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法制晚报、美国美孕医疗中心邀请丁丁律师创始人林小建律师、美国JP代母公司CEO Barbara Molnar、试管婴儿资深顾问秦怡，深入探讨 “代孕的法律与伦理”这一热点话题。

代孕“合法化”之争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谁分娩谁为母亲”是传统观念上亲子关系认定的基准。代孕的最大挑战是对这种认定标准造成的强大冲击。然而目前需要进行代孕的不育夫妇不在少数。在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少数人”的利益不能也无法被轻易忽视。

有人认为只要不孕夫妇和代孕者在有知情能力、信息提供充分的情况下都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殖行为。所谓“一个愿打（出租子宫），一个愿挨(金钱租赁)”，买卖双方并无异议，既非胁迫，也无剥削，又未给他人造成不良影响，有何不可？

但更多的人对代孕可能产生的、给委托夫妻、代孕者、后代及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表示担忧：代孕 “出租”子宫，将自己的子宫物化变为制造婴儿换取金钱的机器，导致生育和婴儿商品化，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及伦理问题。

代孕的种种困惑

十月妊娠有着极大的不可预知性和不可控制性,因此存在着种种产生争议的隐患：如果代孕者妊娠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需要终止妊娠时如何处理？如果产下畸形儿及多胞胎时，委托夫妻会愿意认领么？如果不愿意，代孕者又拒绝抚养的话，那么这些鲜活的生命我们该将如何面对？代孕母亲在医院产下婴儿，出生证上的母亲姓名该是谁？和分娩记录不一致该如何处理？

另外，代孕过程中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代孕母亲和所生婴儿的关系到底如何界定？究竟谁是母亲？如果委托夫妻和代孕者存在亲属关系，那么情况将变的更加复杂。

2015年上海法治报报道：47岁女子花巨资找代孕，结果“胎死腹中”，人财两空，满腹怨恨；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在泰国代孕，生下双胎，其中一个是先天性愚型儿，夫妇俩拒绝领走残疾孩子，留给孤苦无依的马来西亚代孕母亲独自抚养，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以商业牟利为目的的代孕，如今一次又一次搅动法律和道德波澜，触动着人性伦理的底线，挑战着社会法制的漏洞。医学界也在寻求司法的支持，我们在拷问自己，现代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代孕的法律的条件，能保障妇女和子代的权益和安全？

世界各国关于代孕的立法

鉴于代孕的伦理争议较大，许多国家的法律都拒绝代孕，禁止商业性代孕更成为很多国家最终的选择。即便在代孕合法的国家，一般也被较为审慎地严格管控。比如禁止商业化代孕和营利性中介代孕须由法院审核批准等。

▲Barbara Molnar

Joint Perfect Inc CEO

亚太地区总裁

美国辅助生殖协会会员

美国西海岸代母协会理事

现在世界上允许代孕的国家有美国（部分州）、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印度、泰国、俄罗斯等国，美国JP代母公司CEO Barbara Molnar表示，其中最为宽松的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代孕法律，这也是加州被称为“代孕圣地”的主要原因。而瑞典、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国家则立法禁止代孕行为。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对于代孕是否合法这个问题争议还很大，实施的规范程度也不同。只有在法律可靠支撑的条件下，代孕才可能安全实施。

▲秦怡

美国美孕医疗中心副总裁

试管婴儿资深顾问

亚太生殖大会特邀专家

第62届太平洋海岸生殖学会年度会议代表

试管婴儿资深顾问秦怡表示，代孕犹如一把双刃剑，它给一些不孕症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希望，但这一技术引发的复杂的伦理、道德、法律问题，仍需要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进行深度研究。是不问一切的全面禁止或放开？还是合理疏通，因势利导，在全社会的监督下，合情合法的建立其正确的行为规范和实施途径？代孕的现状，有待于全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