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中国男人通常不谈自己的脆弱，但李安认为很多脆弱时刻，让他找到了力量，看见了某些温暖。他把自己放得非常低，有一种中国文明里特殊的谦虚，以及任何文明里都欠缺的包容、忍耐和脆弱。在脆和弱的不同概念里，他提示了每个不同生命所面临的难题，变成了最会说别人故事的人，某种程度也将自己的人生故事处理的极好。为什么你觉得脆弱对你那么重要？

李安：大家看到我都是风光的一面，当然我也想表现风光的一面，尤其是在台上时，因为我发觉不仅能给大家很多鼓励，也能给社会正面能量，不光是我自己好面子。事实上，我经过很多失败，脆弱是我的本质，但不晓得为什么我用戏剧的方式反而表现了我的强项，成为一个成功的示范。

与其说我的成功是从脆弱开始，不如说我很勇敢面对我的脆弱！我不在乎把它拿出来，也因为从事艺术的我有这种真诚，所以才会动人！我因为自己脆弱，所以很能同情别人的脆弱。而戏剧是检验人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艺术，强的东西不太容易动人，你脆弱时，大家就会替你着急，帮你演戏，而这时是最动人的。

我常跟演员说：“如果你表现这么多，根本就不需要同情，你的作用是让别人帮你着急，帮你演戏，因为你再怎么演，也没有观众的脑筋演得好。”同样的道理，我想我很受大家喜欢，可能跟我的样子不是很强硬有很大的关系。

电影有两件事对我来说很奇怪，第一，电影对我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做得那么吃力，像我在电影学校时，不太会讲英文，但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做电影，大家都会听我的话。学校毕业以后，有一部电视剧愿意让我去打灯，不管我是打灯、打杂，或是在纽约拍片，从早上开始到下午，我就变成导演，每个人都听我的。

其实在拍《理性与感性》那部电影时，我一个英文句子都还讲不全，但手上却有英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卡司，包括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剑桥、牛津毕业最顶尖的人，平常都不可能讲上话，可是我也把它拍出来，还提名七项奥斯卡，事情就这样一直发生。我常常拍完以后，有一种不可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我的人生其实很矛盾，但后来我也认命了，觉得你们喜欢就喜欢吧！

陈文茜：我想帮年轻人问一个问题，未必是电影文化学院的人才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这个时代是三个世代以来最糟的时代，当然这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说。从东方人的角度，你父亲那一辈才是最悲惨的，但是，从某个程度来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大环境很不好。你在纽约蹲点那么久，在那个过程中，是什么使你坚信自己的理想，不去选择别人的价值？因为大多数的人很难相信自己的理想，太需要社会或父亲给他肯定，你怎么一直坚持你的梦想？当然我们知道你有个好太太，但一定是你敢于蹲点到一个程度，最后你跳跃起来，像《卧虎藏龙》里的老虎。然而，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可能进入社会时，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或者他有自己的价值，但一摔跤，就放弃了。

李安：我们这一代经历了抗战、内战，而我们父亲那一代在抗战时期长大，经历风雨，他们的忧患意识非常强，也有强烈的大中国情结，当然也有固执的一面，可是传给我们的是生存力和韧性，也就是很能受气、吃苦、有骨气。我父亲不喜欢我做电影，但他给了我一种骨气，从小就告诉我们：“我们江西人很有风骨。”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人要有骨气，但我没有傲气，外圆内方和生存力、竞争力这些都是他们那一代教给我们很重要的东西。

我父亲不喜欢电影，会觉得电影很虚幻。因为他们经历过血洗的经验，是牺牲的一代，也是传承的一代，当然也将他们的不安、恐惧传给我们。我们这一代既有忧患意识，也觉得明天会更好，想出去得到更高的学位，学别人的优点长处，不管是在外面发扬，还是回来服务，都有“家、国”的观念和骨气在心中，我不敢说我们这一代很优秀，但还不错，在做事方面不像父亲那一代那么古板，也受美国、日本、各方面的影响，观念上比较开通。

（陈文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