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抗癌药物可以如此容易获得批准上市？

仓促的审批会给患者和癌症研究带来不良影响

与大多数其他疾病不同，癌症使人持续处于一种特殊的恐惧之中，人们不仅仅将癌症视为一种疾病，更常将其比喻为一个邪恶的、不可战胜的恶魔。即使大多数抗癌药物只能给患者带来较小的获益，制药公司常制定非常高的价格，进而推动研究的进展。无论医药公司制定多高的价格，处于绝望中的患者促使政府和私人保险公司去支付昂贵的价格。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官员热衷于新型抗癌药物。负责监管抗癌药物的FDA官员Richard Pazdur说，新的抗癌药物常常有较好的疗效，我们将其视为重大飞跃，以至于我们不会对其存在过多的质疑。我们的重点不是是否要批准抗癌新药的上市，而是要多快批准它们上市。

然而，肿瘤学试验方法的缺陷并不支持这样的热情。研究人员将2007年和2010年之间的8942项肿瘤相关临床试验与其他疾病相关试验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非随机性抗癌药物试验是其他试验研究的2.8倍，可能未使用对照（单臂）的抗癌药物试验是其他试验研究的2.6倍，非盲抗癌药物试验是其他试验研究的1.8倍。这些都破坏了结果的有效性，但同时也反映了监管机构对这些结果的默许。

抗癌药物有效性试验越来越少，反映了监管部门容易审批那些只能带给患者较小获益的抗癌药物。一篇回顾近10年欧洲药物管理局(EMA)批准的抗实体肿瘤药物的研究显示，新的抗癌药物延长患者平均生存时间1.5个月，延长中位生存1.2个月。从2002年到2014年，FDA共批准71种抗实体瘤药物，这些药物仅延长患者无进展生存2.5个月，延长总生存2.1个月。并且，仅42%的药物达到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癌症研究委员会制定的患者获益标准。

第二个轻松获批的原因是监管机构创造各种方法来缩短审查时间。在1999年至2009年间，抗肿瘤药物是欧洲一类最有可能进入优先审核流程的药品。优先审核流程使FDA的审批时间从标准的300天缩短到180天，优先审核流程和标准审批流程本应该是具有相同效力的，但是，在实践中，与那些经过标准审批流程的药物相比，通过优先审核流程批准上市的肿瘤药物更容易出现上市后更改说明书的现象，这暗示优先审核流程存在评估缺陷。那些根据早期临床研究证据获得批准上市的抗癌药物，在其关键性研究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几率，比那些根据高级别临床研究证据获得批准的抗癌药物高出72%。如贝伐单抗批准应用于转移性乳腺癌的案例证明的那样，一旦药物被批准上市，即使后续证明它们疗效欠佳，撤销这些药物的批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可能遭到强烈的反对。

造成抗癌药物轻松获批的第三个原因是欧洲和美国的监管机构允许公司使用其他指标代替生存时间或其他患者关注的指标来评估抗癌药物的疗效。3个最常用的替代终点都使用影像学方法测量到的肿瘤大小变化作为评价患者是否获益的依据，尽管对肿瘤的这些测量方法并不能精确地获得疾病进展的确切时间。

替代终点对总体生存的预测能力具有高度变异性。在德国健康与治疗质量效益研究所进行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在结肠癌和乳腺癌中，用肿瘤反应作为替代终点的有效性仍不清楚。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制药公司仍迫切的使用替代终点，因为与使用生存作为终点的试验相比，使用替代终点，需要人组的患者数量较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完成试验。FDA和EMA认为替代终点是可以接受的，并且大部分药物的批准是基于替代终点的研究结果。1990年1月至2002年11月，FDA基于替代终点通过标准审批流程批准了68%(39/57)的抗肿瘤药物，通过优先审核流程批准了14种药物。在欧洲，1995年1月至2004年12月获批的大多数抗癌药物是基于替代终点，例如肿瘤体积的缩小，但肿瘤体积的缩小通常并不能转化为患者生存时间的获益。

在2012年批准的12种药物中，11种药物只能给患者带来较小的获益，因此2013年，超过100位肿瘤学家抗议抗癌药物高收费。审批流程疏漏和疗效评价低标准刺激了追求边缘性结果和基于重复丁作和冗余制药流程的仿造心态。除了抗癌药物，审批的低标准造成了90%公司研发的新药与已存的老药相比，只有较小的或没有临床优势，并且存在较高的严重不良事件风险。监管机构的疏漏给患者和临床研究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一些小的改变就会极大地提高抗癌药物和临床研究的质量。意大利的马里奥·内格里研究所( Italy's Mario Negri Institute)的领导者长期以来提倡开发、监管和使用优效药物的连贯性。他们认为Ⅱ期临床研究的结果通常缺乏说服力，因此监管机构没有理由不坚持以随机、改善患者生存的Ⅲ期临床研究结果作为批准药物的依据。患者和他们的医生应该坚持这一点——为保护公众而建立的监管机构批准新药上市要基于证明新药临床有效性的明确证据，基于那些设计方法严谨，且与现存有效治疗方案对比的临床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