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多数美高党而言，留学的目的是为了进入一所心仪的大学，但有多少学生真正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去选择想要的人生，而不是名校本身？Pamela Paul笔下的优等生之路和我们今天所做的升学规划十分相像：“按照心仪常春藤大学的要求，计算了综合素质中关于在特长和全面发展的精确比例，然后努力让自己接近这个比例”。Pamela Paul如愿进了布朗大学，并根据自己的“最低付出”原则维持好成绩，然而在进入职场之际，她突然发现之前的路径全是错的，因为“生命是一场需要完全体验的伟大冒险，而不是一份需要逐项完成的任务清单。”PamelaPaul目前是《纽约时报书评》的专题编辑和童书编辑，她的自述对于所有高中生而言都有借鉴意义。
我上高中时，班里有些学生十分用功、压力巨大，有些学生则很清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也有一名学生则与众不同，他整天神情恍惚地出现在教室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在美国，中上阶层那些争强好胜的孩子们所上的中学大抵如此。
我在班里属于中等生，天资还行。当时我觉得如果一切都按我的设计实行，毕业时我就能实现我所有目标，然后我心仪的那所常春藤联盟(IvyLeague)高校就会向我伸出橄榄枝。最后，这个成绩会让我的老师惊叹不已，或者至少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这样的表达可能会让人感觉，我就是那种干瘪的“X一代”(指婴儿潮过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美国人——译注)，激动地指指点点，向“零零后”的孩子说教。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多年后才学到的教训：成绩太好的孩子学到的东西往往比别人少。
更清楚地讲，我所说的成绩好的孩子与那些先天出众或后天培养的人才是极为不同的，与那些志向远大的精英也是极为不同的。这些孩子既不具备前者出类拔萃的资质，也没有像后者一样付出过超越常人的努力。他们只是按照外界的期望做事，仅此而已。
拿我来说，仔细研究了《菲斯克大学入学指南》(Fiske Guide toColleges)和《大学入学内部指南》(The Insider’s Guide to theCollege)后，我按照自己所选的那所常春藤大学的要求，计算了综合素质中关于在特长和全面发展的精确比例，然后努力让自己接近这个比例。
当然，我以标准化考试为学习目标，但我不会去上大学理科预修课程(因为不一定能拿到“A”)。到了中学的最后一年，我精心围绕着热播剧集《圣芭芭拉》(SantaBarbara)和打工的时间来安排选修课程，这样我每天下午一点就能放学，然后回家看电视。
上了布朗大学(BrownUniversity)后，我仍然坚持这种做法。这所大学没有核心课程，其教育结构极其适合我的最低付出准则。不想上理科？那就不用去，而且可以把数学置于脑后。作为一个不求甚解的半吊子学生，我避重就轻地选了那些我感兴趣而且能拿到高分的课程。
风险平衡理论认为，你可以把游乐场变得更安全，但这只会让孩子做出更危险的举动。人总是能找到打破限制的方法，不论是自主的还是被迫的。就我的情况而言，我有些坐不住。作为五音不全的无神论者，我参加了唱诗班。我还加入了女子英式橄榄球队，虽然接球让我感到害怕，遭到对手擒抱更是让我魂不附体。但参加这些活动不涉及什么“重要”决定，比如我的学业成绩和我毕业后的发展轨迹。
如果你渴望成功而又知道怎样去获得成功，那为什么还要进行不必要的尝试呢？为什么要冒失败的风险呢？
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犯错误会让人真正学到东西，知道哪里不对以及如何纠正。成绩优异但颇感迷茫的新高中毕业生正越发认识到，并不总是表现良好，或并不总是有人说自己表现良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让自己远离挑战、失败和有意义的奖励，这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而现在把孩子们同这一切隔离开来的则是整个体制。家长的过度溺爱、学校的高分至上和容不得半点错误的大学预科体制(除非所犯的错误能成为大学申请书中博取同情的素材)——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允许那些有抱负的孩子们去冒失策的的风险。他们不容有失，更不用说把下午的时间用来看肥皂剧了。
时下，在各个层次，完美的孩子们都在完成着各项任务。去年，曼哈顿的一所学前班传出这样的消息，一名12岁神童拿到了大学入学通知书——12岁！这所学校真是让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家长们低声说：“她怎么做到的？”答案同样口耳相传。这个孩子的母亲解释说：“你让她跳的时候，我女儿不仅会跳，而且还会问，‘要跳多高？’”
我不怀疑这个孩子将来会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假如她不想成为杂技演员呢？在她沿着求学之路向上攀爬的时候，她争先创优的欲望会不会减弱呢？
成绩良好的学生生活在一个高风险世界中，在这里拿到“B+”就相当于失败，而失败是不允许的。所以，当他们越来越多地靠作弊写论文和通过考试时，你会感到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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