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逾中年，心脏难免有些毛病，一个好朋友最近便因这事走了趟医院，并且是全国知名的专科医院。好不容易约了主任大夫，没想到这位大医师一进来问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怎么样了”，也不是“你觉得不舒服多久了”，而是“你有什么关系”。还没来得及回答，忙碌的主任医生便立刻补充说明：“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

在我看来，这位大夫的“你有什么关系”，可真是十分中国的一句话。因为所有传统中国社会的早期经典都会告诉我们，中国是个“人伦”社会；而在这个由亲至疏、从远而近的伦理网络里头，关系乃是种界定了一个人的位置与身份的主要骨干。想要认识一个人吗？想要了解你是谁吗？只要弄清楚身处的关系网络，便可思过半矣。在这样的社会里头，一个人就是某个人的子女、某个人的父母、某个人的配偶、某个人的表哥、某个人的学生、某个人的上级、某个人的朋友……除去这种种身份联系和人伦网络，他几乎什么都不是。我们怎样对待另一个人，也取决于我和他在这个关系网络上的相对位置，近一点便亲一点，疏一点便冷淡一些。

本来这也是很正常甚至很普世的一回事，恐怕举世皆然。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还会把它安放在制度的层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行当都因这种关系思维而有了各自该有的“样子”。当官的就该有当官的样子，但他在做儿子的时候便该对父亲表现出一个儿子的样子。那么，一个做医生的人又该有种怎么样的行为规范和表现方式呢？

当一个医生见着病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什么关系？不是直接关系的话，我不看”时，我们一方面或许会觉得这很自然，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感到很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因为我们通常又以为，一个医生该有的样子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他不该以病人和他的关系之远近来判断他要不要诊治这位病人；更何况这还是家公立医院，是个以纳税人和国家收入来支持的国家建制。

 我们今天相信，但凡以公款设置的机构，但凡以国家和公民之名成立的制度，都不该在办事的时候产生因人而异的情况；所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交人员也不能因为你不是司机他爸就不让你上车。在这套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底下，关系并不重要；至少在常规制度之中不能突显关系的重要。因此，先不论医生这个专业的普世规范，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是不该理会病人有什么关系的。

言必反西方反普世的论者可能会怀疑这套观念会不合国情；但重点不在上述这套观念是不是洋人加给我们的，而在于当下的中国人是否都已经接受并且认同了这套观念，把它当作常识。我敢打赌，今天的中国人都会认同公共制度应该平等待人，都不会赞成身份和关系的介入。因为据说这个国家的建国理念是社会主义，而这个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强调的就是公平了。身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民，当然晓得什么是公平。

既然这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大家都相信公共制度不能理会个人的身份和关系，那为什么一家公立医院的主任医生会不假思索地便问病人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还都好像感到十分正常呢？

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乏常识，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朋友看病的故事，只不过是这个状况的又一例证罢了。它的形成，其中一个原因是制度设计并不真的符合它所宣称的理念。再具体且直白地讲，它宣扬平等，但反而在实际上推行且固化了另一重要身份的网络。自延安时代开始的干部等级配给制，现在已经变成了覆盖全面的身份体系。如今我们中国人看人，看的不只是他是谁的儿子、谁的爸爸、谁的同事，还要看他是什么“级别”。又或者你没有“级别”，但你的爸爸、你的儿子和你的同事有“级别”有“身份”。

于是我们就能理解那位医生所说的“关系”和“直接关系”了，他当然不是在问你是不是他儿子，他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某个有“级别”有“身份”之人的“直接关系”；而那个“级别”还必须够高，“身份”必须够大。一方面他好像违反了大家的常识，另一方面却又很符合提炼自现实的常识。因为我们的公立医院真的会讲究身份差异，并且是在物质层面上讲究。曾经传说一时的“八成公共医疗资源用在干部身上”就不用说了，尽管官方后来说它不符实情，可始终说不出“实情”是什么。就看媒体拍到的吉林“白求恩医院”的高级病房，那简直是星级酒店的行政大套房。吊诡得很，这家公立医院还叫作“白求恩”，一个真正无视身份差异的国际社会主义者。还有比这更能说明眼下中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