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照旧是担心着什么，而且在赶时间。担心，是因为几小时后我要带着两个孩子坐两个小时的飞机，他俩一个才一岁，一个四岁。赶时间，是因为就跟很多带小孩子的家长一样，我老是觉得每天的时间不够用。
我带着孩子来到父母家，当时正着急赶回丈夫身边。一岁的女儿刚刚睡下，我正在打包行李，突然发现儿子的耳机坏了，他还要在飞机上看电影呢。我冲屋子那头的母亲喊道，我得赶紧去商店买个新的。
“我也去。”儿子说。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想跟外婆呆在家里。“你不喜欢逛商店的。”我提醒他。
“是的，我不想呆在家里！”儿子回答。我早该料到的，我父母经常让他在车里玩iPad，他就是想再多玩一会。我们上了母亲的车，开了有一英里，穿过寂静的住宅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独头巷道里骑车，许多人压根就不锁门。然后，我把车停在了新盖的几乎空荡荡的商店旁。我要买耳机、赶回家、把一岁的女儿弄醒、给她喂饭、换尿布、再带着大家去机场、过安检、登机——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两小时内完成。
就在我打开门的一刻，儿子说：“我不想进去。”
“怎么又不去了？你不是说好要来的吗？”
他点着屏幕上的小动物，把它们从一边拖到另一边：“我不想进去，我改主意了。”
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语气坚定地对他说： “西蒙（化名），不去买耳机的话，你就没法在飞机上看电影。这次会飞很长时间，如果不能在飞机上看电影，你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开心。走吧，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快迟到了。”
他瞥了我一眼，眼神里闪烁的不安告诉我他快要发脾气了。“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我不想进去！”他重复着，又继续玩起游戏来。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紧接着的四五秒钟里，我做了一件有孩子后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无休无止地分析利害。我注意到当时是阴天，不算热，也就十度左右；停车场离商店前门很近，附近还有几辆车。我想着，要是不和一个发脾气的四岁小孩较劲，我就能迅速跑进商店，抓起一副儿童耳机就出来。接着我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我留下他一个人走了。我告诉他我马上就会回来。我把车窗开了一道缝，用儿童锁锁好车门，按了两下钥匙上的按钮打开汽车警报器，然后留他一个人在车里呆了大概五分钟。
他没有死，没有被绑架，没有受伤，也没有被忘在那里或是被劫车犯带到别的州去。我回去的时候，他仍旧在开心地玩他的游戏，看上去更像是因为从他那没骨气的妈妈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得意地笑。我把耳机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
过去两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回放这个过程：走近汽车，上车，看了一下后视镜，开走。我不断地回想，试着发现我当时遗漏的东西，一个声音，一张脸。有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什么。一个女人？还是男人？“再见。”类似的话。我不确定。
我们飞回了家。丈夫正在行李提取处等我们，脸色很难看。“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他说。
我拨通电话，母亲正在哭。她送走我们从机场回去时，发现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每一年，都有三四十名儿童因被单独留在车内而死亡，大都在6岁以下。他们的死亡（通常是窒息而亡）是一个缓慢、痛苦、不可言说的悲剧。在有些案例中，儿童的死亡明显是疏忽造成的，但更多时候是因为日常安排的改变，比如平常是爸爸负责白天接送孩子，但今天由妈妈来，而她因为太累或是在匆忙中忘记了孩子和她在一起，结果把孩子落在车里好几个小时。
早在那天以前，我就知道这类悲剧，因为就像大多数焦虑，有时是担心过头的妈妈一样，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思考以及担忧所有可能发生在我孩子身上的可怕事情，这两个我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的小家伙。
二十三四度的天气，车里不通风会热成烤箱；家里游泳池不围起来，和旁边放了个上膛的枪一样要命；正确安装儿童座椅，注意调整、系好安全带相当重要——所有这些我都清楚。孩子还小时，虽说他们不乐意，我还是一直让他们仰着睡；我就像防砒霜一样防着那些可能卡住他们嗓子的小东西；把所有楼梯都装上了儿童安全门（用的都是结结实实钉在墙里的护栏，而不是有弹性的松紧绳）。
我带他们去接种各种疫苗；吃热狗时先顺着划一刀撕掉肠衣；不给孩子用含双酚A（BPA）的盘子和杯子；限制他们看屏幕的时间；大晴天给他们抹上厚厚的防晒霜。一些朋友没我这么不放心孩子，他们会说“就算再严重能怎么样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心里经常有答案。有时我幻想搬到地中海，全家住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小岛上，孩子们在沙滩上自由自在地玩闹，不用担心疯跑的汽车和各种传染病。
不过想归想，我一直很清楚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危险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有好人遭遇各种不幸。
从机场回家的路上，我收到老家警局的一条语音信息，说有路人发现我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车里，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然后报了警。等警察赶到时，我已经开车走了，等他们再追着车牌号查到我父母家里时，我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飞机。听到这条信息把我吓坏了。
我以前从未被起诉过，所以接下来那几周纯粹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请了律师，让他代我同警察交谈，还向亲朋好友寻求建议和支持。我努力保持着冷静。律师告诉我他和警察谈得很有成效，他向警察解释说我是一位善良又负责任的好母亲，当时把孩子留在车里只是一时的“判断失误”，还说撤诉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之后一段时间里，他的话似乎没错。但是九个月后的一天，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没几分钟，就在我去咖啡店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另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基姆·布鲁克斯女士，接着又问我知不知道有一张我的逮捕令。
我跟朋友有时候会玩“父母真的会让我们这样做吗？”的游戏。我们曾经骑着自行车冲上斜坡，制作火箭模型，把玩具点着还录了下来。很多人都记得小时候独自骑自行车出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树林里玩好几个小时，钻进雨水道寻找河床，放学回家趁父母不在时疯玩，或是在水泥板上的猴架上玩耍。
我丈夫还会在出远门时，窝在旅行车后备箱里垒城堡。我记得曾站在父亲开的敞篷车后座上，在我家附近兜风；还记得母亲在商店买东西，或是忙着其他无聊的事情时，我在拥挤的停车场里，躺在我们家旅行车座椅上，脚蹬着车窗，要么胡思乱想，要么看书，一呆就是一小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小时候因为害羞怕生，大把时间都是在一辆敞篷野马的副驾驶上度过的，从7-11连锁店、克罗格超市，到银行、学校、办公楼，他被独自留在车里的地方数不胜数。对我们这一代在郊区长大的人，汽车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个交通工具，在许多方面还是我们的另一个家。
当然，我们都知道行驶中的汽车是危险的。每隔几年我们就会目睹惨烈的交通事故。在我四年级时，本地的一位母亲和她的三个孩子在去学校的路上因事故死亡。没过几年，一辆汽车的车头撞上了我家邻居屋后的树，三个青少年因此而瘫痪残疾。但是，这些可怕的事故从没发生在我们家车上，它似乎是绝对安全，而且非常舒适的。
因教唆未成年犯罪被控后，伴随着恐惧和羞愧的几个月里，我不断分析自己当时的心态，试着理解我怎么就做出了一件让路人和警察都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事。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释就是我被儿时记忆所麻痹，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我很多关于儿时的记忆，都是在停车场的汽车里度过的无人看管的时光，那些停车场和我把儿子留下的地方很像。
这件事发生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是否离开城市回到家让我暂时遗忘了什么。我忘了无人看管的童年已经过去25年了，我想在这25年里，很多事可能都变了。长大以来，人们总是说世界如何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我感到内疚羞愧，因为贪图一时方便，我让险些害了孩子。我知道我不是一位糟糕的母亲，但是我做了一件糟糕、危险的事。现在，我要为此承担后果，去法院，花钱打官司，留下案底。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想法。
但是同时，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给我扣上这样的罪名。
“我不明白，”我对律师说。“教唆未成年犯罪？没道理啊。这听上去像是我给他买了瓶啤酒。”
他笑了笑，告诉我，他理解我对这项指控的困惑，不过这并不少见。几年前，州政府曾试图通过一项法令，如果将未满六岁的小孩单独留在车中，车内或周边环境可能威胁到小孩的健康或安全的话，就属于轻罪，初犯将被处以100美元的民事罚款。然而这项立法并未通过，因此将小孩留在车中的行为仍处在法律灰色地带。律师解释说，教唆未成年犯罪包括“致使未成年人处于需要帮助的情境”。所以，他举例说，“如果你把他留在车里，并且没有回去，这时可能就需要有社工把他带走，确保他的安全等等。”
“可是我回去了啊。没过几分钟我就回去了。”
“灰色地带。”他重复道。然后他又提醒我，在我的案子里，不单是我把儿子留在了车里，另外还有人看见我走了，站在那里录了下来，报了警，并且把录像交给了警察。
“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他们就不能直接跟我说吗？”
他又笑了笑，转而严肃地说：“我的看法是，我很庆幸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们都很关爱儿童，我很庆幸有人在看到不好的事情时会挺身而出。但是像你这种情况，你并不是恶意的，也不是疏忽，只是一时在判断上犯了错，而这正是我们要强调的。”
我想象着这个心怀担忧的人站在我的车旁，离我的孩子只有几英尺。他拿起手机对着窗户，录下了孩子玩游戏的样子。我想象着这个人一看到我从商店里出来就走开了，然后在一旁看着我回到车上。他把这些都录了下来，没有阻止我，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一离开他就报了警。再见。事情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听得到律师整理材料的声音。我低下头，看到手在颤抖。我的手在颤抖，但不同于以前，我不是害怕，我是愤怒。
“我不懂，”我说，“我觉得我没有犯下他们指控的罪行，我没有让他处在需要帮助的境地。他很好。也许我应该进行‘无罪’辩护，然后接受审判。”
他的回答是那样迅速，毫不含糊：“我不认为你愿意这样做。这个案子会交给青少年法庭审理，他们总是站在保护儿童的一边，这是出了名的。”我不记得他曾明说还是有这个暗示，不管怎样，一个警告深深地扎根在我的意识中：你不会想因此失去孩子。这个想法第一次从我意识里最黑暗最焦虑的角落悄悄探出头来。我们说好下次再谈，我觉得自己快要病倒了。
当我刚开始消化发生的一切时，我担心，无论是对是错，是有罪还是无辜，我所做的一切，我任之发生的所有，对于那些我倾诉的对象而言可能都会是深恶痛绝的，就像是酒驾，虽然可能不是什么邪恶的事情，但是却很没脑子又愚蠢。倒霉的是，我向来不是个藏得住事儿的人，尤其在有压力的时候（我丈夫就曾经问过我，是不是从没对谁保守过什么秘密）。因此，几个月过去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很多人，然而，大部分倾诉都让我十分释怀，我惊讶地发现朋友和亲人对我竟是十分支持。
我的父母觉得整个事情都有些被夸大了，我所做的不过是50岁以上的父母做过很多次的事情。我丈夫的家人帮我们付了诉讼费，并为我们联系了一位律师朋友。他同意跟我谈谈整个经过，结果发现他姐姐也遇到过这种事，而且据他所知这并非罕见。“我打赌，我觉得这些人就是在停车场里等着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可真够混蛋的，要是能把他们送进监狱就好了。”
我倾诉过的另一些朋友也都很支持我。有一个提到他的一个熟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在小孩儿睡觉的时候到街区周围遛了遛狗，结果导致DCSF（英国儿童、学校暨家庭部）每周都到他们家家访，持续了一年之久。还有一个是高中戏剧课老师，为准备学校演出，他们正彩排一幕打斗场景，有人看见他“推”倒了一位学生，然后他就被请回了家带薪休假，等着社工到他家跟他面谈。
即使那些从未有过如此痛苦经历的朋友，也很难相信我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我说，”一个朋友安慰我，“这是你当母亲最好的几分钟吗？不是。如果你被提名年度母亲，他们需要一段视频，你会提交这一段吗？可能不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犯了罪呀！”其他朋友则设法用他们自己的错误和疏忽来安慰我。把孩子忘了，然后找遍杂货店所有过道；去接电话时，孩子从换尿布的桌子上滚落下来。还有一些朋友设法让我好受些，提醒我说无论我那个下午做了什么，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位典型的护子心切、寸步不离、过分焦虑、甚至有些神经质的中产阶级母亲。
出乎我的意料并且让我如释重负的是，当我告诉人们所发生的一切后，最普遍的回复都是“我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你”，不过也有一两个例外。当我问我一个最最亲密的朋友，她是否认为我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时，她严肃地回答到：“嗯，我认为你做了一个坏决定。”这是一种。与此相对，一位写过并在博客上发表过关于养育问题的朋友坚称整个事情很荒谬：“这个世界上有谁没有在赶着做某件事的时候把孩子留在车上待几分钟。我就这样做过！”随后她沉默了一下，我想也许她在重新考虑她说的这话。但是再次开口时，她说：“你知道你需要和谁谈谈这事吗？你需要和勒诺·斯科纳兹（Lenore Skenazy）谈谈。”
今年早些时候，我通过Facebook私信向斯科纳兹寻求帮助，她立即回复了我，说她非常乐意与我交谈。
斯科纳兹曾是《纽约日报》和《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作家。2008年，她决定让9岁的儿子自己搭乘地铁，并为此写了一个专栏，这令她一时间成为全国焦点。专栏引起很大的争议，愤慨和赞赏之言不断涌来，这促使斯科纳兹发起了解放孩子运动（Free Range Kids），用她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与认为孩子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观点作斗争”。
作为一位经常觉得自己的孩子时刻处于危险之中的母亲，我不确定能否指望她。我怀疑自己会不会遇上一位告诉我不用系安全带、不用戴自行车头盔、不用打疫苗，好让我们的孩子坚强起来的半吊子“专家”。然而事实上，斯科纳兹对自己的观点表现得十分冷静、直接而又坚定。
我提出可否先向她讲讲我的经历，话没说完就被她打断了。“不用麻烦了，”她说，“让我来讲讲你的经历。”显然，她对此早已心知肚明。“先让我关上办公室的门，这样的谈话我丈夫听过无数次了。好了，事情是这样的，你带着孩子赶着去做件什么事，你决定把他留在车里待几分钟，而你跑进了一家商店。周围的环境非常安全，天朗日清，但当你出来时，你发现自己被一辆警车拦住了，一个好事的路人气冲冲地朝你大吼大叫，指责你对孩子不管不顾，险些让孩子出事。我说的对吧？” 斯科纳兹之前就听过这样的事。因为当年儿子的地铁孤旅，新闻媒体给她安上了“美国最糟糕母亲”的称号，从她的举止可以看出，这些年来，这类指控带给她的愤怒并未平息。
我们聊了大概一小时，让我最在意和惊讶的不是她的同情心，而是她表现出来的确定性，没有任何的含糊其辞或怀疑。“你看，”她说道。“那天你对你孩子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开车载他出了门。每天大约有300名儿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大约两名死亡。危险是切实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真想保护你的孩子，你绝不能开车载他到任何地方。不过我们先把这个放一边。你载着孩子到商店，急着去买点东西，你需要做出决定。现在人们说你犯了罪，是因为你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可事实是，你做任何一个决定都存在危险。”她停下来，就像在众多分析中做的那样，开始强调儿童在不移动不过热的汽车上被绑架或受伤有多么罕见。比如她坚持说，从统计数据上看，单独留在公共场合的儿童被陌生人拐走的情况75万年才发生一次。“所以你留孩子在车里是有危险的。”她提出。“这可能不具备统计意义，但也不是不存在。可问题是，”她继续说，“你做的每个选择都有相应的风险。比如说你带着孩子进去，你俩可能都会被停车场里一个疯狂的司机撞到；商店里可能突然有人开枪，射中了你的孩子；他可能会在商店外边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滑倒，磕坏了头骨。无论你做什么都有风险。那为什么有的选择是非法的，而有的选择就没问题呢？难道是因为其中一个会给你带来不便，使你的生活更艰难一些，养育更辛苦一些，如果不选它会让你省下一点点时间和精力？”
接下来的谈话中，斯科纳兹总结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如今的社会中，大多数人认为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哪怕一秒。他们认为孩子需要一直在父母的全面监护之下。这样的转变并非源于事实，也不源于任何现实变化。它是虚幻的，它源于我们心中莫名的恐惧。”
但问题是我了解这种莫名的恐惧。实际上，我经常陷入无端的恐惧中。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危险，有些则不是，而这通常与那些统计数据无关。无论多少人告诉我飞机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比开车安全得多，可当自己位于3万英尺的高空中时，我总是比去机场的路上更紧张。同样的，无论斯科纳兹以及持类似观点的人士罗列出多少数据或分析，强调犯罪率没有那么高或者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有多么重要，全都无济于事。在现阶段社会的教育观念中，许多家长始终认为让孩子脱离父母的监护就是不安全的。他们常常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挂在嘴边，这种心情我很理解。我们在电视电影中看到过遭人绑架的儿童，也听说过一些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比如孩子在劫车事件中受伤，或被遗忘在闷热的汽车中。一旦你开始想象，想象受此遭遇的父母和孩子是怎样一种感受，你很容易就会想象它发生在你和你孩子身上。紧接着，像大多数父母一样，你会竭尽全力阻止这种事情，不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发生或是具有统计意义，仅仅是因为我们可怕的想象力在起作用。
青少年法庭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有很多窗户和皮长凳。走廊里很安静，到处是踱步等待，焦虑不安的家庭。我和我父母一起走进去，找到了我被指派的审判室。在审判室里，我交叉着双腿和胳膊坐着，免得它们抖个不停。我的胃仿佛要跳出来一般。但到最后，一切都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我的律师说服检察官将案件延期审理，他同意如果我能在九个月内完成100小时的社区服务，并且参加亲职教育，便不再追究责任。他们把达成的协议呈给法官，法官接受了这一提议，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第二天我飞回家中，感觉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从某方面说，这个惩罚竟也是一件幸事。我获准在我非常关心的非盈利机构完成社区服务，尽管这让我的生活更忙碌了一点，但总的来说还是一次很好的经历。至于亲职教育则是同一位社工私下进行，她对如何运用正面的管教和更好的策略来施以限制总有很棒的主意。事实上，在这几个月的察看期中，唯一真正让我烦恼的是这件事对我儿子的影响。
出事期间，他对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也假装他没意识到，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提起这件事。但是，当然了，孩子是机敏的观察者，不知何时，他弄明白了。
一天，我下车去给驾驶员窗户边的停车计时器投币。“不要，妈妈。不要。警察会来的。”有天早晨，他正在看动画片，我打算带狗狗去前院。“妈妈，不要走！！！有警察。”
还有一天下午，上完游泳课后，他从浴室里出来一时没看到我，我正跪在地上从柜子里拿他的鞋子。当我往上看时，我看到他在哭。“妈妈，妈妈，我以为会有人来偷走我。”
那天夜里，我拉他坐下，试图向他解释。我告诉他，他是对的，妈妈上次留他自己在车里呆了几分钟，这是不对的，我不该这么做。但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妈妈不用去监狱，也没有人要绑架他！
我告诉他：“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伤害你，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明白么？你不用害怕。”
他慢慢点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半信半疑。我想了想，也许问题出在我告诉他陌生人基本都是好人这一点上。当然，很多家长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生活的国家，社区带有栅门，房子装有安保系统。我妹妹两者皆占，尽管她住在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区里。人人都说要警告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们陪着他们去学校，看着他们玩耍。有些家长甚至给孩子配上了GPS，我猜他们确信如果孩子走丢了，没有人会帮助他们。要在以前，还可以由着孩子在邻里间四处嬉戏，总觉得附近至少会有一个大人看着他们，如今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听说依然有人轮流接送，合作照顾孩子，但我从来没遇见过。我们做父母的口头禅从前还是“有村里人照应着呢”，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看”。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和我童年时期已经截然不同。面对这种变化，我不禁想到，也许这次的教训是件好事，以便惩罚我性格中固执的天真和粗心。
在事发后的三年里，似乎越来越多人在讨论全天候的“直升机式养育”的危机。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过度保护的孩子》（The Overprotected Kid）中，汉娜·罗欣（Hanna Rosin）写道：“在（她）做父母的这些年里，碰到的大部分小孩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一直被看护着。”
其他的出版物、网站、社交媒体以及留言板上，处处充斥着判断是否过度保护孩子的八种方法，或是如何给孩子他们需要而且应得的自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给孩子们灌输一种习得性无助感，让他们长成了依附他人又自恋的成年人，拥有过度膨胀的价值感和敏感度，尤其是近来，使得大学大纲都要加上这样的警告。
但我总觉得这些警告里少了些解释，不单是父母的心理预期如何发生了巨大转变，还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人们首先想到的答案常常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相比上一代更危险了。不过拆穿这个误区无需太多研究，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暴力犯罪率事实上降低了。然而，让孩子自己在公园里玩耍或在车里呆几分钟，这种曾被认为无害的行为如今却变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拿来作为控诉父母的根据，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我的同窗好友茱莉亚·菲耶罗（Julia Fierro）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些养育过程中的焦虑问题，并就此写了一本小说。当我问她得出什么结论时，她猜想或许是因为我们周边充斥着“过多的信息——育儿书籍、产课、大量博客、育儿网站及杂志，还有很多匿名的在线网站，在上面家长尽可以吹毛求疵，即使只是想帮忙或提建议。我认为所有这些信息，所有相互冲突的极端育儿哲学（亲密式育儿理念pk让他哭到自己睡着法，以及日渐兴起的个别温和派育儿理念）让我们不相信自己。另外，像我们这种事业心重的年轻人大多离乡背井，身边也没多少稳定的邻里好友互相帮衬。”
也许是因为在抚养孩子上太独立，太“有野心”了，我们以不可能的标准要求着自己，长期生活在达不到自以为的父母首要责任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围绕孩子患上了一种文化焦虑症。每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并没有因此感到气愤恼怒，而是非常的理解。
为人父母要面临很多困难，对我而言（或许对大多数父母而言），最困难的不是劳累，不是耗时，也不是家庭生活一团糟，而是没有办法保证坏事永远别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这种想要保护孩子永不受苦的渴望，远大于对呼吸的渴望，远大于对人类大多数生存本能的渴望。然而，无论渴望有多强烈，没有人可以做到。我们无能为力。
似乎，我们对于孩子未来的控制一天少似一天。学校教育日趋衰落，中产阶级逐渐消失，超级细菌越来越强，抗生素越来越弱。季节开始错乱，等到孩子们长大时，地球上的气候我恐怕已经不能辨别。上大学越来越难，枪支随处可见，人们动不动发火、多疑成性，食物又往往带来肥胖和疾病。
这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不能控制，所以我就想牢牢控制住那些我认为自己能够控制的，牢牢控制住眼前的一切。但不论我多么努力，还是不能阻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孩子会一病不起，会在车祸中丧生，会在我们背对他们的那一小会儿在游泳池里溺水身亡。孩子可能只因为腿上破了个口子去看医生，几天后却因败血症离我而去。他们可能会在学校遭遇枪击，可能会染上毒瘾，还可能会轻生。这些事情并不常见，但的确存在，我们听到过这种事情，我们会念叨着千万别发生在我和我孩子的身上，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比这更糟的情况。这可千万别发生在我身上。
听父亲说，在我小的时候他做过一个噩梦，梦见回到了纽约北部，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他在暴风雪中开着车，行驶在一条废弃的公路上，而我则坐在汽车后座上。为了检查汽车轮胎，他把车停在了路边。一分钟后，当他想再回到车里时，发现自己被反锁在了车外，我也被困在了座椅上。天寒地冻，雪花环绕着父亲急旋而下。他使劲拍打着车窗，试图敲碎它。他嘶喊着求助，但是四处荒无人烟，没有谁会过来帮他，只有空旷的原野和无尽的黑暗。
我至今再也没有在去商店时把孩子留在车里，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在停好的车子里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我当然懂得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我还是会担心。我担心两年或者五年以后，当我和丈夫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可以自己去学校时，某些“老好人”会因为反对这种做法而去报警；我担心当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而我坐在板凳上看书，没有看着他们时，其他家长会怎么议论我；我担心当我看到巷子里早有七八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于是放心让儿子和其他小孩在小巷里玩耍，而不去看紧他时，我会被当成一个不尽心的懒妈妈。所以即便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不离左右，监督着、守护着、干涉着他们。至少有一半家长这么做的初衷怕是和我一样吧！这就是美国，什么都要竞争，就连为人父母也成了一场竞赛。
假使我们赢了又能得到什么呢？一个永远不会受伤、不会害怕、不会孤独的孩子？一个毫无危险的未来？一个永远安全的保证？我没那么天真。
小时候，我相信有只狼在我的衣橱里，就在装旧衣服的黑色塑料袋上面。它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它告诉我，如果我在睡前不数到20，它就会从衣橱里跳出来吃掉我的脚。我常常躺在床上，裹紧被子开始数数。我知道如果我数了数，我就安全了，我认为这讲得通。1、2、3、4……我每晚都数，从没怀疑过。
在我刚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儿子（现在7岁）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和妹妹在客厅里玩，我正在做晚餐。我刚把菜放进锅里，就听到他大笑着对妹妹叫嚷：“我是鬼！我是鬼！”为了更加形象，他蒙着沙发上的毯子，在屋子里乱窜着吓唬妹妹，厨房里的我没能看到这一幕。直到我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像是手提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我才意识到出事了。丈夫和我赶忙跑过去，过了一秒，也许两秒，我发现他躺在地上，毯子还在他身上，我心想：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我喊着他的名字，跑下楼去。“天哪！我的宝贝！”他坐了起来，把毯子扯下来，身上有淤青，不停颤抖着，但是没什么大碍，反倒是惊慌失色的我们吓到了他，他哭了起来。“我没事吧？”一开始他问道。接着他坚定地说：“我没事。”
文章来源：译言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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