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内高调推进的反腐活动产生的国际影响正日益扩大，这不仅是因为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被拉下马来，极具新闻效应。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海外追逃全面展开，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内的贪腐分子的藏身天堂已经成为中国反腐的第二战场。

对中国政府来说，跨国反腐的意义非常重大，一方面它前所未有地释放出中国政府不会向腐败分子妥协的信号，另一方面它也回应了部分海外的舆论质疑，阐明目前的反腐是出于严格执法的诉求，绝非单纯的政治斗争而已。

曾经逃遁至澳大利亚但最终通过新西兰暂时洗白自己的闫永明（化名刘阳）就是被跨国反腐逼进死角的最新案例之一。这位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的原董事长潜逃后一直被公安部门通缉。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证据显示，他所涉嫌诈骗和贪污的案值可能高达2.5亿美元。2007年6月7日，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已将追缴的部分赃款约2125万人民币移交中国警方，而新西兰警方针对闫永明的调查也持续了近三年：2014年8月，警方突袭闫永明位于奥克兰市中心的豪华公寓，而法院先后冻结闫永明夫妇名下多项资产及银行存款450万新元。2016年8月，闫永明与新西兰警方达成协议，他将缴纳4300万新西兰元（约合2.1亿人民币）罚金，求得当局就涉及洗钱的民事调查和解。

在中国国内舆论中，闫永明的罪行清楚确凿，实属巨贪，理应得到严惩。但在澳新十余年中，他居然逍遥法外甚至成为新西兰公民，即便被警方调查，至今还能花钱暂保平安。除了莫大的唏嘘与讽刺之外，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做到目前这一步已属不易。境外追逃追赃难，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极大的国际影响，但是在政治领域与司法体系方面仍显出话语弱势和孤立性。比如大众普遍了解的是，中国仍然对腐败犯罪保留死刑，因此许多国家根据“死刑不引渡原则”拒绝配合中国反腐。但事实上，除了这种法条本身的差异，中国与外国合作执法制度建设长期滞后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国虽然已经同近40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类条约，但是与腐败分子主要潜逃的目的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却并没未签订引渡条约。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侦办案件的原则及手段一直以来被包括国内主流媒体在内的许多观察者所质疑和诟病。包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内的司法界同行常常拒绝接受中国单方面提供的证据。而追赃比抓人还难，因为任何国家都几乎不排斥海外私人资金的流入。不论性质如何，海外流入的巨额资金往往已经在本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赃款追缴有可能造成资金外流，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誉和国内其他经济利益，而且追缴赃物还会涉及到民商法范畴的财物纠纷。因此不达成追缴赃款的分成机制，很难调动海外当事国积极性。

比如对闫永明的案件，新西兰警方的调查重点锁定于追缴犯罪所得，但并未以涉嫌洗钱罪起诉之。因为依据新西兰2009年底生效的《追赃法案》，举证遵循“盖然性”，即只要存在较大可能性即可被法院采信，而洗钱罪要遵循刑事案件审理原则，要求“或然性”，即法院只采信“铁证”，而这个铁证又要求特定行为在中国与新西兰同时违反同一项罪名，短期内显然难以达成共识。目前闫永明已经成为新西兰公民，除非新西兰方面最终证明他入籍不合法，从而被取消公民身份，否则被引渡和遣返的难度都极大。即便能引渡，也要证明闫永明实施了依据中国和新西兰法律都构成犯罪的行为；遣返时，也要提供证据材料证明闫永明在中国已经受到刑事追诉，不符合在新西兰继续居留的条件。显然，程序正义作为西方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牢不可破。 

反腐跨国难度不小，但是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一定是关键突破点。因为中国政府不仅谋求加大司法国际合作制度建设，亦在强化利用重点案例进行直接突破。

首先，澳新这两个国家稳定富裕、社会生活宽松，地理上又偏居南半球一隅，历史上也较少吸引中国主流舆论的关注，由此成为贪腐分子逃亡的理想汇聚地。比如人口只有四百多万的新西兰成为中国最新公布通缉的贪官所选择的第三大目的地，百人名单里占11席，甚至超过了邻国澳大利亚。

其次，澳新两国在最近十余年里与中国官方及社会各界都保持积极而亲密的交往，在国防安全之外的绝大部分领域都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司法合作也是内容之一。事实上中国与新西兰正在谋求签订引渡协定。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和澳新都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即便双方不存在明确引渡协定，同样有可能就追贪问题实现个案引渡。

最后，澳新两国华人社群的膨胀在最近二十年中才真正体现，大部分人是依靠技术移民和投靠移民来这里安居乐业。但是，部分出手阔绰身份又相对神秘的“投资移民”不仅引发了当地老居民的排外甚至排华情绪，甚至也让华人社区本身感到厌恶。这其中包括相当一部分逃到澳新后挥霍无度的贪腐分子。他们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蛀虫败类，更损害了全体勤勉正直的海外华人的声誉。因此无论在天涯海角，打击逃遁的贪腐分子都应该得到广大海外同胞的积极关注、期待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