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尼晨锋报》报道，Carr在文章中写道：“一位美国公民Rupert Murdoch捐出$1500万成立了专家小组，专门研究美澳关系。我当时担任州长，回想起来，当时针对这件事的讨论都认为，他的目的之一是对抗澳洲高校存在的反美情绪。后来，我在美国研究中心工作，该中心的工作成效颇为显著。澳洲与美国签署过安保条约，两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值得研究。根据最新统计，有许多研究中心都在从事这方面的探究工作，而看待澳美关系的最初观点都是积极的。”

Carr写道：“Peter Martin可能还没读过我们关于六个重大政策的报告，每一份报告都是委托给资深学者撰写的。我们也有部分责任，没让这些报告在网站上更显眼。最近一份报告的主题是‘如何向中国扩大牛肉和活牛的销售量’，撰写报告的是昆州大学的专家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报告是关于‘如何鼓励汉语学习’的，撰写人是墨尔本大学的Jane Orton博士。”

Carr还说：“2014年，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发生纠纷，两国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关于‘澳新美条约（ANZUS）是否会使澳洲卷入战争’这一问题的讨论。ACRI并没有去寻求身在中国的智囊专家的分析帮助，而是委托了两名美国同盟关系的专家，包括La Trobe大学的教授Nick Bisley以及澳洲国立大学（ANU）的Brendan Taylor博士。两位专家完成了关于澳新美条约是否会在东海问题上发挥作用的报告。”

Carr指出，美国的其他盟友在对华政策方面“比较务实”。他写道：“新西兰在澳洲之前就抓住了自由贸易的机会，向中国大肆推销红酒、羊肉和奶酪等产品。我们委托新西兰前驻中国大使Tony Browne教授做出了一份报告，结果显示，新西兰在对华政策上‘并未涉及到自己的盟友’，即澳洲和美国。这就是所谓基于国家利益的政策。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Kerry Brown教授撰写了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报告，结果显示，英国自制定对华政策时，所考虑的重点也不是美国。”Carr认为，这两份报告都足以证明，澳洲在制定和实施对华政策时应以本国利益为重。

Carr还在文章中写道：“此前，有很多人针对中澳自由贸易协定（Australia-China Free Trade Agreement）里关于劳动力流动条款进行了批评。ACRI的副院长James Laurenceson教授撰写了许多资料，每一份都有详细的脚注，对这些批评意见进行了最好的解释和回答。参议院原本对自由贸易协定有诸多否定，澳中关系研究院的工作则帮忙消解了这些疑问。”

Carr指出：“关键问题在于，一些评论家认为澳洲政府在面对中国时显得‘过于软弱’。这些评论家所倾向的对外政策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冷战时期的感觉。他们希望澳洲政府不要考虑中国的领土声明，派船到南海去巡逻。这样一来，澳洲就成了美国的诸多盟友里唯一采取此种行动的国家，而动机只是因为美国告诉澳洲应该这样做。评论家们还敦促澳洲抵制亚投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通过口头交易从日本买潜艇。这样看来，他们似乎是想要和日本也签下类似澳新美条约的协定。”

Carr指出，上周，澳洲总理内阁部（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的前主管John Menadue把注意力转向了Jennings的智囊团。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发表文章，展示了ASPI和“美国和澳洲国防与情报联合”之间的紧密联系。Carr写道：“这个智囊团颇值得推敲。它从纳税人身上收取了$590万的资金，从该智囊团的报告来看，其首要目的就是打击澳洲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对华政策。”

最后，Carr总结道：“为了保持平衡，澳洲应该起用一个能看到澳中之间伙伴关系的希望与可能性的智囊团。毕竟，澳中之间的关系对澳洲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重要。”

内容来源：悉尼晨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