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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建光

来源：金融时报

北欧国家由于其经济稳健、创新能力突出、社会福利水平高多年来备受推崇。

今年欧洲之行，笔者到访北欧企业，再度被当地经济增长、创新企业林立以及北欧人在高福利的政策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所折服，让笔者不断思索北欧经济模式的优势与精华。但同时，这次北欧之行也遭遇不快，斯德哥尔摩出租车肆意欺诈乘客、警察反而支持司机强迫乘客支付高昂车费，也让笔者深感北欧模式也有不足。

最有幸福感的北欧经济模式

之所以说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冰岛等北欧国家有些与众不同，首先在于居民的幸福感是全球最高的。此外，相对于受到金融危机拖累的其他欧盟国家，北欧经济似乎很有韧性，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非常有限。大体上北欧国家经济增长一枝独秀，财政情况稳健，就业情况良好，体现了北欧国家较强的竞争力。

从经济增长来看，北欧国家表现稳健,特别是瑞典和冰岛尤为突出。其中，2015年瑞典经济增长便超过4%，2016年的GDP初值也达到3.3%，在欧盟国家中名类前茅；冰岛虽然曾在金融危机中遭遇重创，而如今也从国家破产的困境中走出，去年经济恢复了7.2%的增长，令人刮目相看。

相对而言，芬兰虽然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在2012-2014年内陷入衰退，但近年来情况也明显转好，去年增速恢复到1.4%；此外，挪威和丹麦也保持了1%以上的增长。

而从债务指标来看，北欧国家的财政状况又相对十分稳健。除了冰岛曾在欧债危机之时，债务情况有所恶化，瑞典、挪威、芬兰、丹麦即便在欧债危机之时，债务情况仍然良好，赤字率占GDP比重均控制在3%以下，债务占GDP比重低于60%警戒线，挪威甚至是少有的连年实现财政盈余的国家。

走出欧债危机后的北欧国家如今财政情况更加健康，IMF甚至预计2016年冰岛的财政盈余占GDP比重有望达到11%以上，财政重塑快于欧盟普遍水平。

此外，从就业情况来看，北欧国家普遍享受高福利，享受舒适的工作环境，但在危机中，由于经济和财政受到的冲击较小，北欧的失业率普遍较低，成为一个成功跨越危机的典范。

2016年欧盟的整体失业率在8.2%，欧元区的整体失业率为9.6%，近年来又持续降低，而相比之下，除芬兰以外，北欧国家的整体失业率均较低，冰岛、挪威的失业率在5%以下，丹麦和瑞典的失业率在6-7%左右，芬兰的失业率寽高一些，约为8.7%，但也与欧盟的平均水平接近，就业问题在北欧国家并不突出。

而在北欧工作的那几年，也让笔者深感北欧模式的优势所在。在高福利下制度下，北欧人大多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很多人把工作作为乐趣而非压力，整体工作时间有限。比如，在芬兰央行工作期间，正常时间是从早晨九点到下午4点，基本不加班，保证了劳动者能够有足够精力和时间给自己和家庭。此外，法律还有规定的咖啡时间，让员工在上下午的工作中都可得以休息。这种不急不躁的工作方式使得北欧人看起来十分平和。

但即便这样，工作效率却并不低下，劳动者很少有偷懒，反而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非常重视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劳动者的自律性也非常强。在芬兰工作，如果生病需要休息，3天以内的病假是无需向公司提供证明的，直接通告一下即可。北欧公司这种普遍强调工作舒适和倡导自由，而劳动者依然能保持高度自律的工作状态，从微观到宏观，企业良好运行使得经济和财政长期保持稳健，是令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北欧模式。

提倡创新是北欧模式的精华

恰恰是北欧人闲适又自律的工作状态，为北欧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空间。实际上，虽然北欧国家普遍较小，但其创新能力始终在全球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

根据彭博社的全球经济体创新指数，瑞典在最具创新的国家中排名第二，同为北欧的芬兰和丹麦排名第五和第八。沃尔沃、爱立信、宜家企业也一直的是瑞典的骄傲。在笔者看来，正是北欧人看似闲散的工作状态，可以使得劳动者充分追求自身兴趣所在，专注投入工作本身，而非财富和压力，成为创新发展的原动力。

当然，北欧制度上的不断探索与改革也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欧曾就劳动力市场、养老制度、医疗体制等福利制度进行改革，试图从机制上鼓励劳动，而非养懒人。

如在劳动力改革方面，缩短失业保险年限鼓励失业者尽快就业，并将失业保障金授予参加就业在培训和提高就业能力培训的人；养老保险方面，灵活退休年龄，工作年龄越长养老金越高；医疗改革方面，大举引入私人部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等等。

除此以外，北欧对教育和创新的支持也是领先欧盟的。以瑞典为例，其已连续20年保持研发经费占GDP比重3%以上，在全球名列前茅，并致力于在2020年进一步加大研发支出占比达到GDP的4%。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北欧国家的创新能力也居于全球领先水平，在创新能力分类指标中，瑞典、丹麦、荷兰分别列全球第二、第五和第八位。

北欧模式的问题

尽管如此，北欧模式也并非理想中的乌托邦，笔者此次北欧之行也难得遇见了北欧模式的另一面。举例而言，笔者此行曾在瑞典打车从酒店去机场，本来一切顺利，但下车后的车费是从机场去宾馆的5倍，合人民币2000多元。面对这天价账单，即便后来叫警察介入也表示无可奈何，只能照付，否则将面临法律处罚。

后听闻，在瑞典乘坐出租车“挨宰”乘客不占少数，甚至有不少乘客面对天价账单逃单被通缉的现象。但这种对行业的保护广受诟病，据了解，瑞典出租车市场经历市场化改革后，出租车取消准入门槛，并且为了保护出租车司机，司机和公司可以自主定价，意味着乘客一旦搭乘出租车，便需要接受司机的定价，即便是价格明显不合理，超出三大出租车公司的数倍价格，也受到法律支持，消费者无法拒绝。

这样准入自由化加上过度保护行业人员的行为让笔者深感意外和不解，在笔者看来，如此倡导行业自由副作用明显，即造成消费者保护不力，从某种程度来看，负面影响巨大的。

除此以外，高福利政策也面临移民带来的挑战。北欧国家对于老人和儿童的支持巨大，以芬兰为例，一般情况下，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收入，国家都要提供住房保障。

可以看到，社会公平化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但伴随着难民与新移民大量进入，这样的保障是否可以持续也面临财政负担。同时，欧洲大陆反移民倾向有所加强，如德国默克尔虽然赢得大选，但因为接受百万难民，支持率大幅下滑，联合组阁给政治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而在瑞典和芬兰，反难民情绪也有所上升。

综上，笔者认为，北欧国家确实有其优势所在，其鼓励创新以及推动的劳动、养老、医疗等方面供给侧改革为北欧国家保持稳健增长提供了源泉，值得借鉴。但其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对从业者的过度保护以及近年来高福利政策与难民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有所增强，未来也存在改进空间。

与中国相对比之下，笔者也不得不感慨，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居民收入大幅提升，中国企业跨国收购欧洲企业，如吉利入主瑞典工业骄子沃尔沃等，这些都是在以前难以想象的。

1992年笔者从中国上海到芬兰留学，当时上海的学生公交月票仅为6元，而在芬兰一次公交车票就要人民币12，生活消费差距悬殊。而在当时芬兰的大学生收入也要超过1万元人民币，比上海当时的约为1千元不到的收入高出十倍之多。当然，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问题，此时参考北欧经验，更多的促进社会公平和福利的改善，推动创新的供给侧改革，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经济良性发展提供很好借鉴。

来源：金融时报  作者：沈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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