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公布的一项国际犯罪调查就已经显示,在全球30个国家中,新西兰汽车盗窃案发生率排名居首位,入屋盗窃案居第二位,人身伤害案居第五位,抢劫案居第十位,受害者为女性的性侵犯案居第十一位。
与此同时,国内的另一项也数据显示,新西兰平均每天发生55起暴力性侵犯案件, 10起性侵犯案件,每10分钟一辆车被盗,每9分钟发生一起入屋盗窃案,平均每天有8起伤人案发生。
90年代初的一次公民投票结果显示了绝大多数新西兰人期望政府严惩犯罪的决心,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治安越来越恶化,民众对自身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可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意愿或能力重拳打击犯罪。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新西兰的政治及社会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原因。
国库资金不足
无论是国家党或工党执政,加大惩治犯罪力度就意味着将必须增加更多的警力,兴建更多的监狱。但是,新西兰外债高筑,国内各项经费分配更是抓襟见肘,额外的拨款的资金从何而来?
2007年,纳税人为每一位狱犯支付的税款为$92,345(每天为$253),比2001年上升了63%;兴建四所新监狱花费了八亿九千万元。
以此增长速度推算,现在每位犯人每年花费纳税人的金额恐怕在$180,000左右,每所新监狱的兴建成本将近三亿元,如果加上每年雇请职员的开支,这些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外界曾批评国家党政府减少一线警员人数,放宽罪犯入狱服刑要求。但问题是,目前的惩教成本就已经开支巨大,政府从何处征收资金?执政党如果加收燃油税,提高GST额度,纳税人愿意吗?
选举文化及制度作怪
自从1992年移民新西兰,我先后经历了八次大选。奇怪的是,没有一次加大惩治犯罪力度成为选民最关注的议题。经济,就业及医疗等民生的诉求在选前总是冲淡了对执政党实施严打的要求,各政党实际上在选前并没有承受到太大的政治压力。
贫穷导致犯罪,可新西兰一些贫穷选区一直是左翼政党的票仓,左翼联盟并不希望在严打中伤及选票,这也是国会一直无法通过有效严打法案的原因之一。
工党曾在绿党的支持下以微弱6票优势通过了“囚犯和受害者赔偿法案”,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囚犯在监狱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可以要求金钱赔偿,在Paremoremo监狱中,就曾有五名囚犯声称被单独监禁受到精神损害而控告政府惩教署,成功索赔$130,000元。
新西兰政坛上总有一种声音在质疑,严打就可以改善社会治安状况吗?有些左翼人士甚至认为,国家党政府削减穷苦人的救济,逼使他们就业才是导致治安恶化的主因。这些人没有一技之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偷窃及抢劫成为了生存中一项选择。
新西兰自从1996年实施MMP制以来,没有一个大党可以单独执政,就算右翼联盟上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中间偏左小党同盟的制约,国会通过任何打击犯罪行为的法案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
人权成为了罪犯的保护伞
不少新西兰人心地善良,太过讲究人权,尤其太注重罪犯的人权。这就导致政客们在对待严惩罪犯法问题上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新西兰第一家私营监狱“伊甸山”投入使用后,外界不少人对监狱的豪华感到震惊。位于奥克兰市中心的伊甸山监狱由英国私营公司“Serco”投资2.16亿元兴建,狱中健身房、台球桌、篮球场、标准间一应俱全,牢房内部还安装有地暖设施,住过新西兰这种舒适的牢房,囚犯出狱后怎会不重新犯事?
此外,不少小偷的家庭都领取着政府的福利金 。父母在申请福利时将子女一起考虑计算 ,而当子女犯罪造成损失需要赔偿时 ,父母又立即区分开,从而推掉赔偿责任 ,这种分享犯罪收入,但又推卸赔偿责任的父母怎会去用心管教自己的孩子?
有人说,新西兰的法律对少年小偷给予了各种保护的权利,少年罪犯无须受到任何有效的惩罚。不管这些少年小偷偷了多少次,偷了多少财产,只要年满18岁时,以往所的犯罪行都将被注销。
小偷们犯案失手被捕,只要表明自己没钱,法律条文立即就变得苍白无力,法官不会扣除小偷的福利金,以免影响小偷的正常生活。
在逃犯依然可以领福利并非笑话,而是新西兰的现实,国家党政府不久前才刚刚堵上这个漏洞。
各政党不愿背上违反人权的名声,选民对国会通过严惩犯罪的法案的期待能难以如愿。
对策
在过去二十多年,记不清有过多少次的万人签名请愿,也曾见过多个压倒性的公投结果,但是,这些都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也从没能让执政党改变主张。
也许现在还有人会记得李满朝先生,他因保险柜及现金被盗走而亲身感受到了新西兰法律的不公。 李满朝先生撰文向社会鸣不平,行动党也为此大张旗鼓宣传,希望为受害人讨回公道。这个案件在2005年大选前夕可谓轰动一时,送入国会的万人请愿书似乎石沉大海,如今的治安并没有一点改善。
行动党一直高举严厉打击犯罪的大旗,但由于其过于偏激的经济政策,导致支持率一再下跌,最终难在国会中对严打议题起到作用。
假如在下届大选中出现一个专门以严打犯罪为诉求的新政党,或许可以得到来自社会各个族裔选民的支持,可能会使执政大党妥协。新西兰的MMP制度决定了小党制约大党,大党向小党屈服的可能性。
这是一块试金石,如果在下届大选中,一直极力要求严打犯罪的选民们没有力挺这个小党,则证明治案虽然恶化,但仍在人们的容忍范围之内。
新西兰犯罪率居高不下,监狱设施太过舒适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囚犯并不畏惧被重新投入监狱,再次犯案也就成为必然。
被判终身监禁的杀人逃犯PhillipJohn Smith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落网后巴不得早日被引渡回新西兰,毕竟这里的监狱冬日有地热,夏天有空调,房间还较为寛敝,住得相对舒适,他被关在炎热的巴西,恐怕遭罪不小。媒体曾经报道,杀妻弃女的薛乃印在美国被捕之后反而如释重负,因为他不必再东躲西藏,夜里睡在车中,回到新西兰的监狱好吃好喝,睡得也安稳。
兴建新监狱缺乏经费,让罪犯在家服刑又无疑助长了不法分子重新犯罪的欲望。
新西兰政府可以仿效欧洲一些富裕国家把狱犯外送的方法,将刑期长的囚犯送往附近的岛国服役。这样既可减少成本,又能让邻近的贫穷岛国增加收入,最关键是可以对不法份子起到有效的阻遏作用,因为没有一位新西兰犯人愿意在天气炎热,监狱设施极差的贫穷岛国服刑。
在新西兰居住时间越长,对政府加大打击犯罪力度的期待值就越低。其实,真正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的主因是新西兰人自己,因为选民的诉求决定了政党的执政理念的走向。
每一次谋杀案的发生都会刺激人们的神经,让人愤怒,可是,一到大选,又有多少选民还记得那段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