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湾艺人，不知怎么回事，变成了一个告密者，揭发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告到一个16岁的小姑娘头上，引起台湾社会一致的愤怒，最终，让蓝营原本就糟糕的选情雪上加霜。然而，这个事儿，在我们这边，反响却很不一般。愤怒、鄙夷者固然有之，但为之叫好的，也不乏其人。在很多人看来，只要政治正确，即使是告密，也具有正当性。

小的时候，从高尔基的小说中，得知在沙俄时代，告密者一旦被民众发现，是会被当众打死的。那本小说，好像是叫《没用人的一生》。发现这一点之后，我很是羡慕沙俄时代的人，因为在当时，我偷看这本小说的事儿，很可能被同学告密，一旦被老师发现，不仅这本好不容易借来的书要遭殃，我则会被批判好一阵儿，做多少个检讨都过不了关。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做班主任老师或者辅导员的，管理学生，如果不培养几个告密的，似乎就不称职。喜欢调皮捣蛋的男生，总免不了被告老师的命运。私下里干的那点恶作剧，经常会被揭发。我经常会感到奇怪，为何一旦犯了什么事儿被老师揪出来批，老师轻而易举地就能列举出我一大堆的事儿来，来证明我一向不老实。

最为严重的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私下写的一些对文革发牢骚的东西，最终被某个人检举了，由此，我还没有中学毕业，就遭到了全团的（黑龙江兵团）批判，每个连队，都把我写的东西挂出来，大会小会地批。就差一点，就把我送去劳改了。

其实，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空气远没有内地浓，内地像我这样的人，被枪毙的都有。而检举揭发他们的，往往就是他们的亲人。

文革结束了，但告密并没有结束。在学校里，老师和学校当局，似乎不借助告密，就没办法管理学生了。《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在中国放映了，但似乎并未引起观影者的震动。在社会上，单位里的人们，当然也讨厌被人告密，但是谁也对此无可奈何。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告密依旧成风，告同学，告老师，告个昏天黑地。我认识的一个师弟，毕业时被一个当时认为很好的单位录用，马上一封告密信就到了这个单位。还好，这个单位相信我这个师弟，而且把这封手写的信交给了他。他找来班上几个跟他不对付同学的手迹，交给专业笔迹鉴定专家鉴定，居然无一对得上。最后他发狠把班里所有人的笔迹都去核对，最后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告密人竟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告密，在被有权者公然倡导的时候，告密或者诬告者，就会被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人们习惯了被告密，进而习惯了告密。你害我，我害你，都是背后捅刀子。捅来捅去，谁也难以幸免。这就是是一个标准的互害社会，这样的社会，令人感到诧异的，不是告密，而是人们对此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