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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马克斯·韦伯是能向我们最好地解释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的三大哲学家之一（另外两位是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

韦伯1864年出生于德国埃尔福特，在成长过程中他目睹祖国被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所震撼。城市规模爆炸性增长，公司大量成立，新的管理精英逐渐取代旧的贵族阶层。韦伯的父亲在政商两界左右逢源，在新时代变得很富有 ，留给儿子的财产足够他当独立作家。他的母亲性格内向素净，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身体力行基督教极为虔诚节欲的生活。

韦伯年轻时学业很成功，但当他三十几岁时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因为父亲对待母亲的方式问题和他大吵一架。结果父亲第二天就去世了，儿子觉得是自己过失杀了他。这导致韦伯严重抑郁和焦虑。他不得不放弃大学的工作，接下来两年都闷在沙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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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他妻子玛丽安娜和他母亲很像。这段婚姻缺少欢爱，两人神经质般争吵不休。直到韦伯和19岁学生爱尔赛·凡·李希特霍芬发生了一段让他解脱的恋情，他在智识上才好转， 爱尔赛在性方面很超前，她的妹妹弗里达和她性情类似，嫁给了小说家大卫·赫伯特·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译者注）。马克斯·韦伯的生活是和他同时代的弗洛伊德生来要致力于研究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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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一生基本默默无闻，但其后他的名声呈几何级数增长—因为他开创了一些重要思想，以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和未来。

1. 资本主义为何存在？

我们感觉资本主义很正常或是注定会发生，其实不然。从历史上看，它只不过近期才出现，且只成功地扎根于有限的几个国家。

大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特别是蒸汽机的发明）。

但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的产生源于一套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而非科学发现。

宗教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发生。不是任何宗教，而是兴盛于北欧的一个特别的、非天主教的宗教，资本主义曾经在北欧特别有活力，现在依然如此。 资本主义是由新教，具体来说加尔文教派创建，这是由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和他在英格兰的追随者—清教徒们发扬光大的教派。

在他1905年出版的大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列举了他认为基督新教对资本主义如此重要的几个原因：

i) 新教每时每刻让你有负罪感

韦伯认为天主教相对更轻松。误入歧途的天主教徒可以定期忏悔，通过神父洗清罪过，恢复上帝眼里的好名声。但新教没有涤罪一说，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宽恕罪过，而他在审判日之前不会表明心意。韦伯称，这使得新教徒的焦虑大大增加，终身都有负罪感，要在严厉的、无所不知却沉默不语的上帝面前展现他们的美德。

ii) 上帝赞赏勤奋工作

在韦伯看来，新教徒因有负罪感从而执着于勤奋工作。亚当的罪过只有通过不停的劳作来去除。天主教旧贵族喜欢的休闲、放松和狩猎都要遭天谴。自然而然的，新教的节日和休息日少了很多。上帝不喜欢休闲时光。赚来的钱不能挥霍于及时行乐，而永远只能用于投资明天。

iii) 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圣的

天主教徒把神圣工作的概念局限于神职工作。但新教徒宣称任何工作都应以上帝的名义去做，哪怕是面包师傅或账房先生。这给所有职业以道德力量和热忱。工作不只是为了生存，它是向上帝展示美德的宗教使命。职员应该和修道士一样严肃虔诚地对待办公室工作。

iv) 社会比家庭更重要

在天主教国家，家庭曾经是（现在大多还是）最重要的。大家为亲戚找工作，帮助懒惰的叔叔、没太多内疚地假公济私。但是新教徒看待家庭没那么仁善。家庭可能成为自私自利动机的避难所，与耶稣所说基督徒应当与全体信徒的大家庭而不是自己的小家庭同休戚与共的指令相背。对早期新教徒来说，人应无私地奉献于社会公共领域，每个人都应被公平而有尊严地对待。为小家舍大家简直罪大恶极，应该摒弃狭隘自私和小家观念。

v) 并没有什么神迹

新教徒不去理睬神迹。上帝不是每天在幕后盯着，随时扳动扳手。祈祷不见得马上就有回应。天意显现没那么奇幻天真。韦伯称之为"世界的祛魅"。相反，新教徒的哲学把人的行动作为重心：日常世界被事实、理性和可发现的科学法则主导。因此，飞黄腾达并非天注定，也不能靠恳求祈祷得来，它只能是常年缜密思考、诚实行动、勤勉且明智工作的结果。

韦伯和马克思之间的争论围绕着宗教的作用展开。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鸦片”，导致人们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恐怖一面。但韦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宗教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肇因和最重要的支持者。人们不是因为宗教而容忍资本主义，而是因为宗教成为资本主义者。

2.怎样发展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在35个国家发展得不错，在韦伯最先观察的德国可能发展得最好。但在其余161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得可以说根本不行。

这让人困惑苦恼。富有国家每年有数十亿美元救助资金转移至穷国，用在疟疾药物、太阳能面板、水利系统和妇女教育上。

但韦伯式的剖析告诉我们这些物质上的介入根本没用，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个物质上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思想层面着手解决。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带给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思想。

韦伯的分析认为，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成功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焦虑和负罪感，他们过于相信神迹，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日无柴烧。他们的成员安于假公济私，爱家甚于爱国。

IMF Director Christine Lagarde Visits Mozambique For Africa Rising Conference

韦伯认为要成为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见得只能转信新教，新教不过是带来了最先实现资本主义的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在宗教意识形态之外能够存续下去。

换做今天，韦伯会劝告资本主义传播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对应的“文化”上。一个国家对生活的态度、希望和理解决定经济繁荣与否。因此改革经济之路不应通过物质资助，而应该通过文化上的援助。一个经济体决定性的问题不是通货膨胀率是多少，而是今晚电视上放什么节目。

3.为什么资本主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地球上最穷的国家）发展得不好？

韦伯会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不幸的国家心态错了，和莱茵德国相去甚远。他们家族观念强，相信神迹，不认为上帝要求他们做个诚实的工匠或理发师……

韦伯的观点是，资本主义要在发展中国家生根，带去更高生产率和更多财富的优势，需要改变心态，逐渐形成类似加尔文主义升级版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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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两本著作里写到他认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毫无益处的两个宗教—印度和中国的宗教，阐述他对全球发展的观点。对韦伯而言，印度教的种姓制度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无从逃脱的社会地位，以至让任何商业努力都无效。灵魂转世的轮回信仰也催生了直到来世事物才能转化的观点。同时，印度教对家族的意识形态减轻了个人责任的压力，鼓励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这些理念影响了经济；今天韦伯学派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日内瓦和埃尔福特有众多很棒的公立医院，而在金奈和瓦拉纳西则屈指可数。

韦伯也注意到中国类似的无益资本主义的因素。儒学让传统过于厚重，人无力反思做事的方法。对官僚体制的投入产生了一个静态社会，然而创业精神来自焦虑和希冀的有效融合。

4.我们怎样改变世界？

韦伯写作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他身边很多人都致力于改变事物：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分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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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想改变事物，但他相信应该先研究世界上的政治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他认为人类在历史上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权力。最早期社会依靠他所称的“传统权威”运转。国王依赖传统信念和神学的吸引力提供其掌权的合法性。这种社会非常静态，极少允许主动行为。

它们随后被“魅力领袖权威”的时代所取代，个人英雄，最有名的是拿破仑，凭借富有魅力的个性得以掌权，用激情和意志改变他身边一切事物。

但韦伯坚称，俱往矣，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名为“官僚权威”的时代，权力由大量错综复杂的官僚部门掌控，而老百姓对他们如何运作疑惑不解。公职人员在会议上和办公桌上究竟干些什么并不明了。官僚凭知识获得权力：只有他们知道事情怎么运转，局外人要好几年才能弄清楚（比如，购房政策和教育课程是如何组织的）。大多数人直接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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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的统治对那些想改变国家的人来说影响重大。常常有一种可以理解但实则被误导的愿望，即认为换掉领导人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领导人被想象成大权独揽、决定一切。（例如奥巴马取代布什并没有带来一些人期待的变化；对这一点韦伯不会感到奇怪）

韦伯清楚，今天重大的社会变革不能通过个人魅力来获得。感觉好像政治变革应该由激情演讲、愤怒的大游行、振奋人心的姿态，比如出版畅销革命书籍来实现。但韦伯对这些愿望持悲观态度，因为它们并没有顺应现代世界运作的真实情况。战胜官僚内部的权力只能靠知识和系统的组织。

韦伯鼓励我们认识到变革的过程虽然复杂缓慢，但并非那么不可行。如果我们要改善事物，很可能不得不遵循看起来不那么戏剧化的步骤，通过仔细组织统计数据，耐心地向部长们陈诉情况、对委员听证会提供证词和仔细研究预算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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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韦伯虽生性谨慎，但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许多如何改变事物的理念。

他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要改变国家，思想可能远比工具和金钱更重要。这是极其重要的观点。

我们了解到，太多我们认为与客观的外部力量相关联的东西（我们因此觉得完全超出自己的控制），实际上取决于那些完全私密而更易变的东西的影响：我们头脑中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