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有一个曾经辉煌的国企，亏了几年，政府想着还有一口气，把他趁早卖了，还能卖个好价钱。

于是经过中间人的牵线搭桥，国企被卖给了一个海外商人，成为了民企。3年后，某经济学家发文指控这是一起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几个月后，该商人被逮捕，判刑十年，资产被拍卖。

这家国企就是科龙，90年代中期制冷家电行业的一哥，如今已被海信收归旗下。这名商人就是顾雏军，3年前出狱后开始了漫长的“秋菊打官司”申冤之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头戴着“草民完全无罪”的高帽子，愤怒的否认让他获刑的所有罪名，并且实名举报恶意陷害他的官员，指责郎咸平当年收了400万港元来撕他。

顾雏军的案子至今还在审理，谁是谁非，外人也很难说的清楚。

但这件事情绝非个案，在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历史中，极为常见。以2001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为例子，因为涉及政治而倒下的商人不计其数：

第2名的杨斌，2002年被查，

第3名的仰融，2002年被查，

第8名的吴一坚，2015年被查，

第18名的徐明，2012年被查，

第20名的顾雏军，2005年被查，

第27名的黄光裕，2008年被查，

第37名的唐万新，2004年被查，

第39名的蒋泉龙，2015年被查，

第48名的刘绍喜，2014年被查，

第50名的楼忠福，2014年被查，

第53名的祝义才，2015年被查，

第57名的翟家华，2013年被查，

第63名的罗忠福，2008年被查，

第76名的周伟彬，2006年被查，

第86名的宋如华，2004年被查，

第88名的许宗林，2005年被查，

第94名的周正毅，2003年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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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名上榜富豪，十来年间就有17名先后被查，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并且还留在榜单上，不代表着就安全，定时炸弹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的财富来源，和政治之手的紧密关联。中国不但是全球最快的财富增长地，同样还是全球最高的风险市场之一。以时兴的话来说，在中国赚钱，就是一笔“风险投资”，来得快，也有可能去的很快。

这当然给了骗子们许多的机会，但是不代表着你遵纪守法，就能够躲开风险。

比如上面榜单中第2名的杨斌，和第3名的仰融，就是两个对照鲜明的案例。这两名商人，都是在辽宁发迹，也在2002年同一年出事。出事的原因就在于2001年沈阳慕绥新、马向东一案的爆发。

杨斌是个典型的中国式骗子，通过吹嘘自己的荷兰高科技农业概念，圈来大笔的银行贷款和土地，甚至玩到了“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长官”的头衔上，其招摇撞骗的功力，也是天下罕有了。

但仰融就不同了。

90年代初，仰融在香港赚了一笔钱，想搞实业，投资造汽车。在那个年代，汽车产业是有严格的审批限制的，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和政府合资，这家名为“金杯客车”的公司，沈阳市政府控股60%，仰融占股40%，得到了出生证。

接着，仰融打算将金杯运作去美国上市，融资做大。于是就像后来流行的那样，他在百慕大注册了一家华晨中国公司，持有金杯的主要股权。这个时候，政府传话给仰融说：“你去美国上市的这家公司，大股东应该是一家中国实体，而不能是外资私人企业。”

为了满足要求，仰融又成立了一个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全权持有仰融在华晨金杯中的股份。这个基金会，名义上来说，是属于国有的，是为了规避法律限制，但实际上来说，都是仰融个人注资的私产。在官商关系融洽的时候，一切都不是问题，但是当权力支持者倒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

2002年，辽宁新政府宣布，基金会名下的所有股权，包括仰融在华晨中国的权益，均为国有资产，要求他将这些股份转让给省政府。仰融一声叹息，只能仓皇出逃。

这正是中国资产阶层的困境所在。

你想赚钱，就必须跟政府打交道，因为我们的政府之手权力太大了。你注册公司，拿项目，银行贷款，融资上市，几乎在每一个环节，都要得到政府的审批。政府的一张放行条，往往就意味着你的飞黄腾达，使一点小绊子，就能让你头破血流。于是在绝大部分行业，你都必须跟政府合作，或者让权力参与利益的分成。

即使你的手是干净的，也不意味着你的资产就是百分百的安全。谁知道是否会有那么一天，权力之手忽然看上了你呢？

这毕竟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在上面的榜单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17名落马富豪中，7名在2002至2005年之间中箭，7名在2012至2015年之间倒下，占了所有出事富豪的绝大部分。

这两个时间段，刚好都是官场的大洗牌时期，新政励精图治，旧官僚被清洗，也是资产的风险高发期。随着新政统治巩固，矛头指向新项目的“共赢”，风险就渐渐降低了。

一个时代十年，三年风险高发期，七年无忧赚钱期，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风险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