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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于九十年代初出生于法国巴黎,两个月后即全天候托养在法国人家里,其后亦一直生活在法国本土至今,是典型的“香蕉儿童”(所谓“黄皮白心”)。从牙牙学语至少年时代,时有稚语令人捧腹,或竟引人深思,更兼具假洋鬼子特色。为娘的随手记下,缀集成篇。
3岁至6岁
旧时妇女最能呈现母性光辉的时刻大概要数唱摇篮曲的时刻,这一点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一样的。如今这项女人的专利似乎出让给了悬在婴儿床头的电子音乐器。当我守在小儿床前时,才发现自己这方面很缺乏训练,几首洋的土的摇篮曲残缺不全地哼唱过一遍之后,我就黔驴技穷了,于是我哼唱起了民歌?小白菜?,取其节奏简单、重复,以为很有催眠效果。当我自己被曲子弄得昏昏欲睡时,忽听丹丹小声而清晰地说:“妈,你唱?小白菜?,après(然后)我哭了。”我很有些吃惊,完全没料到他竟然听懂了歌词内容。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为什么呢?”同时心中并不指望他能说出个所以然来。丹丹parce que(因为)了半天,说“小白菜s’ennuie(烦恼)。”
电视里正播放天气预报节目,女播音员在气象图前比比划划地作解说。这是一个中景镜头。丹丹忽然说“我看不见她的脚。”停了一下又说,“要是买个grand,grand(大大的)电视机就能看见她的脚了。”
晚上,我催孩子上床:“天黑了,快睡觉吧。”他不动,忽然问:“为什么天黑不睡觉?”我听不明白,瞪着他。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想通了,说:“等天亮来了它才睡觉呢,天黑。”
同大多数孩子一样,丹丹不喜欢去幼儿园。早上上学前总是磨磨叽叽地要求“就在妈妈家”。正手忙脚乱准备出门的我把眼一瞪,“好,你一个人在家,等狼狼来找你吧。”他于是哭唧唧地说:“妈妈不上班。”我更没好气了,用最简便也最通俗的反问驳他,:“不上班哪儿来的钱哪!”并未曾意识到孩子的脑子就是台全新的录音机,将所听到的不分巨细,不加选择地录在一起,等再播放出来时,竟有着意想不到的蒙太奇(montage)效果。周末时我照例要赖上一阵床,丹丹则一早便爬起来去客厅看心爱的卡通片。八点过后仍不见我的动静,他于是兴奋地朝着我卧室门大叫:“不去école(学校)?不去mamie(他的保姆)家?去妈妈家?你没有钱?”
有一次,丹丹夜里发高烧,吐得整个人几乎埋进厕所的便器里。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叫医生来出诊,然后安慰孩子:“好了,妈妈今天不上班,在家陪你。”他勉强睁开困顿的双眼,问一句:“你没有钱?”这时候,纵使你愁高八斗,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
当我在中国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时很是兴奋,指望着用它从丹丹那被唐老鸭和蝙蝠侠统治的世界里夺回一爿天地来。开篇的六帧画题目叫?孤苦伶仃?。为简便起见,我向孩子解释说:没有妈妈就“孤苦伶仃”。于是丹丹看见小羊有妈妈,小鸡有妈妈,小狗有妈妈,连树上的小鸟也有妈妈,孤儿三毛一个人伤心地落泪。之后我向他提问:
“丹丹是不是孤苦伶仃?”
“不是,因为有妈妈。”
“娇娇姐姐是不是孤苦伶仃?”
“不是,因为有舅妈。”
“妈妈是不是孤苦伶仃?”
“不是,因为有阿婆。”
丹丹的奶奶早已辞世,而爷爷当时仍健在,我进一步测试他:
“爸爸是不是孤苦伶仃?”
他从容作答:“不是,因为有爷爷。”
我又恶作剧地追问一句:“那么爷爷是不是孤苦伶仃?”
他果然毫不犹豫地答道“是,因为爷爷没有妈妈。”
1998年夏天,我带丹丹到北京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的“海外儿童学中文夏令营”。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名华人儿童中丹丹是年龄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讲法语的孩子,活动中凡事只能跟在大孩子后面亦步亦趋。一周后夏令营结束,我带他同访大学时的女友。女友的儿子比丹丹更小几岁,丹丹立即神气活现起来,提议玩“官兵捉强盗”,并当仁不让地宣称“我是警察,你是……,你是……”,他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voleur(小偷)的中文怎样讲,于是循着superman(超人)以及batman(蝙蝠人)的构词原理,满有把握地指着对方大声说“你是偷人!”
“缘”“缘分”一词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在欧洲,上帝的子民们不信释迦牟尼,所以这个词在西方文字中不存在。而无论是将“缘”从汉语翻译成法文,还是用法文解释其意都是件相当困难的事,弄不好还会引起误会,伤害到对方。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次中文节目中,主持人就“缘分”一词向听众广征佳译,并称有奖品鼓励优胜者。我没那本事,自然与奖品无缘。没想到丹丹对这个词却有自己的见解。一次,他看动画片?西游记?,影片里又懒又谗的猪八戒意外发现一锅馒头,高兴得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说“我跟馒头有缘”。丹丹看得乐不可支。第二天,当他想起这一幕时还忍不住模仿猪八戒的手舞足蹈,说:“我跟馒头(顿了一顿)有关系!”我看着他,“什么关系呢?”他听不懂,照例避而不答。我接着说,“只可能有一种关系,吃和被吃的关系。
动画片?黑猫警长?中坏老鼠“一只耳”及同伙被黑猫警长率领的警察们打得大败,于是愤愤地到非洲去投奔其舅舅——一种能吃猫的老鼠。这部片子丹丹看了好多遍,以至于每次吃猫鼠刚一出现,他就会大叫一声“舅舅!”我给父母写信,说不知道在丹丹心目中老大(我哥)跟吃猫鼠是不是一回事。
中国人提起西洋人时总爱用“金发碧眼”形容之,尽管这种发色和眼色在法国越来越趋于少见;反过来西方人也总是不由分说地把细眯的双眼作为所有中国人的特征,而且他们觉得这种眼睛挺美。一次,丹丹对着镜子把双手按在眼角上朝两边扯,然后对我说:“妈妈,les Chinois sont comme ça(中国人是这样的)。”我看他一眼,说:“你就是中国人。”他说:“Non, je suis Français(不,我是法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所以你也是中国人。”他只管漫声“non”着,我懒得再理会,手里忙着收拾家务,心中却不由地想起白先勇的小说?纽约客?中的一幕,一边暗自诧异这场景,这对话是那么的相同,只是我完全体会不到女主人公那份歇斯底里的发作和拼死拼活的固执,那种把孩子从椅子上提起来,逼着她说“我是中国人”的举动对我来说陌生得恍若隔世界。看看小说的写作年代,相距也不过才三十年。三十年,离开本土旅居他乡的中国人是进了一步,抑或是退了一步呢?
7岁至12岁
初来法国时我在一所商校听课,班上一群二十岁左右的法国同学选修了汉语。某天下课后这些学中文的同学一见到我便围了上来,七嘴八舌,一副落入无边苦海的样子。“你们中国人简直是疯了,那么麻烦地用量词不说,居然还不同的物件用不同的量词,这世间有多少物件,得用多少量词呀?”我愣住了,这实在是个我从来没想过,也压根儿就没觉得是个问题的问题。“不至于吧,”我迟疑着说,“常用的也就十来个。”一边心中老大不平:就你们法语那些个动词,加上人称变化,加上时态变化,哪一个不得背上二十来个变位形式?我这儿还没嚷嚷呢!西洋人通常不用量词,总是数词紧跟着名词,说“一人”“二书”“三牛”,对汉语中量词的妙用自然毫无体会。当年我几句话打发了愁眉不展的法国同学,等到丹丹出生和成长起来之后,我才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某天我正驾着车,坐在一旁的丹丹忽然指着窗外说:“妈,你知道吗,这里有一只学校。”我斜他一眼,顺口答道:“树上有一所鸟。”他浑然不觉有何不妥,那是因为汉语中所有的量词到了他这里便立即删繁就简得仅余其二,除了“只”就是“个”。我想想觉得肩头责任重大,往大了说,是要培养龙的传人,往小了说,我家这一脉书香也不能断在这小子手里。这么一想,少不得拉他过来耳提面命:“麻雀是一只,学校是一所;树是一棵,花儿是一朵,明白吗?”儿子点点头,隔天在野地里采株红罌粟,高高地举着来献我:“妈,给你一个朵!”——您说拿这小二毛子他有什么办法?
自然,有问题的不仅仅是量词。冬日里,某天气温骤降,清晨出门时,丹丹看看天,问:“妈,今天穿不穿手套?”我刚给他纠正完,转头又问:“那穿不穿帽子?”我摇摇头叹口气说:“幸亏你不近视,不然该问穿不穿眼镜了。”反正法文中动词是同一个。
自然,有问题的也不仅仅是动词。某次我俩在巴黎城里乘地铁,丹丹望望黑洞洞的坑道,知道铁轨上有电,忽然问我:“妈,我们跳下去,我们死了?”我笑,猜测他欲说的大概是“是不是一跳下去就会死?”我且不去理会这洋径浜中文里的语法和时态错误,只是拿眼斜睨着他调侃道:“干嘛非得是咱跳下去咱死了?干嘛不是人家跳下去人家死了?”他听不明白,因而避而不答,我自己又琢磨了好一阵才醒悟到这句话他是先用法语想成,然后从法文硬生生地译成中文的。与西文相比,汉语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经常地省略主语,一是当主语明确无误,别无他解时,比如:(天)下雨了;或相反,当主语太不明确,可以是任何人时,比如:()吃一堑,()长一智。而西文则不同,除了命令句,动词前的主语是绝对不能省略的。在主语不明确时,英文中通常用they(他们)代替,而法文则有一个万能的泛指代词on,可以替代我,你,他以及我们,你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视上下文而定,只不过到了丹丹这儿它无一例外地永远都是“我们”,这才有了“我们跳下去,我们死了”这样天才的句子。
不过,也不能说家乡话对丹丹就完全没有一点影响。比如那一次我们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旅游,在游人如织的圣马克广场,我感叹说只有在这样一个看不见一个车轱辘的奇特城市里,游人才能挤得满街满巷都是。丹丹听了,忽然学起了侯宝林的相声?醉酒?
“车来了。什么车?自行车。”
“俩轱辘。”我自然而然地扮起了捧哏。
“打我身上压过去。”丹丹比划着。“车来了。什么车?……”他发现自己想不起仨轱辘的车叫什么了,迟疑着,他说,“……麻木。”(注:在湖北,主要由残疾人驾驶的三轮摩的被称为“麻木”,不知其故。)
丹丹如今已经是大四学生,早已童言稚语不再,讲起话来反而时时流露出成熟与思考。而且,只要是与中国人对话,他都可以用完全不夹杂一个法文字的汉语进行流畅的自我表达,虽然偶尔仍有从法文硬译的情况。这在“香蕉人”中已属难得一见的了。对此,为娘的“朕心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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