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老子和孔子都是生活在春秋中后期的人，那个时代也是中国哲学蓬勃发展，各种思想以及持有不同思想观念的思想家喷涌而出的时代，也就是所谓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但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或者认识的不那么深刻的是，那也是一个贵族的时代，而且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具有或多或少，或远或近的贵族血统。比如孔子是殷商后裔，其祖先是宋国的王室，而且是有资格继承王权的正统。
老子曾经做过东周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图书馆馆长，虽然并不是什么太显赫的职务，但是周朝是个封建国家，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是贵族，或者说只有贵族才有资格做官，而且绝大多数官职本身就是世袭的，尤其是各种与军功无关的文职更是如此。所以，老子既然可以做“守藏室之史”就一定是个贵族，而且还没有没落。
今天贵族这个词，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多少带有一定贬义的，或者至少是很复杂的词汇，因为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往往与奢侈、腐化、蛮横甚至是残忍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巨大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述，正是这种误解，使今天的我们，缺少了，甚至是无法再重新拥有真正的贵族气质。
民国四大史学家之一的钱穆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春秋时代和那个时代的贵族气质，他说：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别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春秋时代常为后世所想慕与敬重。
大体言之，当时的贵族，对古代相传的宗教均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他们对于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
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
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显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当时往往有赋一首诗，写一封信，而解决了政治上之绝大纠纷问题者。
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诺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
这些贵族之所以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些行为特征，原因就在两个方面，首先字殷商中后以来，中国就有了面向贵族的类似现代学校的教育机构，教授的内容不仅包括简单的知识，更主要的是礼仪制度等等日后在社会管理中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所以当时的贵族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从整体上说，是社会中唯一受过系统教育的群体；其次，由于封建世袭制的存在，让这些贵族拥有了对社会的管理权力，同时封建的本质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因此对于那些拥有社会管理权的贵族来说，国和家乃至个人，从利益上说，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所以，权力与地位本身就是责任。
这两条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那个时代的贵族的精神特质，一句话就是“对规则与大道的信仰”。信仰与普通的相信不同，一方面信仰既源于对某一观念的敬畏，又会反过来加强这种敬畏；另一方面信仰是个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与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有较大的距离，因此可以让人去思考更加长远的的问题，具有更加战略性的对远景的思考。所以，才能有所谓的“无”的观念。
其实这种感觉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曾经有所体验：一件今天看来让人纠结的难以自拔的事情，但是到了明天，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回头去看，不过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小事罢了。如果，当时就能展望到这种远景，那么再纠结的事情，也是一个“无”。
这是，老子和孔子思想的共通之处，无论是老子还是孔子，甚至是同时代产生的对人类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或者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其内涵的核心都是这句话，都是对“对规则与大道的信仰”。
老子常说的圣人，孔子挂在嘴边的君子，都是贵族，因此也都具有这样的信仰。所不同的是，圣人策层面更加一些，君子的层面更加具体一些。
形象的说，圣人是影响范围更加广大的决策者，君子则是影响范围相对有限的中层执行者。所以，老子以圣人为言提出的观点，更加具有原则性，原理性；孔子以君子为言提出的观点，更加具有实用性，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