我又听到自己走路的脚步声了，我又听到拉窗帘的声音了，我不用弄大声音看电视了……”在某医疗网站看到一位听障儿童母亲这样留言，杨仕明颇为感慨。
他对记者说，有一部分患者耳聋程度常常随着年龄加重。很多孩子小时候能听见声音，可以上正常学校，但如果耽误治疗，慢慢地，就只能去聋哑学校。聋哑学校很多时候采用唇读和手语，不利于他们语言功能的维持。此外，沟通交流少，获取信息少，孩子的智力会受影响；时常感觉孤独，他们的性格也会出现缺陷。
面对患儿，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一般来说，轻度和中度耳聋需要戴助听器，重度耳聋需要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对听障患儿的救治，是不小的医学挑战。
有的孩子耳蜗出现畸形，手术难度加大。如果因为医生没有把握而延迟救治，治疗的时间窗口就会一点一点关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生李佳楠记得，一次，一个3岁的河南男孩被送到了医院。“孩子是极重度耳聋，内耳发育为共同腔畸形，用常规手术方式无法植入电极，辗转了好几家医院都被告知畸形太重了无法手术，最后在我们医院采用术中CT导航技术，成功植入了人工耳蜗电极。“如果电极放不进去，孩子这辈子就听不到声音了。”李佳楠说。
还有一个7岁的女孩，曾患脑膜炎，耳蜗骨化。杨仕明主任与多位耳科医生术前对病例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准备在她的右侧耳部放进人工耳蜗，但手术中发现该侧耳蜗骨化严重，完全找不到鼓阶，无法放入电极。而此时如果放弃，就意味着让孩子听到声音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为了多一线希望，经过与家长商量，最终决定打开了孩子另一侧的耳朵，最终成功完成了手术。这个手术做了三四个小时，是正常手术时间的一倍。
完成人工耳蜗手术的孩子，约50-70%可以在正常学校跟班就读。“他们基本可以正常的生活，可以打手机、看电视，和别人交流、获取知识。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而不是残疾人。”
“早期干预要在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真正看到大的效果。”杨仕明说。他曾经为一个1岁多的孩子做过手术。十几年后，这个孩子回医院调试耳蜗。杨仕明惊喜地发现，这个孩子听声、说话都完全正常，就读于正常学校，成绩优异，健康自信，跟正常孩子一样。
目前，在解放军总医院做手术的孩子，最小的只有7个月。“技术在进步，1岁以内的孩子越来越多。在这个时候做手术，效果更好。”李佳楠表示。
为给孩子做手术卖房卖地
有一个孩子让杨仕明特别惋惜：他最初来看病时，有一定听力，只配了助听器，进了正常学校。但随着年龄增长，听力逐渐下降，加上学习任务加重，老师无法个别照顾，他只能被迫离开正常学校。
“我特别后悔。如果当时给他做了手术，他也许还能在正常学校读书。”杨仕明说。
此后，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说服一些心存侥幸的家长，情绪激动时甚至会拍桌子：“明明有彩电，还要看黑白电视；明明可以骑车，还要坐马车。这对孩子不公平。”
但家长有苦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看病的听障儿童来自全国各地，也包括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方。农村家庭贫困，当被告知植入人工耳蜗是唯一选择时，有家长当时就伤心地哭了——一个国产耳蜗要近10万元，最好的进口耳蜗要30万元。他们无力负担。
李佳楠见过很多家庭为给孩子做手术卖房卖地。也有家长放弃了治疗，理由很简单：“没钱。”他们愧疚、伤心，也很无助。
遇到这种情况时，医院会建议家长去申请一些国家和企业的救助项目，让孩子免费做手术。医院也会帮助呼吁。杨仕明曾遇到一个山西的听障孩子。他的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发现后也无钱治疗。10岁时，他只能离开正常学校，去聋哑学校。在杨仕明的呼吁下，孩子依靠社会救助免费接受了手术，后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当然，这还只是少数幸运儿。来解放军总医院的患者中，有80%为自费就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报销医药费，不报销最昂贵的人工耳蜗费用。而聋儿太多，国家和企业资助名额有限，更多的孩子无法进行免费人工耳蜗手术。对此，医院也无能为力。“我们心里很难过，孩子就这么被耽误了。”李佳楠为此落泪。
“在这方面，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杨仕明非常感慨。
科研水平进步，观念意识落后
“在耳聋基因研究、治疗、发病基因机制研究、干细胞、听觉植入领域，我们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杨仕明表示，二十几年来，在关注儿童听觉发育特点，听力检测技术，新生儿听力筛查、诊断和早期甄别，关注先天致聋的基因问题等方面，中国已经与世界同步。
然而，除去人工耳蜗项目救助名额有限之外，中国在观念意识方面，和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媒体宣传和科普不足，很多家长因此错失了孩子干预、恢复的机会。有的医疗人员无力提供治疗，就直接让患者回家。杨仕明一直在为此呼吁：“还需要逐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