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最擅长用白描手法叙述生活，语言朴实无华。书中描述的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说的是刘高兴和他身边人的事。刘高兴原本不叫刘高兴，原名刘哈娃，是一个志向远大的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西安人。他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和乐趣。他捡破烂但是却会吹箫，有那么点阿Q精神。他本属城市里大家选择视而不见的一群人，离阳春白雪迢迢万里。这本书却为他们塑了个像。

刘高兴的爱情——洗发屋的妓女孟荑纯是他的梦中情人，因为想为哥哥的死伸冤，沦落风尘，最终因为卖淫嫖娼被逮捕。

刘高兴的友情——死党“五福”最后因为与高兴想多赚点儿钱，解救孟荑纯，早日攒够钱与老婆孩子相聚，在挖管道的时候脑淤血死了。

文章最后与叶落归根如出一辙，高兴（刘老根的角色）背着五福的尸体，辗转回乡，种种艰辛，还是未能如愿。

这些命若蝼蚁的众生，生活艰辛却在小狡猾中带着善良。近乎于挣扎求存的经历让人不胜唏嘘，几乎不相信在如此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有如此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他们的存在，为这个城市所倚重，必不可少，但这个城市又像吞土机一般毫不留情地咀嚼着他们的生命和精力。有的，被翻上了一个层次，有的，就不幸被消耗了，让人看了心生怜悯。高兴说: 一样的瓷片，为什么有的就贴在了灶台上，有的则铺在厕所的便池里?

同样是人，只因出生地的不同，就产生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这是值得当道者制订规范，保护弱者的。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比，永远是文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手法。

比如说，五富和刘高兴。他们同生同源,来自的乡间。五富扯着刘高兴的衣襟走进了西安城。划地为牢般从来不离开自己的地盘兴隆街，只走“兴隆街一废品收购点一池头村”三点一线的路。他绝对不可能独自从西安回到家乡，他的恐惧之一就是叶落不归根。他本末倒置地完全不懂健康，执著于乡下的粮食观念，饭食一点不剩，宁可吃撑了自己。他不会自己保藏和邮寄收卖破烂挣来的钱。他不懂也不愿接受城市规制，不明白甚至嘲笑为什么乡下的北瓜被叫做南瓜，“鸡爪”叫成“凤爪”。他没有刘高兴“小草不自卑”的态度，永远只顾眼前微末的机会。五富木呐如闰土，只能被生活俘获，甚至还不如黄八那样有愤怒，会发出对权势的些微抗争，他永远做不了自己和社会的主人。

刘高兴与他最大的差别在于想象力和其自律，他仍有追求。很多人觉得高兴有点装。明明身在底层却总是保持自己不愿同流合污的气质和内涵。其实恰恰这是我最欣赏的部分。高兴，这个与众不同的灵魂，无奈地被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教育水平局限在最底层，但那也没有阻碍他以语言上的闪光点，行为上的严于律己，思想上的哲学性，甚至还有美好的萧声，点点滴滴地以超越其本身境界，独一无二的形像走入周围人的眼界里，走入读者心里。让这个功利的世界，以及被各种生活压力压制的近乎麻木的人群，看到了出乎他们意料的，不一样的彩虹。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虽然刘高兴保持有良好的积极的心态，但有时依然是无奈的。他不得承认了自己的悲哀与无奈，文中写道“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我懂得太少，我的能力有限。”

另外的对比，则比较深刻了。比如城乡，比如阶级，比如做人的本质。书中的韦达应该属于世人眼里的成功人士。高兴曾经一度以为韦达是正人君子，却不想在真正要他做些什么的时候，韦达撇的一干二净。

历史深远的城乡意识是难以更进的。身体的越境迁移容易，精神却难以穿越有歧视的文化空间。很多流于表面的尊重，表象下面却是知识文化层面的鄙夷。比如当韦达层次的人开始茹素时，他们为五富和高兴加了荤菜。—只有穷的人、愚的人还嗜荤。

书中锁骨菩萨是一个意念话的象征点。很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感觉。有多少低到尘埃里的人，其实有如圣洁的莲花，让人不得不相信，或许她们真的是来人间度劫的。对不起她们的，是这个烟火气十足，污浊的世界。

贾平凹近年来一直关注底层人的生存状态，《高兴》是一份留给历史的社会记录，是透过小说中故事、人物、命运，照射给读者的一方欲哭无泪、唏嘘不已的人间舞台。

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的襟怀如同涨墨，彻底吃进了字里行间。这也是为什么用工笔写实的手法写就的《高兴》，看起来让人如此揪心，如此对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原因所在。

(贾平凹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