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不出去就晚了”

2008年时，韩磊还是个“坚定不移派”。大专毕业的他经营着一家科技公司，买房买车，手头还有大量存款。人到中年，生活安稳，韩磊最大的希望就是小孩长大成才。虽然，朋友圈子里有人选择了“走出去”，但韩磊却是连国门都没出过。

“别人家的孩子”改变了他的态度。一次，韩磊到朋友家玩，朋友此前已经移民加拿大，小孩也在那边念书。他惊奇地发现，朋友小孩会在自己进门时打招呼叫人，说话时也彬彬有礼。而出国念书前，这个孩子并不怎么叫人。进一步了解，韩磊得知这个孩子自己还制定了计划，每天玩耍和学习都有安排，不需要监督，会自己主动去完成。

韩磊清楚记得，这孩子出国前成绩还不如自己的孩子。询问中，朋友将孩子的变化归功于加拿大的优质教育。

“再不出去，时间就晚了。”危机感瞬间占据头脑，韩磊觉得不能等了，必须送孩子出国念书。韩磊说，他担忧成绩中等的孩子会在高考里毁掉。在以成绩说话的高考中，每年只有极少比例的高中生能进入“985”或者“211”工程高校。

通过咨询，韩磊决心选择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项目。按照韩磊的打算，等到大儿子高中毕业，就可以前往加拿大念大学。随着对这个枫叶之国的了解，当地良好的教育环境、完备的社会保障、优美的自然风光，都对韩磊产生了吸引。当然，下一代的教育不是韩磊移民唯一的考量因素。他对生活环境越来越感到忧虑，雾霾日益严重，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虽然，我和公司都缴纳着高额的税费，但却没什么福利。”韩磊说。

北京奥运会展现了中国的活力，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之中，像韩磊这样的富裕阶层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丰裕的物质使得他们对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活、发展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

研究者将韩磊这批以技术和资本作为“敲门砖”的精英移民群体称为第三次移民浪潮。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面临着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国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分别以偷渡客和高知群体为主。

“现在，中国人有钱了，再也不是当时那种苦哈哈的形象了。”黄林，2001年便技术移民加拿大的广州商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认识的富裕阶层，更多是选择通过投资移民，目的是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作为投资移民的最受欢迎国之一，加拿大以其较高的性价比受到移民者的青睐：申请人须拥有至少160万加币（约885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并须向加拿大政府提供80万加币（约443万元人民币）的五年无息贷款，即可申请与家人一同移民当地。

这项于1986年推出的计划，已让许多中国人成功移民加拿大。据《南华早报》数据，仅2010年一年，就有超过3.4万名内地富豪通过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提交申请。广州的多家移民中介也表示，加拿大业务最受欢迎，许多中介公司都是靠做加拿大业务起家。

2009年底，韩磊拿到了排号，中介告诉他需要等待四到五年的时间。和韩磊同一批的移民申请者中，有人已经等待了超过5年，有人才刚刚补交了材料，当所有人的动作几乎凝在一瞬时，他们得知，自己的等待到头了。

更便宜的优质教育资源

“大氛围就是这样，必须花钱。”

作为一个生意人，韩磊后来细细算账发现，待在国内接受教育的成本并不低于移民。移民花钱，而在国内想要上好学校却不只是花钱这么简单。

虽然在市区有了住房，但学区并不好。2004年，大儿子上一年级了，为了孩子去一个好的小学，韩磊和妻子商量花了五十多万在南京市中心买了一套学位房。而在一线城市，学区房的成本会更高。2013年6月，北京市西城区就爆出有11万至18万元/平方米的学位房房源，甚至有“逆天”学位房的单价超过20万元/平方米。

搞定了学位房，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上学了。韩磊又托朋友打点了关系，花钱打点后才进入了小学。“小学里面也有好班差班，想进好班就得想办法”。

上学离家远了，韩磊又专门添置了轿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妻子也做起了全职太太，负责孩子的起居和学习督导。不久，韩磊的小儿子也出生了。韩磊的父母也加入到照顾小孩的队伍，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

“大氛围就是这样，必须花钱。”除了平时的学习费用外，逢年过节也免不了给老师送礼，以期老师能多关照自己的孩子。课余，韩磊还给孩子报了两个特长班，学习大提琴和艺术。朋友圈的孩子都这样，韩磊担心孩子不学就会落后。

等到“小升初”备考，韩磊又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一节课数百元。等到入学，韩磊又费了好大力气托人、送礼，孩子才进入了一所不错的中学。

大把花钱，还需要低三下四去求人，但孩子的表现却并没有提升。孩子升中学了，自制力仍然很差，妻子在督促孩子学习的过程中也变得唠叨。韩磊感到孩子的“教育征途”，正在吞噬整个家庭的精力和快乐。

和韩磊一样申请加拿大被拒的王兵一家，也是为了女儿惠惠的学业。王兵从一开始就讨厌一考到底的竞争性教育，希望女儿能接受西式的教育。

因此，惠惠两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幼儿英语，“一年也才2~3万的学费，这点投入不贵。”坐在宽敞的教室里，以游戏的方式教学很对惠惠的胃口，这为她的英语打下了良好基础。

等到惠惠上小学时，问题出现了。接受了西式教育的启蒙，成绩颇好的惠惠上课时会讲话和做小动作，因此招致老师激烈的批评。以往，惠惠只要高高举起手来示意老师便可自由发言，而在这个小学时，惠惠举手发言却遭到了老师呵斥。老师说，没指名让你发言时不可随意出声。

渐渐地，惠惠不再愿意去学校了，每天早上在家里磨蹭，不愿出门。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天性，他将惠惠送到了全日制的外校，一直从小学到高中，学习类西式教育的课程。然而，这片世外桃源也敌不过升学的压力，进入高中后，课程教学变得越来越紧张，女儿常常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才下晚自习。

韩磊也发现儿子的书包越来越大，高一的课程已经增加到九门，要应付的考试也越来越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过于早和过于残酷的竞争，苦不堪言的高考压力，助推教育移民的增长。与其说这些教育移民是在追求海外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如说“我们自己的教育太糟，异化太严重了”。

“加拿大等国优质公立学校向社会免费开放，比国内要更廉价。加拿大社会重视公平，教育也是以孩子为中心，家长也根本不用看老师的脸色，更不需要花钱送礼。”刘丽花，广州和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从事移民中介已经十二年了。她经手的大量移民案例中，多数都与子女教育有关。“而眼下这一代父母不像是之前那么死板，对孩子的教育也多了很多思考。”刘丽花感慨地说，这一代父母可能是最好的一代父母，他们富裕，懂得尊重孩子，也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刘丽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拿孩子的教育说服家长移民，是他们中介行业常用的沟通技巧：“有的家长一开始不愿移民，但是一谈到小孩教育，立马就下定了决心。”

牺牲大人幸福孩子

女儿的独立成长，让他觉得移民后的诸多辛苦都值得。

回顾移民加拿大的12年经历，尽管甘苦自知，但黄林觉得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了孩子嘛！”

刚到加拿大时，黄林的打算是“找个负责人的位置”，他觉得以他在国内的高管背景，“完全不算过分”。在看到一位计算机工程师的朋友，在加拿大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餐馆服务生，结果三天后还因为笨手笨脚被开除时，黄林心都凉了。

“后来我就做了超市里的季节工，帮顾客做导购、搬东西、弄推车。”黄林的求职期待一路从管理者、销售业务员、销售助理、兼职工落到了临时工，每小时只赚几加元。想到自己曾经打理过上千万的资金，黄林就只能安慰自己，“还好不是以这份工作维生”。

“牺牲大人，为小孩着想吧。”和黄林一样的移民，多数抱定了牺牲自己，为下一代考虑的想法，希望儿女能在异国他乡获得成功。黄林移民后，将尚在读幼儿园的女儿接到了加拿大。而现在，就读于多伦多大学的女儿正是他心中的骄傲。

加拿大教育的良好品质，黄林深有感触。女儿读一年级时，他被首次邀请去学校参加家长会。“我发现女儿的学校既没有课表，甚至连教科书也没有。”黄林急着问老师孩子学什么，那个老师似乎根本就没听过这些东西，摊摊手走开了。

让黄林感到放心的是，加拿大的小学将课外作业负担不超过半小时作为一项承诺，学校还邀请家长监督老师。另外，学校还提醒家长不要批评孩子，比较孩子。

加拿大老师对孩子的用心之处，也体现在每年的评语表，上面详细地说明了孩子的学习状况，每个科目到了什么水平。“就像一份分析报告，严谨仔细，就算是批评也是通过很妥帖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黄林说，看完报告就会感慨加拿大老师是真心关注并关心孩子的。

阅读、制作手工、做社区服务、准备presentation，女儿在接受全方面的锻炼之后，2013年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空间物理。“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对女儿的成长，黄林并没有像国内朋友那样事无巨细地操心。

女儿的独立成长，成为他在移民后的最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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